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人家的書架，為什么充滿魅力

　　別人家的書架，為什么充滿魅力

　　別人家的書架，為什么充滿魅力

　　朋友來我家，多半會有蹲下來的時刻。無他，都是因為我那書架的特殊構造所致。那是一個從淘寶購得的立式書架，純白色的格子參差錯開，以適應不同體積的書本擺放。沒有萬歷柜的文雅，也缺少系列精裝本林立的震撼，可它就是能輕輕松松讓房間里的裝飾畫、擺件和植物都失了色，牢牢鎖住來訪者們的目光。

　　我曾有意做過一個小實驗，發現每次去廚房切完水果回來，對方往往正“屈尊”一蹲，好細細打量最下面一排的“書景”。

　　與“書非借不能讀也”相通的，是“別人家的書架總是充滿魅力”的道理。它首先滿足的是窺視和拜訪他人靈魂的欲望，因為書架是私人化旨趣最直觀的呈現，通過人的外表看起來模糊不清的，掃一眼書架便一目了然。

　　《紐約客》雜志曾專門通過一組漫畫揭示道：看完別人的書架，不對對方品頭論足是多么困難。布滿“必讀推薦書目”的書架，怎會不讓人產生“困在高中時期”的印象？在零星幾本書邊還擠個魚缸的，也難逃“有風格但膚淺”的判斷。唯有高高的書架堆放著略顯雜亂的書，最好旁邊再備上個書梯，才會被贊“真正的讀書人”。

　　當然，真正的讀書人有時是不愿輕易把書架示人的，或許是因為其間掩映著太多思維的痕跡，或許是因為那是內心深處最私密的“瓦爾登湖”。所以據說平時待人總是很親切的董橋先生，在被邀拍攝家中書房場景時，都會立即笑著打斷：“不行不行，這種事怎么可以，可不能讓那么多人看。”

　　根據主人風格的不同，逛書架的樂趣點也會有所差異。對于比較熟識的朋友，大可以直言不諱地互相點評，順便揶揄下譯本和版本選擇的失手。比如我那本中學時期購買的《紅樓夢》，就總被吐槽選得太不專業。所以此后入手經典書目時也學著講究起來，至少要先跑到豆瓣上比一比版本優劣再定。有時候在書店里翻到一半的書，也會意外地在朋友的書架上發現，于是只要一個眼神，便能借回家繼續輕松讀完。而有些朋友的書架，則是自帶“警鐘”功效：每當看到其中最新被碼上的學術書籍和從頭至尾的勾畫與筆記，自己都會默默發誓把封存在書箱里、閱讀徘徊在五頁左右的哲學經典重新翻出，爭取這回一次看完……

　　比起書籍本身的靜默無言，逛書架其實是一個能引發講書和聊書的動態過程。愛去書店的人可能會有這樣的同感：無論宣稱自己怎樣興趣廣泛，我們對于其間書籍信息的接收總會被既有經驗限制。就像我每次去外國文學一區，就習慣性直奔自己熟悉的海明威、蘇珊·桑塔格、伊恩·麥克尤恩等幾欄。類似朱利安·巴恩斯、赫爾曼·黑塞等作家的作品，幾乎每次都會看到，也次次都有種無從下手的困窘。因為有關這些作家的背景知識我了解太少，自己也全然不知道他們試圖探究何種人性問題、擅長勾勒怎樣的文學世界。于是到我這里，他們便難免明珠蒙塵。

　　后來我發現，對于這些難以開發的“冰河”，熟人推薦總是充滿溫度的破冰利器。所以每次拜訪別人的書架，我都很享受拿起一本陌生的書后被“科普”的過程。從發現雜志書的閱讀樂趣，到翻看某位小眾荷蘭作家的短篇小說集，再到能梳理清楚馬華文學的大致脈絡，這些我此前的知識盲區，都是在朋友的書架解說中被慢慢填補起來的。而這些“深礦”，必要站在他們的書架前才能挖得清晰透徹，不然在趕場式的飯局或聚會中，又哪能輕易發現這些隱匿的、妙趣橫生的角落？

　　除了身邊親友，我偶爾也有機會一睹作家、學者的書架。兩年前，因工作關系，我有幸參觀了一位經濟學家的辦公室，并重點留意了兩個高大書柜中的“藏品”。其實到現在，很多書目都已記不清楚，可我卻始終忘不了當時的震撼感。中國、韓國、美國、埃塞俄比亞、南非、印度……那是我第一次在別人的書架上看到如此“全球化”的元素呈現。也許那一刻，所謂的“推薦書單”已沒有那么重要，學會像他一樣，努力把知識的探照燈拉遠、擴大，保持對更多種文化的好奇心，才是那個書架默默講述的讀書之道。

　　有意思的是，前段時間，我關注的一位美食博主也主動分享了他的“飲食書架”： 看完《食物與廚藝》三卷本，便能大致懂得烹飪在生物、化學層面的基本原理；一本《潮菜天下》，可以讓你在進入潮汕地區尋味時更有方向；林裕森的《開瓶》一書，則避免了葡萄酒品鑒時故弄玄虛的套路，以輕松曉暢的方式帶你觀賞“酒瓶里的風景”……而我也終于明白了為什么同樣是品嘗一道菜，他卻能輕松說出創意點在哪里，味道的搭配有何講究，而不只是刺激觀眾對食物的獵奇。

　　對于我這個外行來說，這位博主的導引無疑幫我打開了通往書店飲食類書架的專業路徑。現在不少美食類書籍的包裝都爭奇斗艷、奪人眼球，能否從中選出值得一讀的好書，還真是需要借力一雙專業的眼睛。

　　這兩天看了一部叫做《環形物語》的美劇，小女孩拿到一塊隕石，竟得以與多年后已為人母的自己相見。由此周而復始，形成一個個環形。這不禁讓我想起了自己有關逛書架的“環形物語”。

　　2007年，我在叔叔家的書架上發現了《世界是平的》這本書，并由此打開了對國際問題的興趣與想象，此后甚至還去讀了個比較政治學的研究生。10年后，已經畢業的我在華盛頓見到了這本書的作者托馬斯·弗里德曼，與他進行了簡短的交流。那一刻，站在10年兩端的自己好像實現了一場相遇。如果沒有當年與那本書的偶遇，我會不會成為另一個自己呢？或者說，誰能說叔叔家的書架，不是早就埋伏好的那塊隕石？

　　任冠青 來源：中國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