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住鄱陽湖

　　家住鄱陽湖

　　插圖：郭紅松

　　【中國故事】

　　一

　　對瑞洪鎮最初的印象，來自它的一條街道。這條名為河街的老街，古樸、陳舊，有著江南水鄉典型的風骨與氣質。這里經年嘈雜，商鋪林立，地攤上陳列著漁獲、家禽和各色菜蔬。抄不同口音的人穿梭于街巷，他們來自方圓百里的城鎮和鄉村。瑞洪自古是商賈云集之地，歷史上以“閩越百貨所經”而置鎮。現在這里已成為鄱陽湖周邊縣市物資集散中心，尤以水產品豐富聞名遐邇。

　　人員往來密切，對出行提出了更高要求。1993年，二十五歲的張學勤與親友合伙投資二十八萬元購買了一艘輪船。每天早上從江埠出發，經瑞洪到南昌，在南昌住一夜后，第二天早上從南昌載上客人出發，經瑞洪再回到江埠碼頭過夜，前后跨過贛江、鄱陽湖和信江三條河流。那是愉快且疲憊的旅行。駕駛員張學勤見證了每天的日出日落和沿途風情，與家人聚少離多。為了熟練掌握輪船駕駛技術，他通過學習考取了江西港務部門頒發的船舶駕駛證。

　　考慮到輪船速度過慢、耗時費力，1997年，張學勤同合伙人賣掉輪船，湊齊一百二十萬元購置了一艘六十三座的快艇。快艇著實飛快，一天可從南昌往返，幾乎不用在南昌過夜。這樣與家人朋友相聚的機會就多了。張學勤極孝順，隔三岔五要從省城給父母帶回些可口的吃食和衣裳。他堂哥在省大醫院當外科主任，鄉鄰有要看病的都來找張學勤，他總是樂此不疲地聯系大夫和床位。有人戲稱他為“張副院長”，這個憨厚的漢子聽后一笑而過。

　　張學勤本姓彭，他父親從小過繼給舅舅，從此改姓張。張學勤的童年大部分是在數十里遠的楓港鄉彭家村度過的，偷瓜、爬樹、打架，成為村東的“孩子王”。成年之后他回到父母身邊，開始了規規矩矩的生活。買輪船跑運輸，便是他日常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他如水獺般習慣鄱陽湖的水性，在那里他的生命被重新激活，浩闊的湖面賦予他與生俱來的膽略和勇氣。

　　2004年6月，昌萬公路建成通車，打開了家鄉余干至省城南昌的出行通道，很快德昌高速也穿越縣境。至此，張學勤的水路運輸生涯徹底結束了。快速變化的時代令人有些措手不及，也讓張學勤一時找不到方向。

　　不久他來到隔壁鄰居張龍的農業化工廠上班，除了當司機，還兼顧采購。化工廠生產除草劑和殺蟲劑，產品行銷湖南、廣東等全國十余個省市。張學勤很快適應了這里的環境，工作上幾乎成了廠長張龍的左膀右臂。

　　但沒出幾年，張學勤又有了新打算——辭職創業開酒樓。酒樓設在自家樓下，取名“一品齋”。生意一度風生水起。好名聲口口相傳，凡是有人到訪瑞洪，必來品嘗張學勤親手烹飪的鄱陽湖龍蝦以及河水煮河魚。

　　二

　　鄱陽湖沿岸的子民性格堅韌而多情，他們崇尚自由和道義擔當，可以用血肉之軀捍衛家園，也可以為信仰赴湯蹈火。元朝末年，朱元璋大戰陳友諒，地址正好是今天緊鄰瑞洪的康山鄉水域。硝煙散盡，人去無影。一輪落日輝映著鄱陽湖沿岸安靜的村莊與田園。生活在這里的后人們，信守自然的饋贈和法則，用行動呵護著祖輩留下的一草一木。

　　江麗君，木匠的女兒。這個在鄱陽湖畔長大的女孩，自2018年開始成立鄱陽湖流域第一個江豚保護志愿者協會，會員達百余人。他們來自各行各業，為了同一個夢想匯聚到一起，為鄱陽湖古老的生靈江豚，奉獻著愛心。

　　江麗君出生在有著一千多戶人家的瑞洪鎮江家村。兄妹五人中，她排行老二。父親江平慶繼承祖父的衣缽，成為一名技藝精湛的木匠。江麗君在“手藝不傳女孩”的舊俗中，安靜地讀書、生活，忙時與母親和姐姐等人到水稻田搶收搶種。有一回她在家門口洗衣裳，遠遠看見一條江豚在水里翻騰跳躍，憨態可掬。那是多么美妙的瞬間，在陽光下，在碧綠的水草里，江豚自由自在地游弋著，如入無人之境。江麗君少女的心扉像花朵一樣打開了，她崇尚自由的水域，熱愛她身處的詩意般的鄱湖之濱。

　　后來發生的一些事讓她心急如焚。在她的村莊，有近三分之一的村民靠打魚為生。他們既捕魚，也捕江豚。漁民們將江豚置于一只鐵鍋中，用大火熬油，冷卻后賣給一些不法商販和診所——據說江豚油對燒傷燙傷有奇效。

　　江麗君高中畢業后上班，八年后下崗。這一年是2001年。

　　下崗的江麗君并未氣餒，她與愛人的姐姐一道，東拼西湊借來七八萬元，在縣城東面的馬背咀大橋附近開了家加油站。結婚壓箱底的一萬多元都掏出來了。這一干就是二十年。

　　有夢想的人始終未曾忘記使命。2018新年伊始，江麗君自發成立“余干縣鄱陽湖江豚保護志愿者協會”，并被推舉為會長。志愿者通過入村宣傳、學校宣講、公園散發宣傳單，以及在鄱陽湖投放食物等行動，將江豚保護工作落到實處。2020年6月6日，新上任的余干縣縣長率漁政局一行，在江麗君等志愿者的陪同下，到鄱陽湖江豚灣一次性投放八千萬尾魚苗，保證江豚有充足的食源。

　　“江豚已被列為國家一級保護動物，”七月烈日炎炎，江麗君在訪談中如數家珍，“目前長江江豚數僅存一千來頭，整個鄱陽湖有四百五十頭左右。而鄱陽湖余干段水域的江豚數量約有二百二十頭。由于水體污染和人類肆意采砂，以及非法使用網具等原因，江豚的生存和繁育環境越來越差，如不抓緊保護，長江江豚將會在十到十五年出現功能性滅絕！”

　　始建于元末的康郎山忠臣廟成為鄱陽湖畔一道亮麗的風景，它是朱元璋為紀念犧牲的將士而建的廟宇。六百年滄桑巨變，這座古樸的宗祠歷經坍塌和重建，業已成為朝圣者的精神圖騰。是的，它或許是矗立在湖岸的一只耳朵，它聽到的歷史回聲正是我們在迷途中所努力尋找的道義與訓誡。

　　三

　　水域遼闊的鄱陽湖，是僅次于青海湖的中國第二大湖泊，同時也是中國第一大淡水湖。它在調節長江水位、涵養水源、改善當地氣候和維護周邊地區生態平衡等方面都起著重要作用。

　　發達的水系鞏固了古代余干的文化及經濟地位。李白、杜甫、劉長卿等皆有從水路途經余干的經歷，留下不朽詩篇。理學大家朱熹更是多次受南宋丞相趙汝愚之邀，前來他的家鄉余干東山書院講學。朱熹培養并成就了多位余干理學名家，曹建、饒魯、柴元裕、柴中行、趙汝靚，以及后來的胡居仁、張吉等，一度使余干成為當時的理學名區，有“文化甲江南”之稱。

　　是的，鄱陽湖，這塊歷史的鏡子，它從歲月的跌宕中甄別出精華與糟粕，為人類的繁盛和福祉提供選擇。今天，越來越多的人領略了這片水域所帶來的包容和善意，他們懷著赤誠之心，如圣徒般皈依這浩瀚的藝術場景和文化盛典。

　　譚海君，自由攝影人，自幼在鄱陽湖畔長大。他的藝術觸角不僅對準鄱陽湖的生靈，也關注沿岸的人民。他從他們的眼神中抓取命運的瞬間，還原他們在苦難中的負重與堅守。《房奴》《蓼子花》《豐收的喜悅》等，既有著作者對藝術的探索，也有其對現實的領悟。2017年11月，鄱陽湖水位一低再低，低到看見湖底。蓼子花在秋風里開得肆無忌憚，形成浩蕩之勢。善于發現美的譚海君喜出望外，利用無人機航拍技術，對鄱陽湖蓼子花進行全方位展示，最終以圖片和視頻的形式在自媒體推出，引起強烈反響。各媒體競相來余干鄱陽湖水域報道蓼子花的盛況，半個月花期吸引了近二十萬游客。

　　1967年譚海君出生在瑞洪鎮灣頭村一個普通農家。譚海君讀初中的時候擁有了人生第一臺“海鷗”牌照相機。相機花了一百二十元，那是他多年的積蓄和母親平時擺地攤給的零花錢。母親從五分錢一盅葵花籽的收入中，擠出微薄利潤支持兒子的藝術愛好。此前譚海君畫人物畫，也畫老虎和牡丹，但從未畫過鄱陽湖，連一只鳥都沒畫過。現在有了照相機，他也沒想過為鄱陽湖拍點什么，他的鏡頭留住了瑞洪老街的影像，留住了那些散漫的人物和田野風光，但就是沒拍過一張鄱陽湖的照片。他說不清這種來自內心的叛逆究竟因為什么。

　　1983年7月14日，康山大堤在大雨傾盆的淫威中決堤，洶涌的鄱陽湖水淹沒了譚海君的村莊，豐收在望的莊稼顆粒無收。風雨中傳來悲切的啼哭聲。洪水退卻，十六歲的譚海君挑著畚箕匯入勞動大軍，為堤壩加固揮灑著汗水。那種經歷令他刻骨銘心。康山大堤始建于1966年，當時為了抵御洪水，附近幾個鄉鎮發動十萬農民，靠肩挑手提，筑起了一座總長近四十公里的大堤，成為一方百姓的守護神。今天，修葺一新的康山大堤蜿蜒曲折，分蓄洪能力更加強悍，它凝聚了沿岸人民的心血和意志。

　　1989年端午節前夕，譚海君再次迎來人生大考——一場大火將他本就清貧的家焚燒殆盡，一家數口不得不擠在大隊一間破舊的瓦屋里。二十歲出頭的譚海君撐船至鄱陽湖深處，砍伐蘆葦稈當柴，在土窯里自制磚瓦。母親則以替工的方式換取蓋房所需的木材，第二年勉強蓋起了一幢瓦房。

　　譚海君在二十五歲那年，給外公畫了最后一張肖像，從此擱筆。繼而辭別母親，來到杭州一家自行車廠打工。五年后他自籌二十二萬元創業，開了家噴涂廠，工人最多時達七十四人。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工廠倒閉。

　　人在沒落的時候總會想起家鄉。2010年，譚海君回到家鄉余干開了家影樓，先前的攝影愛好被他重新撿了起來。

　　這一刻，譚海君關注起了鄱陽湖，他的母親湖。那里有他激情的青春和悲憤的命運。他曾像一株蘆葦一樣卑微地燃燒過！

　　“記住！專業攝影人不會輕而易舉開機。”譚海君遵循了藝術的規律和尺度，每次都顯得謹小慎微。很長一段時間，他都在重復做一件事，那就是每個周末的下午，他都要背著他心愛的佳能5D3相機從縣城出發，一路拍攝至老家瑞洪，第二天再由瑞洪返回縣城。他關注漁民、天象和鄱陽湖沿岸的農民，記錄他們的疾苦或幸福瞬間。2013年拍攝的《豐收的喜悅》，獲江西省農民工才藝大賽攝影類一等獎。這幅照片拍了四個正在稻田小憩的勞動婦女，她們戴著頭巾，盤腿坐在稻茬上，面對鏡頭露出羞澀的笑容。是的，此刻陽光正好，秋天溫暖的氣息遍布原野，充滿了現實主義的復古色調。

　　如果說譚海君年少時對家鄉有所抵觸，那么中年之后的他則對家鄉表現出一種近乎癡迷的狀態。他有責任向世人推介他所認識的鄱陽湖，因為他對它愛得那么真，那么深情。

　　近年來譚海君的藝術觸角延伸到更寬泛的領域。拍攝制作MTV《忠臣廟》和《余干，我熱戀的家鄉》；為康山墾殖場里溪村村歌《十八里溪情歌》作詞；執導網絡微電影《生死欄桿》《守護一方》《大愛無聲》《杜鵑花開》以及《愛，一直在路上》等多部現實題材影片。他正一步步抵近藝術的內核和靈魂。

　　四

　　如果有人站在康山大堤向湖心眺望，那一定是在眺望親人。在風雨中，在落日里，在虛無縹緲的煙波之上，他們的親人弓著腰身正在投放蝦籠，或收取網具，那些帶著清涼湖水的魚鮮是一家人的希望，它將讓人熬過寒冬和酷暑，熬過人生的漫漫長夜。是的，湖心忙碌的那些人正是長年作業在鄱陽湖的漁民。

　　余干縣在冊的鄱陽湖漁民達數千之眾，他們數代打魚，嘗盡風吹雨打的滋味兒。2020年1月1日起，江西省水生生物保護區和長江干流江西段全面禁止天然漁業資源生產性捕撈。長江干流江西段和鄱陽湖禁捕期暫定為十年。

　　此前禁漁期一般都是三個月時間，這次為何是十年禁捕？據相關人士介紹，長江及鄱陽湖魚類種群通常生長三年左右才能性成熟，十年時間剛好可以讓這些魚類繁衍二至三代，從而讓魚類種群數量得以恢復。

　　“我十六歲跟父親打魚，三丈多的木船在鄱陽湖風雨無阻。記得那時候，五六十斤的鳡魚特別多，我們一天就能掙好幾百塊錢。現在魚越來越少了，一天也打不了十來斤。”四十八歲的袁安明看上去滿腹苦水。不過他想起高峰期每日收獲的幾千元龍蝦，依然滿懷興致。十年前他和妻子袁曉芬花費七八萬元打制了一條鐵船，可以行至更遠的地方捕蝦。只是這條船剛剛被政府收繳了，他親眼看著自己的漁船被氧焊切割得支離破碎。

　　“說是能補我三萬塊錢。”袁安明眺望著暴雨將至的鄱陽湖，眼里映現飛鳥輕盈而舒展的掠影，“沒辦法，日子還得過，湖里打不了魚，只能自己去養了。”

　　眼下袁安明和妻子承包了康山鄉大山村二十五畝魚塘，年前投放了十六萬多元的魚苗，計劃今年中秋節前夕取魚。刨去成本，估計能賺個十來萬。此外袁安明夫婦還有四五畝水稻田，魚塘不忙的時候，他會抽時間打理糧田。他們有兩個兒子，小兒子還在念書，大兒子在浙江電子廠打工，這一代人已經對鄱陽湖沒有什么概念，他們離家心切，不希望守著老家的幾畝田地，更不會嘗試著做一個漁民。

　　據了解，余干縣對“洗腳上岸”的漁民出臺了一系列扶持政策：通過結對幫扶，實行一個干部幫六至十戶漁民；漁民可優先承包村集體的田地和水面；培訓技術，引導他們外出務工；為年齡大的漁民提供公益性崗位；最后由民政兜底，解決困難戶的最低生活保障。

　　五

　　大凡我們所熟知的河流都沉默不語，她像母親一樣有過太多的苦難和辛酸。她同時像思想者一樣深謀遠慮，命運中的每個瞬間都在她的預判和掌握之中。

　　夜幕來臨，張學勤帶我到瑞洪河街的老輪船碼頭吃河鮮，同行的還有他的老廠長張龍。三人臨水而坐，享受著江風帶來的涼意。眼前的信江還是早年的樣子，翻滾著進入鄰近的鄱陽湖。上游暴雨成災，信江水位上漲，這相應加重了鄱陽湖的負擔。

　　這是一條清冷的老街，輪船碼頭不再有輪船來。水流掩蓋了昔日的鼎沸。

　　這也是一個日漸清冷的小鎮，年輕人多去了外地謀生、定居。就像張學勤的一對兒女，都選擇在南昌發展，幾乎不回來了。張學勤的一品齋酒樓在去年已經關張，夫妻倆專程在南昌高新區帶孫子。如果老家沒有年邁獨居的母親，張學勤估計也不會回瑞洪了。他內心的河流平靜得像一面鏡子，那里藏匿著他火紅的青春和不朽的愛情。

　　夜深的河街潮濕清寂，稀疏的燈光拉長了張學勤沉默的身影。頭頂之上，星辰閃著微弱的光，不遠處的原野遼闊而寂靜……

　　（作者：彭生茂，系中國散文學會會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