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就是一生一世都要為人民寫作”

　　“我就是一生一世都要為人民寫作”

　　——作家們在京共話“李迪的文學道路”

　　光明日報記者 李笑萌

　　8月30日，由中國作家協會和作家出版社聯合舉辦的“李迪的文學道路”研討會在京召開。

　　今年6月29日，以報告文學見長的作家李迪因病逝世，但他筆下那些有情感、有愛恨、有夢想的人物仍然在讀者心中活躍著。光明日報8月4日在一版頭條刊發長篇通訊《用生命書寫十八洞村的故事——追記作家李迪》，引發讀者廣泛關注。

　　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作品，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精神。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大地發生了前所未有的深刻變化，吸引著無數作家用火熱的筆尖記錄下這段史詩般的歷史進程。新時代應該如何更好地與時代發展同步、創作出無愧于時代的新的偉大作品？在研討會上，李迪秉承的“生活是口井，找到井有水喝”的創作理念被與會專家頻頻提起。

　　中國作協主席鐵凝說：“從公安一線到湘西苗寨，李迪都留下了扎實的足跡，每到一個地方，他都不是蜻蜓點水、走馬觀花，而是敞開他的心、以心換心去體會那里的生活和那里的人。”正因為如此，李迪才能讓采訪的人物愿意說心里話、聊家常事，才能讓筆下的人物鮮活靈動。

　　扎根人民為文學創作提供源頭活水

　　李迪紀實文學創作的井噴期是近十年，但其實從20世紀70年代在云南當兵開始，他的創作就一直與廣大的人民緊密相連。

　　作家雜志社副主編高偉表示：“在早期李迪的《遙遠的檳榔寨》《野蜂出沒的山谷》《傍晚敲門的女人》等小說中，也能看到大量來自生活的元素，是具有紀實性的小說。近些年來，李迪深入生活，用紀實文學的手法為時代記錄、為人民謳歌，作品中的素材對應的是火熱現實和時代精神，正是這種貼近于生活大地的姿態給他帶來了取之不盡的創作資源和激情。”

　　“平民化寫作是李迪一貫的追求，比如在他的公安文學作品中，主人公全部都是普通警察。他擅長用細節激活人物、激活生活現狀、激活世道人心。”中國社會科學院少數民族文學研究所原黨委書記包明德說。更令他覺得難能可貴的是，在李迪輕松的文字中能看到深沉的思索，這是作為現實主義作家所應具備的品格和立場。

　　在解放軍報原總編輯孫曉青看來，李迪的這種對小人物的關懷與早期的軍旅生涯緊密相連。“在云南師部宣傳隊當創作員期間，李迪寫過很多對口詞、快板書，我也深受感染。他的家國情懷從部隊里生發，隨著年齡的增長愈發成熟。他的最后一部作品《十八洞村的十八個故事》是國家扶貧攻堅的重點題材，李迪就像士兵堅守陣地一樣，完成了最后一項任務”。

　　真摯情感讓樸實的文字力透紙背

　　作家的激情與思索總是與時代的脈搏相呼應。要虔誠地“把心交給讀者”，傳達人民的心聲。

　　對人民的真摯情感是一位作家與生俱來的品格，同時也是在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實踐中，對寫作者自我品行的不斷陶冶和修煉。鐵凝說：“李迪沒有使用多么新奇的文字技巧、排篇布局，只是寫出他們的心，這些樸實的人物娓娓道來生活的故事，卻讓人感受到了蓬勃向上的時代精神，感受到中國的巨變和人民的偉力。”

　　“作家應該時時刻刻向百姓學習，關心他們的每一個細節。李迪始終覺得自己是一個小學生，是一個能為世上萬千事物隨時感動的人，他被采訪的人物感動著，又用這些人的故事感動了讀者。”文藝報總編輯梁鴻鷹認為。

　　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高洪波用“感情一堆、血肉一堆”來評價李迪的文字。李迪通過與采訪對象建立起平等的關系，挖掘到采訪對象內心深處的故事進行創作，這樣的創作方式充滿啟迪意義。他字里行間飽含的熾熱情感，賦予了文字直抵人心的力量。

　　作家的筆要始終為時代和人民而歌

　　時代需要什么樣的作品？讀者需要什么樣的文字？回顧李迪的創作道路，他從虛構的小說文體轉入報告文學創作，乃是李迪心中“讓自己的筆與人和時代匹配”的使命感驅使使然。

　　“他曾經說過‘我就是一生一世都要為人民寫作’，李迪與時代同頻共振，他說我們遇上了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這是最好的時代，是報告文學作家之幸。”在中國報告文學協會常務副會長黃傳會眼中，李迪身上有著報告文學作家的特質——愛國為民，“他不是正在采訪，就是正在采訪的路上”。

　　從早期的推理小說《傍晚敲門的女人》，到后來的《丹東看守所的故事》《警官王快樂》《聽李迪講中國警察的故事》《深圳警察故事》等作品，李迪對我國公安文學發展作出了很大貢獻。“很多人對公安文學感興趣，但是并不都是在思考如何寫好公安文學，其中也有一些人采訪公安題材是出于獵奇的目的。而李迪不是，他的創作以非常鮮明、正確的世界觀和價值觀作為基礎，即使面對負面的東西，也是以積極向上的態度，深刻嚴謹地去挖掘人性、反思社會。”全國公安文聯副主席張策說。李迪筆下的人物有血肉，他寫出了小人物的情感、夢想、掙扎，他們遭遇過磨難，但都通過奮斗力量煥發出人性的光彩，他們是這個時代的主人。

　　“今天我們要了解20世紀30年代到60年代太行山區的人民生活，還是可以從趙樹理的小說里去翻看。他的小說是那個時期中國鄉村社會發展的一面鏡子，但是這面鏡子不是生硬的，而是力求成長性地表現新的人物、新的世界，讓我們看到了激情茁壯的現實，是作家對現實農村狀況的真實反映，李迪接過了趙樹理的精神衣缽。”在中國作家協會創研部主任何向陽眼中，李迪和趙樹理一樣，都是時代的說書人。“李迪讓‘脫貧攻堅’變得親切可感，他的故事寫作似乎也在自覺地為作為故事講述人的作家主體證明，他通過發生在中國大地上成百上千個故事告訴我們，講好身邊的故事是多么重要。”

　　據了解，8月初，李迪遺作《十八洞村的十八個故事》由作家出版社正式出版。在生命盡頭，李迪用溫暖明亮的風格，情深意長的態度留下了最后一筆對時代的記錄、對人民的謳歌。

　　《光明日報》（ 2020年08月31日 09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