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晉陽宮》與大唐開國真相

　　作者：吳鵬 

　　大唐開元二十年（732年）十一月初二，唐玄宗李隆基巡幸北都。唐朝北都即晉陽（今山西省太原市一帶），是李唐王朝起家之地。開國皇帝唐高祖李淵，正是在晉陽誓師起兵，揭開289年大唐的序幕。

　　打造出開元盛世的玄宗在晉陽宮城流連徘徊，遙想當年高祖、太宗艱難創業，撫今追昔，遂寫下《過晉陽宮》一詩：

　　緬想封唐處，實惟建國初。

　　俯察伊晉野，仰觀乃參虛。

　　井邑龍斯躍，城池鳳翔余。

　　林塘猶沛澤，臺榭宛舊居。

　　運革祚中否，時遷命茲符。

　　顧循承丕構，怵惕多憂虞。

　　尚恐威不逮，復慮化未孚。

　　豈徒勞轍跡，所期訓戎車。

　　習俗問黎人，親巡慰里閭。

　　永言念成功，頌德臨康衢。

　　長懷經綸日，嘆息履庭隅。

　　艱難安可忘，欲去良踟躕。

　　晉陽宮史 

　　晉陽宮始建于東魏孝靜帝武定三年（545年），由當時權臣即后來篡奪東魏建立北齊的高歡所建。東魏定都鄴城（今河北省臨漳縣西南一帶），高歡卻在晉陽遙控朝局。晉陽作為高歡的政治軍事大本營，本已建有豪華的相府和恢弘的大明城，但奢靡的高歡仍不滿足，還要另建新宮用來享樂。

　　當年正月中旬，高歡上疏孝靜帝，“并州，軍器所聚，動須女功，請置宮以處配沒之口”，以需要大量女子為駐守軍事重地并州的軍士縫補軍衣、擦洗軍械的名義，請旨在并州治所晉陽修建行宮，供罰沒官府充當奴婢的女子居住。當月二十八，孝靜帝批準高歡奏疏，下詔營建晉陽宮。

　　晉陽宮修建得極其富麗堂皇，據《新唐書·地理志》，晉陽宮“宮城周二千五百二十步，崇四丈八尺”，高約14.69米，周長約3276米，而北京故宮周長也不過3420米左右。依當時工程技術和東魏的國力條件而言，晉陽宮顯然是一個相當奢華的宮殿建筑。當然，宮里填充的定然不是罪婦，而是高歡的貴婦。

　　歷覽前賢國與家，成由勤儉敗由奢。32年后，北周武帝建德六年（577年），崇尚奢靡的高歡建立的北齊被北周所滅。武帝宇文邕認為“并、鄴二所，華侈過度”，下詔“諸堂殿壯麗，并宜除蕩，甍宇雜物，分賜窮民”，將晉陽宮等建筑拆毀，以警醒后人節儉持國，愛惜民力。

　　30年后，晉陽宮迎來新生。隋大業三年（607年）八月二十六，隋煬帝楊廣“至太原（即晉陽）”巡視，“詔營晉陽宮”。楊廣定然不會料到，他重修晉陽宮的決定，會給楊隋王朝培養出一個掘墓人。此人正是楊廣的表哥，后來被任命為晉陽宮負責人即宮監的李淵。

　　李淵來路 

　　在唐朝的官修史書中，李淵被塑造成一個沉湎酒色、胸無大志的昏聵無能之輩，從起兵創業到化家為國，一切都是被李家二公子李世民推著往前走。而在真實的歷史里，李淵卻是唐朝建國大業的真正操盤手。而這一切，又和晉陽有著不解之緣，正如李隆基《過晉陽宮》詩中所言，“緬想封唐處”，位于上古唐國封域內的晉陽，“實惟建國初”。

　　李淵出生于北周武帝天和元年（566年），是唐國公李昞和隋文帝楊堅獨孤皇后四姐之子。建德二年（573年），李昞去世，7歲的李淵繼承唐國公爵位，李唐國號“唐”即由此而來。李淵幼年喪父，孤苦伶仃，姨父隋文帝和姨媽獨孤皇后對他“特見親愛”。成年后，李淵“倜儻豁達，任性真率”，善于交游，“寬仁容眾，無貴賤咸得其歡心”，與人“一面相遇，十數年不忘”。在隋文帝和獨孤皇后的悉心培養下，李淵先在中央禁軍任高級武官千牛備身，后外放地方刺史歷練。

　　隋文帝還在位時，李淵就已經抱負遠大，“素懷濟世之略，有經綸天下之心”。江湖術士史世良曾給他看相，“公骨法非常，必為人主，愿自愛，勿忘鄙言”，李淵聽后“頗以自負”。隋煬帝登基后，因當時“十八子（三字合寫為李）得天下”的讖言，加上李淵“高顏面皺”形成“阿婆面”奇異相貌，煬帝對他頗為猜忌，就將他調回朝廷嚴密控制。

　　李淵龍困淺灘，無法動彈，卻也不忘密切觀察形勢，以圖進取。大業八年（612年）左右，李淵曾與好友宇文士及“夜中密論時事”“言天下事”。大業十二年（616年）七月，煬帝前往江都（今江蘇省揚州市一帶）避亂后，大將夏侯端曾向李淵表白心跡，“天下方亂，能安之者，其在明公”，李淵“深然其言”，但手中無人無地，只能暫且忍耐，以待時機。

　　隨著隋末農民起義成燎原之勢，北方草原上的突厥也開始大規模向中原進攻。煬帝甚至曾被突厥十萬鐵騎包圍在雁門關，險些喪命。在內憂外患同時爆發的形勢下，煬帝一時無人可用，只得于大業十二年（616年），派時任右驍衛將軍的李淵，到山西前線與突厥作戰。

　　赴任山西不久，李淵在馬邑（今山西省朔州市一帶）大破突厥。煬帝于大業十三年（617年）初，就地任命李淵擔任太原最高長官留守，并兼任晉陽宮宮監；同時還任命親信虎賁郎將王威、虎牙郎將高君雅為太原副留守，以牽制監視李淵。

　　在古人天界星區與地理區域相互對應的天文地理學概念中，太原屬于天上參星之虛、地下晉中分野，唐玄宗《過晉陽宮》中“俯察伊晉野，仰觀乃參虛”，即是指此。太原地理位置險要，“控帶山河，踞天下之肩背，為河東之根本，誠古今必爭之地”，故唐玄宗在詩中盛贊太原“井邑龍斯躍，城池鳳翔余；林塘猶沛澤，臺榭宛舊居”，林木池塘都猶如當年漢高祖劉邦藏身的沛縣大澤一樣，籠罩著天子之氣。而能被玄宗比作漢高祖劉邦的，只能是唐高祖李淵。

　　李淵獲任太原這一戰略重地，如龍歸江海，開始積極為反隋做準備。剛到太原，李淵就與隨他一起赴任的李世民談心，“唐固吾國，太原即其地焉；今我來斯，是為天與；與而不取，禍將斯及”，認為擁有唐國公身份的他，來到古唐國所在地太原任職，是上天冥冥之中的安排，要李世民做好改天換地的思想準備。

　　李淵既有此意，前來歸附的人絡繹不絕。如《過晉陽宮》詩中所言，“運革祚中否，時遷命茲符”，隋朝氣數將盡，各方勢力紛紛將重建統治秩序的希望寄托在李淵身上。鷹揚府司馬許世緒鼓動李淵“首建義旗，為天下唱，此帝王業也”，李淵聽后與他“親顧日厚”。武則天的父親大商人武士彠，“陰勸高祖舉兵，自進兵書及符瑞”，李淵贊賞他“深識雅意”，表示以后“當同富貴”，任命其為留守府行軍司鎧，掌管軍械事務。李淵老友戎州刺史（今四川省宜賓市一帶）唐鑒的兒子唐儉，不但認定李淵是天選之子，“明公日角龍庭，李氏又在圖牒，天下屬望，非在今朝”，而且提出具體行動方案，“開府庫，南嘯豪杰，北收戎狄，東收燕趙，長驅濟河，據有秦雍，海內之權，指麾可取”，李淵表示“吾將思之”，不久任命唐儉為記室參軍，掌管機要文書。

　　隨著人心日益凝聚，李淵著手準備起兵事宜，首先解除太原周邊威脅，率軍擊潰太原南面的歷山飛農民起義軍。正當李淵與歷山飛軍隊作戰的時候，突厥再次進攻馬邑。李淵派副留守高君雅前去抵抗，結果高君雅大敗而歸。煬帝聞訊，派人將李淵就地免職，擬押解江都御前處置。

　　煬帝再次對李淵動起殺心，李淵顯然不能坐以待斃，就交代李世民，“隋歷將盡，吾家繼膺符命，不早起兵者，顧爾兄弟未集耳”，表示在起兵一事上之所以慎之又慎，是因為李建成、李元吉兄弟尚在河東，力量還未集結，投鼠忌器；如今“遭羑里之厄”，為父如當年周文王淪為商紂王階下囚一樣被隋煬帝捏在手中，萬一有所不測，你們兄弟“須會盟津之師”，仿效周武王招兵買馬迅速起兵，“不得同受孥戮，家破身亡，為英雄所笑”。

　　李世民聽父親之語有訣別之意，驚慌失措，竟然“泣”，病急亂投醫地建議李淵“芒碭山澤，是處容人；請同漢祖，以觀時變”，仿效漢高祖上山跑路躲避風頭。李世民此議，等于提前與隋朝公然決裂，在兵馬未集的軍事態勢下，不啻于以卵擊石，甚至會將李家拖入萬劫不復的深淵。

　　李淵政治定力比李世民強得多，表示“天命有在，吾應會昌，未必不以此相啟”，自己天命在身，說不定能逢兇化吉。果不其然，數日后，“有詔使馳驛而至”，煬帝下詔赦免李淵，讓他“依舊檢校所部”。

　　李淵立馬加快起兵進程，通知李建成“于河東潛結英俊”，李世民“于晉陽密招豪友”。據晉陽起兵時溫大雅所著原始史料《大唐創業起居注》，李建成、李世民“俱稟圣略，傾財賑施，卑身下士”，即使是“鬻繒博徒，監門廝養”，只要有“一技可稱，一藝可取”，便“與之抗禮，未嘗云倦”，稱兄道弟，如此“得士庶之心，無不至者”。因拒絕出征高麗而被朝廷通緝的隋軍將領長孫順德、劉弘基等人，也來到太原歸附李淵。

　　以唐太宗李世民親自審定的唐朝官方史料為依據修撰的《舊唐書》《新唐書》《資治通鑒》，不但抹殺了李建成在河東籌備起兵的功績，而且把李世民招攬英雄的行為寫成是違背李淵意志的自主行動，即“陰部署賓客，淵不之知也”。不但如此，李世民還“恐淵不從，猶豫久之，不敢言”。等李世民完成起兵的所有準備工作，李淵在李世民反復勸說下，才表示，“今日破家亡軀亦由汝，化家為國亦由汝矣”，讓李世民放手去做。

　　但歷史的真相并非如此。

　　大業十三年時，李淵51歲，李世民只有19歲。李淵歷任中央地方大員，現任太原最高軍政長官，更有唐國公爵位，擁有豐富的官場經驗、軍事歷練和強大的政治號召力；李世民除了李淵二公子的頭銜，身無長物。當時各路豪杰和地方豪強愿意加入李家創業隊伍，看重的是李淵的政治實力和軍事能力，而非李世民的滿腔熱血。

　　因李建成遠在河東照顧李家老小，作為唯一在太原陪伴李淵身邊的李世民，深度參與了晉陽起兵的謀劃，并作為李淵的私人代表，做了很多李淵不方便出面的事情，但這一切都是在李淵旗號下進行。對晉陽起兵起決定性作用的，只能是李淵而非李世民。李淵老成持重，時機未到不會輕易出手；時間一到，他會痛下決心，決不拖泥帶水。正如王夫之在《讀通鑒論》中所言，李淵“慎之又慎”，對于“秦王（即李世民）之陰結豪杰”，李淵“非不知也”，只是“堅忍自持，姑且聽之以靜鎮之也”?！哆^晉陽宮》中“顧循承丕構，怵惕多憂虞”，亦有此意，要承受天下大業之重，不能不恐懼警惕，憂思深重。

　　李世民親自審定唐初的創業歷史，還創造出一個極其香艷的晉陽宮桃色故事，把李淵長期醞釀起兵反隋，書寫成是中了“仙人跳”圈套，逼上梁山，不得不反。

　　據《舊唐書》《新唐書》和《資治通鑒》，兼任晉陽宮宮監的李淵，與實際主持晉陽宮日常事務的副宮監裴寂既是上下級關系，又是舊時好友，二人“每相與宴語，或連日夜”。李世民為拖李淵下水，決定拉攏裴寂游說。他“出私錢數百萬”，通過密友高斌廉，在賭桌上將數百萬錢全部輸給裴寂，“寂大喜，由是日從世民游，情款益狎”。感情到位后，李世民“乃以其謀告之，寂許諾”。

　　在李世民的策劃下，裴寂“私以晉陽宮人侍淵”，把晉陽宮內給隋煬帝準備的宮女，私相授受給李淵享用。玷污皇帝宮人，在古代是滿門抄斬的死罪。如此一來，李淵欲活命，只能一反了之。

　　晉陽宮事后不久，李淵與裴寂喝酒聊天。酒酣耳熱之際，裴寂從容地向李淵言道，你家“二郎陰養士馬，欲舉大事”，正因為“寂以宮人侍公”，畏懼“事覺并誅，為此急計耳”，現今各路英雄云集，眾人摩拳擦掌，不知“公意如何”。李淵酒被嚇醒，只得表示，“吾兒誠有此謀，事已如此，當復奈何，正須從之耳”。

　　因此事演繹成分頗多，且不見于原始史料《大唐創業起居注》，故當代史家大多不予采信。牛致功《唐高祖傳》和趙克堯、許道勛《唐太宗傳》等著作，均不提及此事。

　　李淵起兵的根本原因雖然不是晉陽宮桃色事件，但其最終發動正是在晉陽宮。

　　晉陽宮變 

　　李淵父子通過結交各路豪杰，組建了起兵骨干隊伍，但兵力仍然不足。而李淵身為留守，沒有在和平時期合理合法招兵買馬的權力，起兵之事只能暫且緩緩圖之。

　　不久，山西北部的劉武周搶先一步造反，不僅拿下馬邑，還投靠突厥受封為定楊天子，接連占據隋煬帝行宮汾陽宮和數座城池，直接威脅太原。李淵召集王威、高君雅等將佐商議，“武周據汾陽宮，吾輩不能制，罪當族滅，若之何”。王威等人“皆懼，再拜請計”，一切請李淵定奪。

　　李淵為難地表示，只有得到皇帝詔命才能募兵，可如今“賊在數百里內，江都在三千里外，加以道路險要，復有他賊據之”，江都距太原有三千里，劉武周距太原不到三百里，加上道路艱難，恐不能及時請示圣裁。而“嬰城膠柱之兵，當巨猾豕突之勢，必不全矣”，太原薄弱兵力定然無法抗拒劉武周虎狼之師，“進退維谷，何為而可”。

　　王威、高君雅表示，“若俟奏報，豈及事機”，事不宜遲，只能見機行事，以李淵“地兼親賢，同國休戚”的皇親國戚地位，“要在平賊，專之可也”。李淵很“為難”地表示同意，趁勢要求“先當集兵”。在與王威、高君雅集體作出募兵抗敵的決定后，李淵命令“世民與劉文靜、長孫順德、劉弘基等各募兵”。太原周邊百姓“遠近赴集，旬日間近萬人”。

　　起兵形勢日益成熟，李淵秘密派人召長子李建成、四子李元吉從河東，女婿即女兒平陽公主李三娘夫婿柴紹從長安赴太原，解除后顧之憂。一切準備就緒，當務之急就是拔除王威與高君雅兩個看門神。

　　王威、高君雅“見兵大集”，李淵又把軍隊交給長孫順德、劉弘基等朝廷要犯，開始懷疑李淵“有異志”。二人找武士彟商議，認為長孫順德、劉弘基“背征三侍，所犯當死，安得將兵”，身為罪犯逃兵公然領兵，視朝廷法度如無物，“欲收按之”。武士彟不同意：長孫順德、劉弘基都是李淵的客人，若將二人抓捕法辦，等于公開制造內部矛盾。王威等“乃止”。主管兵士訓練的留守府司兵參軍田德平，打算建議王威、高君雅調查李淵征兵內情，征求武士彟意見；武士彟又反對：軍事事務由留守長官李淵統一負責，王威、高君雅無權干預，田德平“亦止”。

　　盡管武士彟屢屢阻止、見招拆招，但王威、高君雅對李淵的疑慮并未打消。尤其高君雅是煬帝心腹，“每與王威密伺帝（即李淵）隙”。大業十三年（617年）五月，王威、高君雅逐漸查明實情，決定趁李淵到晉祠祈雨時將其刺殺。

　　關鍵時刻，李淵與高君雅的共同好友劉龍，起到了關鍵作用。

　　劉龍又名劉世龍，是“晉陽之富人”，任晉陽某鄉鄉長。劉龍身份低微，本與位居留守長官的李淵沒有交情，只是與裴寂有過來往，后經裴寂引薦，與李淵相識。李淵不因劉龍地位低下而另眼相待，而是平起平坐，相交甚歡。而劉龍又和高君雅過從密切，他“感帝（即李淵）恩眄，竊知雅等密意，具以啟聞”，探知王威、高君雅密謀后，趕緊報知李淵。

　　李淵得到密報，告訴劉龍，王威、高君雅“下愚，暗于時事，同惡違眾”，不識時務，定會多行不義必自斃；感謝劉龍“卿能相報，深有至誠”，同時讓他“勿有多言，我為之所”，當作不知此事，自己會妥善處置。

　　五月十四日夜，李淵命令李世民帶長孫順德、趙文恪率五百兵馬埋伏在晉陽宮外。第二天早晨，李淵召集王威、高君雅和文武僚佐到晉陽宮議事。眾人剛落座，晉陽縣令劉文靜就帶開陽府司馬劉政會“稱有密狀”，聲稱有要事上告。李淵示意王威去接訴狀。劉政會不給，表示所告之事關涉王威、高君雅，二人必須避嫌，只有李淵才有資格閱覽。李淵假裝大吃一驚，“豈有是邪”，拆開訴狀，告的正是“威、君雅潛引突厥入寇”。當然，劉文靜、劉政會所行之事，都是李淵事先安排。

　　王威、高君雅大呼冤枉，“此乃反者欲殺我耳”，大聲辱罵李淵是賊喊捉賊。此時李世民已經“布兵塞衢路”，控制太原城內各交通要道，劉文靜當即與劉弘基、長孫順德等“共執威、君雅系獄”。

　　李淵雖設計將王威、高君雅拿下，卻不能輕易取其性命。二人都是朝廷命官，高君雅更是煬帝心腹，隨便給他們扣上勾結突厥背叛大隋的帽子，太原百姓不一定完全相信。沒有過硬證據就貿然殺人，無法服眾。

　　正當李淵等人苦思冥想如何坐實王威、高君雅罪名時，突厥送來神助攻。

　　兩天后，五月十七，“突厥數萬眾寇晉陽”，前鋒輕騎甚至攻入太原外城，從北門進，東門出，好似有內鬼接應配合。幸虧李淵實施空城計，下令“悉開諸城門”，打開城門，同時“命裴寂等勒兵為備”，突厥“不能測，莫敢進”。

　　看著城外的突厥兵馬，太原百姓“以為威、君雅實召之也”，認定是王威、高君雅里通突厥，才招來太原今日之禍。李淵順應民意，“斬威、君雅以徇”，清除重大隱患，完成起兵反隋前對內部的最后整頓。

　　開國大唐 

　　斬殺王威、高君雅是李淵事先設計，但突厥攻打太原不是李淵提前安排，他只能硬著頭皮出戰。李淵先派驍將王康達率一千精銳伏擊突厥后勤部隊，意圖搶奪戰馬充作軍用，結果被突厥前后夾擊，幾乎全軍覆沒，“城中忷懼”。李淵只有再行疑兵之計，“夜遣軍潛出城，旦則張旗鳴鼓自他道來，如援軍者”，派軍隊夜里秘密出城，第二天又大張旗鼓從其他城門進城。連續幾天如此，好像增援部隊源源不斷到來。突厥“終疑之，留城外二日，大掠而去”。

　　六月初，李建成、李元吉和柴紹抵達太原，李淵不再投鼠忌器；又派劉文靜出使突厥，尋求合作，解除來自草原的后顧之憂。六月初五，李淵派李建成、李世民率軍拿下位于長安太原連接線上的西河郡（今山西省汾陽市一帶），打通南下長安的戰略通道，確立“入據關中，號令天下”的戰略規劃。

　　六月十四，李淵在太原成立大將軍府，自稱大將軍，任命裴寂為大將軍府長史，劉文靜司馬，武士彠為鎧曹，劉政會為戶曹，長孫順德、劉弘基等為左右統軍，“自余文武，隨才授任”。李淵將軍隊分為左右兩路，封李建成為隴西公，指揮左路軍；李世民為敦煌公，指揮右路軍；李元吉留守太原。裴寂從晉陽宮中“進宮女五百人，并上米九萬斛，雜彩五萬段，甲四十萬領，以供軍用”。

　　六月十八，李淵在太原接見突厥使者，向突厥稱臣，簽署合作協議，“若入長安，民眾土地入唐公，金玉繒帛歸突厥”。七月初五，李淵率三萬人從太原出發，向長安開去，宣布尊奉隋煬帝為太上皇，擁立煬帝孫子、留守長安的13歲代王楊侑為新皇帝。

　　自秦漢以來，天下政治重心就在關中即京師長安地區。拿下關中，就取得了其他群雄無法比擬的戰略優勢，進可以向東爭奪天下，退亦能依托關中平原自保。更重要的是，占據長安，李淵就有了政治上的合法性，可以名正言順地將楊侑扶上皇位，進而挾天子以令諸侯。

　　李淵剛起兵，楊侑就派隋末名將宋老生和屈突通分別駐守霍邑（今山西省霍縣一帶）和河東，進行堵截。八月初三，李淵義軍奪取霍邑，陣斬宋老生。河東城防堅固，一時不易拿下，李淵采取圍而不攻的戰略，只留部分軍隊監視屈突通以防背后遭襲，主力部隊迅速西渡黃河。黃河兩岸官員百姓主動帶著船只運送義軍過河，隋朝人心盡失，改朝換代已是大勢所趨。

　　渡過黃河后，李淵一路收攏沿途農民起義軍，李三娘也帶著在關中地區組建的游擊義軍前來會師。十月初四，義軍到達長安城下。李淵剛開始想用政治手段解決問題，和平進城，但楊侑死撐不開城門。政治善意釋放到位后，十月二十七，李淵下令攻城，李建成攻打東門南門，李世民進攻西門北門。十一月初九，李建成部隊率先攻破皇城東門景風門，隋朝守軍見大勢已去，作鳥獸散。李淵占領長安，“與民約法十二條，悉除隋苛禁”。

　　十一月十五，李淵昭告天下，立代王楊侑為皇帝，是為隋恭帝，“遙尊煬帝為太上皇”。十一月十七，李淵出任大丞相，“軍國機務，事無大小，文武設官，位無貴賤，憲章賞罰，咸歸相府”，隨后進封唐王，相繼取得“劍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等歷代權臣篡位之前的標配政治待遇。

　　終于，第二年即公元618年三月十一，隋煬帝在江都被一丈白綾了卻性命。四月底，消息傳到長安，李淵“哭之慟”，表示“吾北面事人，失道不能救，敢忘哀乎”。五月十四，識趣的隋恭帝自覺把皇位禪讓給李淵。

　　李淵“固讓不受”，百官“上表勸進，至于再三”，裴寂上奏“勸進，又不答”。裴寂面見李淵，正式表態，“陛下不為唐帝，臣當去官耳”，又“陳符命十余事”。所有政治表演都演到位，李淵“乃從之”。

　　五月二十，李淵正式在太極殿登基稱帝，建立唐朝，改元武德，隨后立李建成為太子，封李世民為秦王、李元吉為齊王。至此，從晉陽宮的密謀，到太原城的起兵，再到太極殿的即位，李淵初步完成了化家為國的建國大業。

　　李淵登基后，不忘裴寂襄助之功，曾在大殿上指著御座對裴寂言，“使我至此，公之力也”，說罷任命裴寂為尚書右仆射，主持國務。李淵“待裴寂特厚，群臣無與為比，賞賜服玩，不可勝”，經常命御膳房“以御膳賜寂”。李淵上朝，“必引與同坐”；李淵回宮，“則延之臥內”。對裴寂的上疏，李淵“言無不從”，甚至“稱為裴監而不名”，還是用當年的裴監即晉陽宮副宮監職務稱呼裴寂，從不直呼其名。在中國古代的政治語境中，這是皇帝對大臣圣眷優渥的重要體現。武德六年（623年）四月，李淵升遷裴寂為尚書左仆射。裴寂意欲告老還鄉，李淵“泣下沾襟”，表示與裴寂“要相偕老耳。公為臺司，我為太上，逍遙一代，豈不快哉”。

　　盡管裴寂后來政績平平，幾無可稱之處，甚至在劉文靜遭冤殺一事上負有重大責任，但李淵待裴寂如此深情厚誼，無疑與二人在晉陽宮宮監和副宮監任上的共同經歷密切相關。李淵對裴寂的隆恩厚愛，是對裴寂傾盡晉陽宮物資助力起兵的回報，也是對自己在晉陽宮內完成內部整合、下定反隋決心的歷史追憶。

　　李唐創業的起點在晉陽，而發軔點是晉陽宮。115年后，唐玄宗在晉陽宮的賦詩留念，正是對晉陽宮在李唐創業歷程中歷史原點地位的肯定，故而“長懷經綸日，嘆息履庭隅”，遙想高祖君臣謀劃起兵時的殫精竭慮，感嘆晉陽宮變中的步步驚心。面對祖宗功業，玄宗“尚恐威不逮，復慮化未孚”之情油然而生，惶恐威嚴不樹、風俗不淳、天下未化。而玄宗在晉陽“習俗問黎人，親巡慰里閭；永言念成功，頌德臨康衢”的訪舊尋根，亦是對跟隨高祖創業的三萬晉陽子弟歷史功績的追憶，以示“艱難安可忘，欲去良踟躕”，不忘昨日創業艱難，力求今朝再開新篇。

　　從晉陽起兵到開國建唐，李淵始終是李唐創業戰略的最高制定者和政治決心的最后決斷人。晉陽起兵由李淵主導，進軍長安由李淵統率。李家三公子中，李世民貢獻突出，李建成亦不遑多讓，但都是在李淵的領導下進行，是李淵在帶領李世民前進，而非李世民推著李淵前行。

　　李世民之所以煞費苦心地篡改唐初創業史料，抹殺李淵、李建成功業，與其上位的歷史真相有莫大關系，他需要用創業功績證明奪位的合法性。而李世民奪嫡時發動玄武門之變的歷史原罪，又成為他登基后打造貞觀之治的內在驅動和心理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