愿借丹青寫風神

　　愿借丹青寫風神

　　年前，出版社致電于我，言及籌劃再版《常書鴻傳》，這樁突如其來的“意外”，送了我一份非同尋常的驚喜。

　　擱下電話，腦海中首先回憶起來的，是37年前（1983年6月）與常書鴻先生在全國政協六屆一次會議時初次相遇的情形：一早起來我在香山飯店花園溜達，不料迎頭碰到一位霜鬢鶴發的老人，精神矍鑠，手拄一支紅木手杖，若有所思地在庭院中踱步。從胸前名牌上，我得知面前這位老者便是景仰已久的常書鴻先生——早在1962年，我在《人民文學》上看到徐遲的報告文學《祁連山下》，常老的大名就長駐我的內心深處。

　　作為“小字輩”的我，怯生生地向常老致意道：“常老，您好！”常老停下腳步，看了一眼我的名牌：“你好……你也是文藝組的啊？你是做什么工作的？”常老一口“杭州官話”，換了別人，可能還真不太好懂。偏巧同為浙江老鄉的我，理解上沒有半點障礙。我回答說：“我是一名作家。”常老似乎馬上來了興致：“你是作家啊？——那你有沒有去過敦煌？”我回答說還沒有機會去過。“那你一定要去一趟，去看一看敦煌！”常老干脆利落地說道。這就是常老“言必稱敦煌”的談話風格。

　　每一次小組會，常老不發言則已，一旦開了口就滔滔不絕，所言所說自然除了敦煌還是敦煌……常書鴻一直有他“特立獨行”的風格，那就是在任何時間、任何地點都不掩飾其對敦煌的拳拳熱愛，堅持不懈為敦煌大聲疾呼。

　　翌年夏天，我沿青藏線，一路采訪到三危山下，在莫高窟前，我又一次巧遇回敦煌“探親”的常書鴻夫婦。那天，雖然只是匆匆一覽，被敦煌深深震撼、被莫高窟的光芒照花了眼睛的我，難以形容心中萬千感受。我說不盡它那無與倫比的輝煌，但是，怎么也忘不了皇慶寺中那一鋪又硬又冷的土炕、那一架老式得不能再老式的望遠鏡、那一只龜裂的邊邊角角全磨白了的黑皮公文包和那一盞擱在窗臺的小小的煤油燈……常書鴻與敦煌，又一次深深嵌入我的心中。

　　有關敦煌和常書鴻的寫作，使我有機會再次學習和了解博大精深的藝術寶庫敦煌，走近用畢生心血守護敦煌藝術的常書鴻，了解與常先生一道工作過的眾多文化工作者。是他們崇高的精神和富有魅力的文化品格，極大地感染并鼓舞了我，是他們忘我而出色的工作，使我在深入采訪時始終燃燒著創作熱情。

　　于是，我在酷暑中二次踏上西行路，在滾滾沙塵中再度來到莫高窟、榆林窟、西千佛洞……從蘭州到敦煌直到黨河邊，我訪問了一群前赴后繼的文保工作者，一群和常書鴻同具品格的知識分子。對他們的訪談記錄，是我行囊中漸積漸滿的寶貴財富。仲秋時節，我徜徉于巴黎和里昂的博物館，親見了館藏的常書鴻精品畫作……在那些緊張忙碌的白天和黑夜，我一次次經歷著感動和震驚，在面對這些感動和震驚時，我的精神和靈魂也經受著煎熬和提煉。

　　我不止一次地想起這句話：在面對敦煌的四百九十二個洞窟、兩千座彩塑、四萬五千平方米壁畫時，你無法不感受心靈的震顫。于是，在縱深了解這位“敦煌守護者”的九十春秋時，我也無法不為他的一生所歌哭所涕泣。于是，我的心終于在“大也，盛也”的敦煌烈焰中重燃；于是，所有的辛勞都化作使命式的欣慰。

　　“大也，盛也”的敦煌，與敦煌共命運的“守護者”，使我借力無窮。深入采訪，反復研讀有關資料，幾經修改，我終于在兩年后完成初稿。我終于將一件珍貴沉重的負荷物背上敦煌這座文化大“山”：我所面對和跋涉的，的確是一座了不得的“山”——無與倫比的敦煌藝術，是中國文化璀璨而厚重的大山。如果將以常書鴻為代表的一群民族文化工作者縱橫捭闔地寫下來，那是寫上幾十萬、上百萬字都難盡意的。

　　曾經有人說過：沒有任何一個人在看了敦煌后，會無動于衷。而我在寫完此書和這篇序文時的第一個念頭和最后一個念頭，始終都是：但愿沒有一個人看了此書后，會對常書鴻無動于衷！

　　（《此生只為守敦煌——常書鴻傳》：葉文玲著；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此文為該書序言，本版有刪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