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創造力打開詩意的遼闊世界

　　用創造力打開詩意的遼闊世界

　　用創造力打開詩意的遼闊世界

　　——關于韓子勇詩集《博格達》及其他

　　韓子勇的寫作，可分為“新疆時期”和“北京時期”。前一個時期，他完成了文學批評家和文化學者的雙重身份建構。2012年離疆赴京，標志著“北京時期”的開始，這抑或是某種程度上的“后新疆時期”。一個顯著標志是他重返詩歌，承接并延續20世紀80年代詩歌創作的愛好和熱忱。于是，就有了他的第一部詩集《博格達》(山西教育出版社2019年12月出版)。

　　“思”與“詩”有機融合

　　韓子勇稱這些作品是從20世紀80年代到現在，“一些個人心緒的浮點”。《博格達》意味著他寫作身份的又一次刷新。相比于文學批評和文化研究，這些作品更具個人化色彩和個性化風格——一個批評家、一位學者，其實骨子里是詩人。從“思”到“詩”，《博格達》的綜合抒情，是一位批評家詩人或詩人批評家的長調和詠嘆。

　　1998年，36歲的韓子勇出版文學批評專著《西部：偏遠省份的文學寫作》，榮獲第二屆魯迅文學獎。對“西部文學”的深刻洞察、對地域性的獨特思考，是這部專著的核心和基石。之后，韓子勇轉向文化研究，關注的母題仍是“西部”和“新疆”，內容包括那里的歷史、傳統、藝術、史詩、民歌等。

　　縱觀韓子勇“新疆時期”的文學批評和文化研究，“思”與“詩”的有機融合是最大的風格特征。這使他的文字和表達獲得了溫度，遠離了學術研究的枯燥與干澀。敘事、抒情和思辨，在他那里常常是合一的整體性存在，是一個密不可分的有機體。他的思考方式和語言風格，呈現出更多濃郁的詩性色彩。

　　因此，這本詩集《博格達》并不意味著一位沒有根基和來由的新詩人的脫穎而出，而是持久“潛伏”于批評家和文化學者身份之下的一位資深詩人的顯影和重臨。

　　對“云時代”的凝視

　　“北京時期”是韓子勇詩歌寫作的持續爆發期。工作的變化和生活的變遷，成為改變語言方式和書寫方式的契機。這是一個重新發現和自我喚醒的時刻，也是如他所說的“意義的光，劃過一道拋物線，過早墜下，快要落到地面、落到虛無了。但也似乎解除了局限，豁然間開闊起來”的時刻。《博格達》是語言減法、思想提純和抒情蒞臨的結果，也是“云時代”云下凝神和虛靜的產物。

　　組詩《大有》是“北京時期”的代表之作，同時關注現實和內心，思想性和抒情性并重，兼具審慎的獨白和銳利的哲思，并且不乏自我考問。一種內省的、辯證的詩學，在他的字里行間游走、駐留：“沒有對錯和意義/沒有捷徑和驚喜/命運的鋒刃/剝開一切虛情假意/……所有的美/都帶一點丑/如同沒有完美/如同隱隱的羞愧”(《所有的美》)。這使我想起同一時期詩作中“很多壞/如同好”的辯證和悖論，“世界相安無事/令人心碎/語言很難說清/那種壞”(《很多壞》)，這是詩人惆悵與憂慮之所在。

　　詩的辯證法，打破了二元論和二元對立，是一種百感交集狀態，但不是一種無謂的自我糾纏，它同樣體現對世界的無限理解、體諒和尊重，因而恍然有悟：“是誰觀棋不語真君子/是誰對弈如神著先機”(《黑天鵝》)。唯有“遼闊的孤獨，領我到心里”(《光芒萬丈的理想》)，這才是一種新的理想、新的光。

　　從另一視角來說，“遼闊的孤獨”呈現出一幅奇異的現代性圖景：“浩浩蕩蕩的人類/從眼前通過/善心和惡意/大白話和潛意識/史詩和囈語/超我、自我和本我一起登場……”(《互聯網》)。這是一個切身的、富有洞見的觀察，體現了詩人的史詩視野和現實關懷。“云時代”是地域、歷史、現實和虛擬世界并置的時代。“云時代”似乎天涯咫尺了，似乎打破了種種界限和壁壘，似乎充滿了沒有交流障礙的“群島上的對話”。但是，新的疏離、冷漠和虛無，正在形成一座座新的“孤島”。自我，亦以分裂而合一的“超我、自我和本我一起登場”。詩人充滿狐疑和警覺，“從流言到嘀咕/從八卦到陰謀/消息的大洪水/鋪天蓋地/淹沒人寰”(《消息》)。在“消息的大洪水”中，靠岸、登陸和救贖，似乎需要依靠“懷念”來實現：“我很懷念/沒有消息/緩慢平靜/陽光燦爛如七星瓢蟲/一動不動的日子”(《消息》)。

　　對新疆充滿拳拳深情

　　當然，“北京時期”并沒有與“新疆時期”割裂，詩歌中內在的血緣和經脈沒有斷裂，就像“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回”，是一條大水下來的。“北京時期”某種程度上來說也是“后新疆時期”。是的，“新疆”是《博格達》中反復出現的主題，也可以說是最重要的主題之一。

　　新疆是韓子勇的追憶與回望、渴慕與眷念，充滿了拳拳深情。在組詩《一半歡喜 一半憂愁》《完美的旅途》中，他寫出了這種赤子般的深情，這種百感交集。“如同你的最甜和最苦/……也如你遼闊的面龐/一半歡喜 一半憂愁”(《致新疆》)。這些作品，如同蒙古長調，如同刀郎木卡姆，一種草原詠嘆，一種曠野搖滾，“隨風過山崗/綿綿青草地/歡樂復憂傷”(《長調》)。

　　展讀《博格達》，韓子勇離開新疆前夕寫下的作品，尤其使我感同身受，產生強烈共鳴和惺惺相惜之感。“離開”意味著“憂傷的潮水漫過額頭”，而且“這憂傷像沙棗樹流出的膠液/……每一場秋雨就更多一些/剛結痂凝固又開裂迸出/不知道什么時候才能停住”(《一想到就要離開你》)。對已過中年的人來說，離開一個久居之地，是在場后的不在場，是挪移、隱跡、撕裂，也可能是“克服命運”。他把自己的“離開”比作一塊戈壁石的“出走”，“我走后空下的那個小窩/只有拳頭那么大/但給我留著/別長草也別讓沙子埋住”。無論大還是小、粗糙還是溫潤、美玉還是僵石，都是戈壁灘上的“命運共同體”。“現在我就要走了/帶著洗不掉的大戈壁氣息/帶著石頭鋪出來的記憶/我到哪里/都只能帶著你們的模樣/我到哪里/靈魂都會悄悄回到原處。”(《我這塊石頭》)

　　韓子勇有很深很濃的戈壁情結、曠野情結和綠洲情結，這與他出生在新疆生產建設兵團有關，這里是他的“原處”和“原點”。作為一部詩畫集，《博格達》中，詩與畫相得益彰，互為鏡像和鑒證。數十幅繪畫作品，顯示出他的另一種被喚醒和激發的才華。荒原、戈壁、林帶、小路、胡楊、紅柳……是圖像的追憶和回溯，也是另一種詩。詩里、畫中，他的記憶之鄉總有一條空蕩蕩的黑帶子般的戈壁路，從冷冷清清的早晨到彤云低垂的黃昏，走著以荒原為家的跋涉者。“在路上”“跋涉”“漂泊”“游走”等，是典型的西部意象，是一個渺小的個體對西部廣袤空間和無盡戈壁最深刻的體驗與記憶。他說“我喜歡在戈壁長旅”，事實上就是對自由、遠方和無限的體驗和追尋。

　　智性而浪漫、抒情而內省、簡約而奔放，是《博格達》的總體風格。其中有些作品，具有西部民歌率直而誠摯、熾烈而酣暢的特點，記錄了詩人的人生體悟和心路歷程。詩集取名為《博格達》，富有象征性，意味深長。博格達是東天山最高峰。“三峰并起插云寒”，如同三位一體的懸空寺。它遠離塵囂，超然物外，仿佛在召喚游子，召喚流離失散的人再度回返：“博格達呀/趨炎附勢的人消遁了/空空如也的戈壁灘真好/萬里驕陽/一畝陰涼//您凌亂的額頂和眉骨/白銀閃爍/結滿冰霜/眼睛瞇成一線/巡脧遠方”(《博格達》)。博格達既是精神海拔，也可視為精神自喻。“我到哪里/靈魂都會悄悄回到原處”。博格達就是一個原處，是戈壁情結和新鄉愁的落腳點、歸宿點。

　　詩，是美善、求真和希望的保險柜。韓子勇在本質上遠離優柔寡斷的思鄉病，而是堅定果敢的行動派，是一位用創造力打開遼闊世界的人。他用詩抵抗和轉化自己的新鄉愁。如此，詩在對虛無的反抗中，終于真真切切地抓住了那么一點點光。

　　如同詩人昌耀的“前方灶頭/有我的黃銅茶炊”，我深深記取和反復吟詠《博格達》中這兩句詩，“茫茫的沙塵和冷雪間/有一畦青翠閃動”。

　　(作者：沈 葦，系浙江傳媒學院教授、中國作協詩歌委員會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