數字媒體會改變人際交往的本質嗎

　　數字媒體會改變人際交往的本質嗎

　　　作者：唐悅哲 董晨宇

　　社會心理學家雪莉·特克爾在《群體性孤獨》中表達了這樣的焦慮——雖然信息技術把溝通的門檻降到最低，但由于長久停留在淺薄甚至虛偽的線上交往中，人們在現實生活中正陷入更深的孤獨。是啊，線上狂歡，線下孤單，說進了多少人的心坎。

　　《交往在云端》

　　南希·K.拜厄姆 著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

　　但在新近翻譯出版的《交往在云端：數字時代的人際關系》一書中，作者南希·拜厄姆冷靜地以“我們應該始終對過于簡單的解釋保持警惕”反駁了以上觀點，并就如何看待數字媒體和人之間的關系提供了新思路。這一切，要從書中反映的兩個關于互聯網的日常迷思講起。

　　線上自我必然是虛假的嗎？

　　提到線上自我，拜厄姆先講了自己學生湯姆的“網戀”故事。湯姆想找個女朋友，就登錄社交網站，搜索附近與他興趣相投的女生并發去私信。很快他便開始和一位女孩聊了起來，幾個小時后他們交換了電話號碼，并相約共進晚餐。雖然他倆之間的化學反應是不可否認的，女孩赴約時還是帶了閨蜜一同前往。那晚過后他們順利交往，而女孩的家人直到參加湯姆的畢業典禮時還在感嘆：“哇，原來你真是個研究生！”顯然，女孩和她家人對湯姆的懷疑展現了許多人共同的擔憂——網上認識的人大多不可信賴，甚至極有可能是危險的。

　　由于在網絡上看不見彼此的身體，線上的身份總會使人感到困惑。人們會因此大肆撒謊嗎？他們會去傷害婦女和兒童嗎？在大部分人的想象中，網絡世界里的犯罪司空見慣，因為犯罪分子能輕易地通過網絡喬裝打扮，誘騙無辜者進入一段段虛假關系里，使他們遭受騷擾、綁架乃至進一步的傷害。但《交往在云端》則用調查數據呈現了這樣一個事實，與熟人關系中的侵害相比，陌生人之間的侵害極為罕見，網友實施的侵害更只占后者的一小部分。年輕人在網絡上遭受過真切的侵害，這一點不可否認，但對比美國前后互聯網時代的數據，孩子們在新媒體上受到的傷害不但沒有增加，反而還有所減少。

　　值得一提的是，人們還有可能在網上更加真誠。例如，我們偷偷建立的微博小號、豆瓣賬號，它們就像藏匿于網絡的“告解室”，也是自我伸展最舒適的角落。原因在于，雖然網絡上社交線索的減少降低了撒謊的成本，但分隔的時空和稀疏的線索同樣也減除了社交壓力，讓說謊看起來并不必要。

　　數字媒體切割了自我和肉體，創造了僅停留在言語層面的無實體身份。但作者整理的研究表明，多數人在使用新媒體時的行為方式與實體自我非常一致，或者更多地，以一種不太夸張的手段在不同平臺上修飾與經營著多重自我。

　　事實上，自我的多樣性并不是伴隨互聯網而產生的。身份研究者戈夫曼就一直認為自我在日常生活中扮演著多重角色，就像面對我們在領導、親戚、朋友不可能說一樣的話。這樣一幅圖曾火遍微博：西裝革履的中年大叔畢恭畢敬、笑容可掬地站在大家面前，而背后的梳妝鏡卻出賣了身著性感黑絲的另一個他。一旁的配文為：朋友圈里歲月靜好，但我卻在微博蹦迪。現代人何止這兩幅面孔呢：知乎的我們有理有據，豆瓣的我們清新文藝，抖音的我們幽默風趣……在不同的網絡平臺，面對不同的人，我們可以借助不同的網名、頭像、照片、隱私設置等線索來策略性地呈現多個“我”。由此可見，線上線下的自我之間也是若隱若現地延續著的。站在這樣的角度來看“線上虛假，線下真實”這種二元對立思考，就是一種過于簡單粗暴的判斷。

　　線上關系注定是膚淺的嗎？

　　作者拜厄姆在書中分享了自己曾經做過的一項小調查，她請受訪者分別評價面對面溝通、電話溝通和網絡溝通，得到的答案大同小異：面對面溝通更私人、更親切，因為我們不僅能聽到對方在說什么，還能觀察到對方的表情、動作、語氣、聲調，其次是打電話，至少能有聲音上的滿足，相比之下，網絡溝通雖然方便，卻最沒有人情味。

　　這種結論似乎也和我們的直覺相符。畢竟中介化的交流只能承載有限的社交線索，所以人們不免對它有這樣一種擔憂，即線上溝通會讓人際關系變得日益淡薄與匱乏，甚至引發敵對性矛盾。

　　但事實果真如此嗎？拜厄姆的調查表明，經歷一年左右的發展后，線上關系和線下關系的質量并沒有明顯的差異。事實上，即便是在看似最為貧瘠單調的純文本媒體中，人們也在想方設法展現情感與親近性，調動各種方式來彌補社交線索的缺失。我們可以很容易地在自己和周圍人身上找到相關例子：比如年輕人把“你是不是傻”寫作“你4不4灑”，以此來表達無惡意的戲謔和調侃；再比如近期流行的xswl（笑死我了）、zqsg（真情實感）、dbq（對不起）等從粉絲群體演繹出來的語言變體，也為營造友好輕松的談話氛圍提供了充足的資源。亨利·詹金斯在《文本盜獵者》中提出了類似的觀點，即粉絲并不是盲目愚昧的“文化白癡”，相反，他們在積極地參與和消費媒體內容，也從其中建構屬于自己的文化。

　　與此同時，人們對于數字互動的熱情與需求也在不斷重塑媒體本身。開發者們回應著用戶的創意，在社交媒體中開發出表情包、語音、視頻等越來越豐富的交流形式，如此一來，繽紛多彩的社交線索得以通過中介進行傳播。盡管中介化交流呈現出來許多新的特質，這背后還要歸功于強有力的文化力量，因為無論哪種語境下，文化都在深刻地影響信息。

　　對于人們普遍擔憂的另外一個問題，即線上交往增加之后，會不會造成脫離物理現實，減少線下相處的時間，拜厄姆的研究尚不足以支撐我們對此做出明確的判斷。但她的調查顯示，媒介使用和面對面交流的頻率正向相關，即那些喜歡使用數字媒體維系社交關系的人往往是社交需求度比較高的人，也更愿意進行面對面交流。也就是說，新媒體不會用虛假的模擬來削弱或替代真實的參與。

　　當然，社交行為本身是圍繞特定的文化背景展開的。拜厄姆的調查樣本基本來自歐美國家，所以部分結論可能存在局限。兒童過早使用社交媒體會帶來什么影響，亦不在此書的討論范圍。但我們能從以上兩個迷思的探討中，看到該書的價值——它讓我們跳出慣性思維，探索更多技術與人類相互作用的更多可能。圍繞關系和數字媒體的問題并不能以簡單的烏托邦或反烏托邦視角來評判。技術只是起點。我們更應該看看包裹技術的社會文化，去感受兩者間復雜的化學反應。又或者，也許只有當這種新技術被馴化為熟悉的事物時，我們對其社會意義的評判才能更為冷靜和理性。

　　事實上，世界沒有因為數字媒體的出現，單純變得更好或者更壞，而好壞與否也不是我們討論數字媒體的終極目標。我們期待的，是新技術和人類之間會擦出怎樣的火花。正如作者所言：“當我們在談論數字媒體時，我們實則作為個體、群體和社會在談論我們自身。當我們通過文字、對話、隱喻、圖像等方式展現這些陌生的人際交流工具時，我們也在集體討論著人際關系究竟是什么，以及我們期待它成為什么樣子。”

　?。ㄗ髡邽閭鞑W者、《交往在云端》一書譯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