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帝國與運河》：大運河，為何與“國運”息息相關

　　《唐宋帝國與運河》：大運河，為何與“國運”息息相關

　　《唐宋帝國與運河》

　　著名古代經濟史大師全漢昇先生在《唐宋帝國與運河》這本書中爬梳了大量史料，以論證隋唐大運河的開鑿原因和其在帝國興亡中的重要作用。

　　隋亡之后，大約一千五百年間，人們對隋煬帝開鑿大運河這件事可謂議論紛紛，以詩為證：比如“那堪重問江都事，回望空悲綠樹煙”，勞民傷財要永享繁華富貴，不料轉瞬皆成空，這是悲哀嘆息的；也有大力諷刺的，比如“玉璽不緣歸日角，錦帆應是到天涯”，說隋朝要不是滅亡了，估計隋煬帝能一直浪到海南島；也有謹慎點贊的，比如“若無水殿龍舟事，共禹論功不較多”，指出隋煬帝恣意享樂固不可取，修大運河的功績仍足以彪炳青史。

　　各家各話，各有道理，若要作者全漢昇選一句，我覺得老先生很可能要選唐人皮日休的這句詩，“應是天教開汴水”。隋煬帝開運河是老天爺唆使的？對，按本書的觀點，大運河工程的幕后推手的確是老天爺。這可不是在宣揚迷信，在現代語言里，我們通常把“天”這種力量，叫做“時代的客觀形勢”。在那個時代節點上，大運河屬于不得不修，就算隋煬帝不修，也會有其他人物出來修。

　　那是個什么樣的時代呢？是中國歷史上第二次大一統帝國初現雛形的時代。隋唐大一統帝國的客觀形勢，和上次秦漢大一統有一個顯著的不同之處，即軍政中心與經濟重心在地理上兩相分離。

　　秦漢時期，西北關中地區，不但山河險要，是國防重心，同時沃野千里，也是農耕經濟的重心。而隋唐時期的軍事政治中心，因為國防和地理的關系，仍舊像秦漢那樣留在北方，可是，由于漢末以后戰爭頻繁，北方生產事業大遭破壞，而屢次的衣冠南渡卻把知識和技術帶到南方，使得南方經濟資源得到充分開發。

　　經濟重心已遷移到南方去了，而軍政中心卻仍在北方。這可是件非常棘手的事情，在軍政中心聚集了大批軍隊和官吏群體，常年需要大量的物資供應，而當時的關中已經供養不起了。如何把軍事政治中心和經濟重心順暢連接起來，凝固成一個堅強牢固的整體？這就是擺在隋唐大帝國面前最嚴峻的問題。

　　為解決這問題，一條溝通南北的大運河，便應運而生。自開通以來，它便成為了隋唐乃至北宋帝國的大動脈，它的通滯與帝國興衰緊密相連——運河通，則帝國興，運河滯，則國運替。大運河，也因此成為了帝國命運的晴雨表。

　　大運河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中古時期的經濟地理，也催生了一大批繁榮的歷史名城，甚至讓某些原始的宏觀調控成為可能。

　　比如說，洛陽和開封這兩座古城，之所以能在唐宋稱“都”成“京”，就是拜大運河所賜。在唐代，女皇武則天甚至把東都洛陽譽為“神都”，將近二十年時間都在洛陽辦公。事實上，從唐太宗起，中央政府經常會在洛陽和長安之間來回搬遷。為什么要這么折騰？說句大白話，因為“長安供不起，洛陽有飯吃”。洛陽處于大運河北端，由江淮經運河北上的物資都先在那里集中，然后轉運長安與北方各地。位于運河北段的汴州，也是如此。北宋吸取前朝藩鎮割據的教訓，在軍政上采取強干弱枝的政策，中央政府和軍隊更為龐大，對物資的需要比唐代更高一個量級，經充分衡量后，經濟需要壓倒了山河之險，不得不將政治中心放在了汴州。

　　此外，大運河把中國緯度、氣候、物產、文化風俗不同的地方聯絡起來，勢必促進商品交換、經濟發展和文化傳播，共同構成繁榮燦爛的帝國光景。沿河的一系列城市，如鎮江、杭州、揚州、睢陽、宿州、泗州等，都先后成為南北交通的重要碼頭，并發展為繁華的城市。可以說，在“春風十里”“二十四橋”“東南形勝”“十萬人家”的歌聲里回響的，是大運河的脈動。

　　北宋在強盛時期，甚至借大運河之力，創造性地實行了一些國家宏觀調控——在沿運河各州設立發運司和轉般倉制度。發運司備有巨額本金，在農產豐收的時間和地點平價購買糧食，貯藏在各州各路的轉般倉里，當某些地區由于歉收或者事故，沒有按期把米運到時，會由發運司把貯藏的物資運往汴京，歉收的地方則按平價交錢來代替實物。這樣既保障了稅收，也讓歉收地區不必大費周折高價購糧，甚至可以及時得到賑濟。依靠大運河，帝國在時間上和空間上，實現了供求調節和地區平衡。

　　可見，運河暢通的時期，就是帝國全盛的時期，反過來，運河阻滯也伴隨著帝國的衰落。

　　在安史之亂和唐末時期，武裝割據勢力各霸一方，運河這條大動脈被切斷，南方物資再不能大量運往北方、支撐政權的時候，大唐帝國便隨著經濟基礎的動搖而力量削弱，以至于滅亡了。這個現象甚至表現在文學作品里。讀過《水滸傳》的人，一定記得一個詞——生辰綱。“綱”，是指北宋漕運船只的編隊。在宋徽宗時期，發運司把糴米本錢孝敬了喜愛藝術的皇帝，權臣蔡京興花石綱之役，運送物資的漕船被奇花異石擠占。運河這條大動脈不能再為帝國輸送養分，北宋滅亡便也指日可待了。

　　而在南宋與金國對立時期，大運河的江南段曾支撐南宋偏安百五十年，但整體上，這條溝通南北的大動脈已經荒廢。在經脈斷絕的條件下，南宋和金自然都沒有力量來對抗漠北的新興民族，從而分別陷于崩潰的命運。

　　大國基建，功過興衰，是百千年之事，研判的眼光，也需百千年之遠，這也許是《唐宋帝國與運河》給讀者最大的啟示。（王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