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平凡的世界》看路遙對文藝創作的啟示

　　作者：陜西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 楊輝

　　在《平凡的世界》中，路遙通過對人物的多面塑造，嘗試在上世紀80年代的時代氛圍中觀照歷史和現實，勾勒出身處時代困頓中的個人和群體的命運。孫氏兄妹展現了改革時代所能賦予的普通人命運變化的各種可能，并獲得了路向各異的成功。這些人生的可能性是深深扎根于1980年代總體性的歷史氛圍的。

　　《平凡的世界》以某種編年史的方式，表現了中國在大轉型期的社會生活。在路遙最初的設想中，《平凡的世界》的故事將在基層和中央的宏闊視域中展開。書中構建了雙水村、黃原和省城（銅城）等空間，展現了個體命運與歷史在多個層面上的內在關聯。雙水村的細微變化也與時代的核心主題密切相關，而普通人的命運，正是在這種內在的關聯中發生著天翻地覆的變化。

　　不同于當時基于后現代觀念的碎片化、非理性的書寫，路遙努力探討人與歷史、現實的復雜關系及其可能性，從積極的角度思考勞動、尊嚴和人生意義等宏大問題。在所謂的碎片化的，混亂的現實表象背后，內在的力量依然存在，且從根本上形塑著時代精神的核心品質，也深刻地影響著那一代人的人生選擇。如此，“孫少平們”即便面臨現實的重重困難，也仍然可以用內在精神化解外部的否定力量。

　　除此，基于人民立場塑造1980年代的時代“新人”，也是路遙創作的要義之一，他對人民倫理的現實關切在《平凡的世界》中得到了集中展示。置身1980年代中后期，西方現代主義、后現代主義傳統在多重意義上形塑了當時的文學和理論觀念。在這一背景下，路遙對如孫少平般的底層青年命運的關切具有更加深刻的歷史意義。

　　當時，“純文學”思潮的興起塑造了新的讀者，其關注點在社會的精英而非大眾。此種思路下創造的作品也幾乎不再擁有影響廣泛讀者的力量。文學與現實和大眾的疏離愈發明顯。路遙則以“反潮流”的姿態完成《平凡的世界》的最初架構。書中對改革者田福軍的著墨甚多，但對其敘述的起點和落點，始終伴隨著普通人的代表——孫氏兄妹的命運沉浮。

　　在變化了的時代氛圍中，“到城里去”幾乎成為那一代青年人的普遍選擇。城鄉之辨也深刻影響著路遙對于更為廣闊的社會格局的思考。城鄉二元結構與改革開放四十年中國社會問題的內在關系，也充分說明路遙現實觀察的重要價值。時隔近三十年后，陳彥以現代戲和小說《西京故事》重新回應“孫少平難題”。作為孫少平、孫少安的下一代，羅甲秀、羅甲成也同樣需要面對個人選擇和復雜的社會關系。他們無疑是在歷史連續性的意義上完成著具有新的歷史內涵的人生選擇。

　　新的人民在創造新世界的同時也重新規定自身。所謂的“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新世界”和“新人”的交互創造不可或缺。依路遙之見，在1980年代的時代語境中，現實主義并未窮盡其能量。當時中國現實主義文學的發展尚未達到十九世紀蘇俄現實主義的水準，也未產生如托爾斯泰、高爾基這般能夠表征一個時代的文學大師。此外，當時流行的現代派作品基本處于低級的模仿階段，無重要作品的產生，自然也談不上原創性。而現實主義在表現中國五千年文明史上，仍有進一步展開的廣闊空間。基于如上考慮，在籌備撰寫《平凡的世界》之時，路遙決意以現實主義精神以及與之相應的藝術表現方式，結構這部作品。而選擇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更為本質的原因還在于，試圖捍衛主要文藝流派的若干重要原則，“這些原則滲透著公開地和真誠地為勞動人民的解放服務的愿望”。現實主義原則也和馬克思、恩格斯革命的世界觀密切相關。質言之，“把現實主義問題提到最重要的地位，是出于唯物主義認識論的要求”。也因此，在1980年代初，即便逆著文學潮流，路遙也完成了個人寫作的重要轉變。

　　在社會主義文學傳統的延續性意義上，路遙展開了對1980年代歷史和現實問題的深切關注和深入思考。基于此，路遙的寫作自然不會被新時期文學現代主義潮流挾裹，而是始終堅持文學的現實關切，捍衛關注社會最低需要這一社會主義的根本原則。在他的筆下，那些曾經在柳青的文學世界中成為時代英雄的底層人物仍然秉有著內在的生命價值和尊嚴：他們嚴肅地面對現實生活，在時代的風潮中堅守社會的恒常價值和責任倫理。他們的人生故事，也最終回到了創造這些故事的廣大人民中間。

　　時至今日，《平凡的世界》仍然常銷不衰，且持續影響著一代又一代人的生活觀念和價值選擇，這也表明了路遙的創作，在新時代仍然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