絲絲入扣 字斟句酌：《金史》修訂本出版始末

　　絲絲入扣 字斟句酌：《金史》修訂本出版始末

　　點校本《金史》修訂本 中華書局

　　元至正五年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刻本 國家圖書館藏

　　百衲本影印元刻本與明覆刻本 中華書局藏

　　　　《金史》點校本自1961年開始著手，至1975年出版，歷經了14載光陰。《金史》修訂本從2009年修訂方案評審通過，至2020年出版，歷經十余個春秋。點校本篳路藍縷，提供給讀者經分段、標點、校勘的可閱讀之本，從圖書館之秘藏刻本分身千萬，走向千家萬戶，功莫大焉。修訂本在點校本的基礎上精益求精，在校勘、標點、版式等多方面都有提升。半個多世紀，從整理規范到版式設計，從刻本到點校本再到修訂本，無時無刻不蘊含著古籍整理初始階段以學術為重、以讀者為重的探索與追求。

　　2020年2月，點校本《金史》修訂本上市，這是自2013年本系列《史記》面世以來，中華書局出版的第九種。此后還有《梁書》修訂本的出版。《金史》是元朝脫脫領銜編撰的官修紀傳體正史，記載了女真完顏氏部族時代、金朝建國至滅亡的百余年歷史。全書135卷，另附《金國語解》一卷，將近兩年即纂成，在元代官修的宋遼金三史中，成書時間最短，但被評價為“敘事最詳核，文筆亦極老潔，迥出宋、元二史之上”（趙翼《廿二史札記》）。在二十四史中，修撰質量亦居上乘。然而，歷代只有刻本、抄本流傳，未加標點分段，不便今日讀者閱讀。其點校本乃至今日之修訂本，皆為適應新時代讀者需求而生。

　　《金史》點校自1961年開始，至1975年出版宣告完成，前期在著名民族史學家、中央民族大學翁獨健教授牽頭組織下，由中央民族大學傅樂煥先生具體承擔，1966年中止。1971年點校工作重啟后，由張政烺先生繼續完成，中華書局崔文印先生完成責任編輯工作。

　　據檔案記載，1964年12月底傅先生向書局提交了《〈金史〉校點工作進行情況與問題》的工作報告，對《金史》底本、前人成果、本校、他校和標點情況詳細分析說明，并另附專文討論《金史》中人名、地名、部族、職官使用異名的情況和處理辦法，實為對此前工作的小結。這一時期自1963年以來，全國京外承擔二十四史點校工作的教授先生們，集中入住北京翠微路2號中華書局大院校史，傅樂煥先生是在京學者中唯一一位住書局校史者。他在前述報告中，提出需500個工作日完成《金史》的135卷工作。遺憾的是，未及完成，1966年5月傅先生自沉于陶然亭公園湖中。

　　1971年以后，二十四史點校工作繼續開展，《金史》工作由張政烺先生負責，崔文印先生承擔編輯整理工作。不同于專擅某方面的研究專家，張先生的學術成績表現在多個領域，在古文字尤其是金甲文研究、版本目錄學、歷史學等多方面皆有建樹。他曾負責中研院史語所的圖書管理和采購，多購藏線裝古籍，也曾參加馬王堆漢墓文書整理小組，擅楷書隸書，書局80年代出版的重要出土文獻類圖書多請他題簽。

　　張先生與書局的一層因緣，是開展《金史》有關工作。從1971年開始，張先生與白壽彝先生、啟功先生等一樣，集中在王府井大街36號書局大灰樓，共同參與二十四史點校工作。《金史》責任編輯崔文印先生曾撰文介紹，張先生風趣地把點校稱為“貼胡子”和“拔胡子”。當時編輯處理書稿，查找資料的情況、對標點校勘的意見不能直接寫在稿中，而是寫在浮簽即紙條上，貼在稿中疑問處。一本書責編一審完，貼滿“胡子”，有待張先生和二審、三審領導逐條在浮簽上寫意見，明確贊不贊同、出不出校，不必寫入點校本的“胡子”再拔掉。崔先生回憶，自此至1975年《金史》點校本出版，張先生日日與自己相對而坐，共同工作了四五年，完成了136卷《金史》的整理。

　　回顧二十四史點校的過程，由一位學者領銜，下邊多位學者參加，一所高校或研究機構承擔，對于承擔單位某學科的學科建設，有非常好的推動作用，對中華書局編輯部編輯的成長也大有裨益。《金史》就是典型代表。金代有關史料本來不多，但中華書局出版了一批遼金元基本典籍，其中很多都是由書局《遼史》《金史》《元史》責任編輯擔任整理者的。《金史》的責任編輯崔文印先生，整理完成了《歸潛志》《靖康稗史》等，《元史》責任編輯姚景安先生也整理出版過《元朝名臣事略》。這個工作需要數年如一日，面對一個專題下深功夫一句一句梳理過，有關正史的點校整理正是工作基礎。

　　從2005年開始，點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訂工程拉開帷幕。工作得到學界的大力支持，任繼愈先生、何茲全先生、王鍾翰先生、蔡美彪先生等以及數位當年曾經承擔具體工作的老先生，參加了數次編纂工作會議，季羨林先生在病榻上還寫了書面發言稿。各史修訂工作，書局確定主持人和承擔單位，一是首選延續當年優勢、學術團隊穩定的學術重鎮，如北朝幾史仍由武漢大學歷史學院承擔。二是希望由近年在斷代史、專題文獻研究方面有重大進展、實力雄厚的學術機構承擔，如《五代史》《舊唐書》交復旦大學陳尚君老師的團隊負責。《金史》修訂方面，傅先生、張先生已仙去，按照這樣的原則，最終決定聘請吉林大學歷史學院程妮娜先生承擔。程先生一直致力于東北史乃至遼金史的研究，在遼金政治制度史方面深有造詣，在跟隨導師張博泉先生學習研究的過程中，對金代的文獻研治也有很多積累。之后，她組織了十位在宋遼金各專題史領域各有所長的專家參與《金史》修訂。

　　修訂工程在點校本實績基礎上開展，既要復核原點校本的工作，還需吸收新見資料以及學術成果，工作的重要原則，是程序保證質量，具體體現在校底本、版本校、長編制、吸收前人成果、外審以及編校工作等各方面。

　　比如校底本。底本是新出版前用作文字依據的最主要本子，校對之前，并不知道點校本與真正的底本之間文字差異有多大。各史情況不一，不同時段完成的點校本處置方法和結果也不同。不少點校本不主一本擇善而從，并且不出校記，當年是為了滿足普及的需要，而現在則通過校底本，明確底本是不是這個字，根據哪個本子修改。《金史》點校本以百衲本為底本，又參校了殿本、北監本，并且擇善而從，現在為了知道和百衲本到底有多少差別，一一加以復核。用蔡美彪先生的話說，校完的新校記，哪怕是零也是成績，因為知道了點校本和底本的差別究竟有多大。

　　版本校要嚴格，是程序保證質量的另一題中應有之義。二十四史歷經抄寫刊刻，形成不同時期的版本，時有異文，為流傳過程中各種情況所導致，哪個更接近作者的原本，哪個更接近史實，千差萬別，決定了版本校必須嚴格。書局在修訂初期，為各史準備了工作本，不是徑以點校本工作，而是提供了版心小幅面寬的形制，方便將異文一一記錄在案，避免僅憑校對者第一次的判斷取舍，決定哪些留痕哪些抹去。新的修訂本《金史》，除校底本、復核殿本、北監本之外，還新校南監本、永樂大典本、晚清同光時期的五局合刻本，在版本的使用上有很大的提升。

　　二十四史修訂的另一規定動作，是做長編，需要每卷逐句過關，調查有無版本異文，前人研究對所涉史實有無不同校勘意見，將原書卷、頁、文字、校勘點、前人成果、文本逐一記錄，最終作出自己的判斷，建議出不出校、改不改字。可能一般人看重學術論著論文，小看校勘記，認為古籍整理就是標點而已，然而真正致力于此才會發現，往往一本薄薄小書，整理下來也會有幾條十幾條點不斷、弄不清楚意思的句子。據說當年武漢大學職稱評審時有評委認為，協助唐長孺先生整理北朝四史的陳仲安先生沒有著作，唐先生在會上說，“陳仲安先生的每一條校記，都抵得上你們的一篇文章”，這正是甘苦之言。

　　慎選底本、嚴校各本、撰寫長編之外，還需要廣泛收集歷代尤其清代以來至當代有關本史的研究成果，擇取能落實到文字校勘者加以吸收。我們可以想象20世紀50至70年代的老先生們，其實是拿著線裝書，憑學養去標點，對專門性問題靠研究解決，當時實際達到的整體學術水準非常高。相比之下，得益于近年的科技發展，我們可以借助數據庫，利用各種電子手段廣泛搜檢，因此新一輪修訂工作當中文獻使用范圍的廣度和深度都遠超此前。

　　經過數道工序的打磨，修訂稿進入審讀和編輯加工環節。審讀中，書局會邀請組外專家外審，從學術角度再把關。《金史》136卷即做了全覆蓋的外審，順利出版也凝聚了不少學界專家的心血。編輯中，修訂組提交的每一條長編、每一條校記都經復核，編輯意見逐一反饋給修訂組再核實，要求給出明確意見是否贊同。史文校記合排后，書局專職校對還要進行至少兩輪校對，一是“校底本”，二是“校點校本”，從而清晰認識底本、點校本、修訂本之間的差異。校出的所有異文需要經過編輯組和修訂組再確認，就這樣絲絲入扣，保證了每一種修訂本的精益求精。

　　一個甲子，記錄著一代代學人層累的歷史。（馬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