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村西崖：靠資料著《中國雕塑史》

　　大村西崖：靠資料著《中國雕塑史》

　　角鴟尊

　　《中國雕塑史》 中國畫報出版社2020年7月

　　敦煌千佛巖佛洞

　　夔龍盤

　　大村西崖

　　靈巖外崖大佛

　　近日，《中國雕塑史》首部中文版面世，三卷本完整保留了原書的圖片編號。大村西崖的這部著作，從研究著述角度來講，堪稱最早的中國雕塑史專著。這本書初版于1915年8月，國學大師羅振玉為該書作序。梁思成早年講授中國雕塑史時，也曾參考此書。

　　編此書時，尚未到過中國

　　大村西崖（1868—1927）為美術史學者、評論家，曾任其母校東京美術學校（現東京藝術大學）教授，講授美學、考古學、東洋美術史等課程，還擔任過帝室博物館雕刻科主任。

　　早在1901年他即撰述《中國古代雕塑》綱要，1905年又編寫了《東洋美術小史》，作為講授教材，翌年增訂再版公諸于世。1910年編刊《日本繪畫小史》和《中國繪畫小史》。1906年參與審美書院的設立，編輯出版大量以中國書畫為主的美術書籍。

　　同時提倡并致力于文人畫之復興，著錄《文人畫選》（系列圖集）等，為中國文人書畫的在日普及貢獻尤大。上海中華書局版《中國文人畫之研究》（1922），即其所著《文人畫之復興》（1921）與陳師曾著《文人畫之價值》的合刊。另著有《中國雕塑史》（原文為《中國美術史——雕塑篇》）、《密教發達志》（1918）、《東洋美術史》（1925）等著作。商務印書館民國時期曾編譯過其《中國美術史》，后多次再版。

　　大村西崖編著《中國雕塑史》時，尚未有來華之經歷，但其著述本身多得益于其他來華實地調查者帶回的圖片資料，以及流失到日本的大量中國雕刻實物。

　　另外，流寓京都的羅振玉所藏金石文物拓片資料等也助力甚大。羅氏在為其撰寫的序言中，曾披露：“宣統甲寅冬，為予浮海之三年，有遠客扣門，持吾友藤田劍峰君介紹書以至者，曰大村西崖君。劍峰書言，西崖究心古美術有年矣，今將著《中國雕塑史》，欲見予齋所蓄古器物，及古刻墨本，以助其造述。乃與縱談吾國古雕刻事，則稱引群籍，若瀉瓶水，固已驚其見聞之博矣。爰出行篋所有者遍視之。君則汲汲于謁舍中，寫其影，錄其文，日力不足，焚膏繼之，至丙夜不止。寫錄不能盡者，又請以郵筒相往來。于是益嘆君用力之專且勤也。”

　　1915年初版，售價不菲銷售一空

　　該書是作者中國美術研究方面最具代表性的著述，也是最早的一部中國雕塑通史。初版于1915年8月，分本篇（即文字篇）和附圖（圖版篇）兩種，本篇以日本新鑄五號活字印刷，六百余頁。除羅振玉之外，著名作家森鷗外，建筑史學家伊東忠太、關野貞等也都親自為其作序。附圖以珂羅版單張印行，計434張，978幅，藍布帙裝為兩函。因發行數量有限，雖售價不菲，但出版后很快銷售一空。如今日本的圖書館等藏書機構亦罕見其初版。1917年和1920年兩次再版，仍供不應求。

　　1972年，國書刊行會據1917年版加以復制，但不久又售罄，盡管1980年又推出再版，但目前仍難以入手。其為學界所重，由此亦不難窺知。連羅振玉也曾大為贊賞：“解韜繩讀之，書厚逾寸，密行細字，無慮數十萬言。征引至繁博，肇于太古，而下逮趙宋。敘述井井有條理，蓋言吾國雕塑之書，未有如此之詳且盡者也。”

　　羅氏的評價并不夸張。葉恭綽在《我國雕塑漫話》的講演中，有這樣一段開場白，似可印證這一點。

　　“我久已想做一篇論我國雕塑的文字，但因有關系的資料未曾搜集完整，故未下筆。后來看見日本人大村西崖《中國美術史——雕塑篇》，編得很好，要想超過他的，極不容易。因此更懶于動手。此次全國美展要我說些關于雕塑的話，我想這個題目恐怕說的人很少，因此為供給需要起見，不得不將我的意見寫出這一篇來。其實無甚專門的價值，不過大概說說罷了。”此講演做于1929年，距大村西崖該書問世的1915年，已相去十四年，但葉氏仍認為要想超過他這本書“極不容易”。

　　大村西崖本人也曾披露，為編著這本書，十余年來披覽各種文獻四五千卷，收集觀覽實物拓片無數，僅造像碑銘等就多達一千五六百種。

　　第二次來華時， 創設中日美術俱樂部

　　1921年后，大村西崖先后五次來華實地考察或進行學術交流。1921年10月至翌年1月，大村西崖首次來華，開展書畫美術調查和交流活動。北自沈陽，南到上海，中途歷訪北京、天津、蘇州、杭州等地，除與各地書畫家等交流之外，主要就是造訪收藏名家（如金城、關冕鈞、完顏景賢、陳寶琛、袁玉生、張致和、廉泉、龐萊臣、蔣汝藻等），觀摩并拍攝古書畫，僅拍攝回去的名畫就多達八百件。回國后經整理，這些中國名畫照片先后于東京、大阪、金澤等地展出，極大地豐富了日本人士對中國繪畫的鑒賞和認識。

　　1923年第二次來華時，與吳昌碩、王一亭等發起創設中日美術俱樂部（西湖有美書畫社），還曾編刊《禹域今畫錄》，將數十位中國近代畫家及其創作介紹給日本讀者。

　　1924年末至翌年初第四次來華時，還應邀于北京大學做了“風俗史研究與古美術之關系”的講演。

　　1926年第五次也是生前最后一次來華，主要目的是前往江蘇吳縣甪直鎮保圣寺，實地調查羅漢塑像。當他從天津南開大學秘書陳彬龢來信中，得知該寺院尚殘存唐代雕刻名匠楊惠之遺作后，興奮不已，當即決定前往調查。后撰寫出版了線裝本《吳郡奇跡——塑壁殘影》（1926）一書，內收其調查經過、研究心得，以及當時拍攝的一些大型圖片。這些文字及圖片，今天看來，尤為珍貴。因為保圣寺在其調查后不久，即遭火災焚毀。

　　梁思成在著作中，對此也曾有言及：“宋塑壁遺物以正定龍興寺為重要，甪直楊惠之壁已毀，幸得大村攝影以存。”

　　這本書對當時及其后的學界的確影響甚大。梁思成于1929至1930年在東北大學講授中國雕塑史時，就曾參考過此書，后來根據其授課記錄整理而成的《中國雕塑史》提綱，也有提及。因為當時，梁先生尚未親歷云岡、龍門、天龍山等地做實地考察，其雕塑知識或研究心得大多得益于大村西崖、喜龍仁等學者的著述，以及歐美博物館所藏實物。

　　其在開篇所言頗能代表當時中國學者所處的環境及心境：“此最古而最重要之藝術，向為國人所忽略。考之古籍，鮮有提及；畫譜畫錄中偶或述其事而未得其詳。欲周游國內，遍訪名跡，則兵匪滿地，行路艱難。故在今日欲從事于中國古雕塑之研究，實匪淺易。幸而——抑不幸——外國各大美術館，對于我國雕塑多搜羅完備，按時分類，條理井然，便于研究。著名學者，如日本之大村西崖、常盤大定、關野貞，法國之伯希和（Paul Pelliot）、沙畹（Edouard Chavannes），瑞典之喜龍仁（Osvald Siren）等，俱有著述，供我南車。而國人之著述反無一足道者，能無有愧？”

　　也許正因為梁先生較早言及這些海外學者及其著述，我國學界至今仍將大村西崖的《中國雕塑史》和常盤大定、關野貞合著《中國文化史跡》，以及沙畹《華北考古記》、喜龍仁《五至十四世紀的中國雕塑》（1925）看作是中國古代雕塑美術的“四大名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