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詩為史 以史為詩：讀彭志強詩集《二十四伎樂》

　　以詩為史 以史為詩：讀彭志強詩集《二十四伎樂》

　　彭志強的詩歌創作是一種“以詩為史”、“以史為詩”、相互求證、彼此打開的立體化寫作。他的新作《二十四伎樂》鮮明地體現了這一點。詩集由一個長詩和兩個主題性長篇組詩構成。無論是《將軍令》還是《風吹永陵》《二十四伎樂》，都凸顯出詩人的歷史想象力以及綜合寫作能力。

　　這些詩歌無疑都指向了歷史時間的深處，帶有回溯和叩訪的性質，同時又是詩人的個體精神和思想能力深度參與的結果。詩人不僅閱讀了大量歷史典籍，而且通過兩年多的田野考察獲得了更為直觀的“物證”和真切感受，后者顯然更為重要。這樣緊密關涉“史”的詩歌方式需要詩人具備大量的歷史知識儲備，更為關鍵的是，詩人要具備深刻的思想能力和對話能力。由此，在歷史與當下的精神共振中，詩歌才能發出更為有力和長久的回響。

　　彭志強的這些詩不只是再現和復活了一段歷史，而且在個人情感、智性和想象力的深度參與之后，經過過濾、重構、提升甚至變形，生成了語言化、修辭化和想象化的歷史空間。這樣的歷史碎片和個人意志相互發現的打開方式和詩歌話語方式無疑是綜合的、有機的和立體的，體現出光影交織、虛實相間、背景宏闊、意象豐富的特點。這樣的詩既有堅實的骨架，又有豐盈的肌質，既有個人化的歷史想象能力，又充盈著詩人個體生命的體溫，乃至詩性和哲思的深切觀照。

　　也許，彭志強的雄心正在于做一個史家中的詩人和詩人中的史家。歷史具有了詩性更富有意味，這既是閱讀和考察，也是凝視和對話。

　　在詩歌體式上，彭志強也有著自覺的追求。長詩《將軍令》以及由16首組詩構成的《風吹永陵》都采用雙行體的詩歌樣式，形式感突出、結構完整、層次清晰。在一個愈益碎片化而無限強調個人化寫作的語境中，詩人的風格和詩歌的特質反而被消解了，而長詩作為一種整體性寫作會彌補這方面的缺陷。因此，長詩是擺脫碎片化的一個有效途徑，從這一點上看，彭志強取得了比較突出的成績。

　　一切景語皆情語，物象正是心象。彭志強的詩既是歷史的，又是詩性的，時空闊大而又直抵當下和世事人心。

　　他詩中有一句話：“風吹豹子臉上的皺紋。”豹子和風，構成了詩人與歷史、生命和時間互動的隱喻，是其詩歌追求的象征。彭志強正在自己的詩歌道路上前進著。（吉狄馬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