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新章 五千年古蜀 ：從三星堆遺址看成都平原文明進程

　　三星堆新章 五千年古蜀 ：從三星堆遺址看成都平原文明進程

　　位于四川省廣漢市的三星堆博物館拍攝的出土于三星堆1號“祭祀坑”的金面罩。新華社

　　《從三星堆遺址看成都平原文明進程》萬嬌 著 科學出版社

　　位于四川省廣漢市的三星堆博物館拍攝的出土于三星堆2號“祭祀坑”的青銅神壇。新華社發

　　桂圓橋遺址出土的陶罐 科學出版社提供

　　三星堆遺址古城結構圖 科學出版社提供

　　　　關于四川的早期歷史，史書記載一直語焉不詳。被奉為經典的《尚書》和第一手史料甲骨文中，都提到了“蜀”。但對這個“蜀”的解釋，卻又各有爭議。史學家們很難相信，在遙遠的成都平原，會有一個方國，通過“難于上青天”的蜀道，與商王朝、周王朝有直接的交往。歷史的真相隱于時間的幕后，但有一些傳說，一直在當地流傳。一些在蜀地生活過的人，把小時候聽到的故事整理出來，努力給未來留下線索，比如揚雄的《蜀王本紀》、常璩的《華陽國志》、李白的《蜀道難》。“蠶叢及魚鳧，開國何茫然！”這個跨越千年的李白之嘆，也在朗朗的讀書聲中寂默了千年。

　　　　由筆者所著的《從三星堆遺址看成都平原文明進程》一書，由科學出版社出版了。這是一本在考古學文化的框架下，通過對成都平原這一相對獨立的地理單元的早期考古材料進行分析，來推測成都平原社會發展歷程的書籍。總體而言，成都平原經歷了“桂圓橋文化”（公元前4900~4700年）→“桂圓橋二期”（公元前4700～4300年）→“寶墩文化”（含過渡期，公元前4300～3900年）→“三星堆文化”（公元前3900～3100年）→“十二橋文化”（起始與結束年代尚無定論）這幾個大的考古學文化發展階段。其中三星堆文化的代表性遺址就是我們熟悉的三星堆遺址，十二橋文化則是金沙遺址。

　　　　從向普通讀者揭開古蜀國神秘面紗這一視角來看，這本學術著作，似乎就有了一些向“外人”道的價值。

　　　　“禮別尊卑”，三星堆已然邁入文明

　　　　今天的成都平原，田野青青、稻麥飄香，城市星羅棋布。然而，五千年前的成都平原，樹木茂密到暗無天日，人在林中不辨方位、極易迷失。同一片土地，從迷失森林到宜居城市，間隔著的是人類歷史最波瀾壯闊的五千年。

　　　　時光倒轉回五千年前，發源于龍門山脈的河流，由于每年洪水漲落，河邊的漫灘和一級階地無法生長大樹，視野尚算開闊，所以成都平原目前發現最早的新石器晚期遺存桂圓橋遺址，就位于一條無名古河道的漫灘和一級階地上。從此，以桂圓橋遺址為代表的先民們“篳路藍縷，以啟山林”，用簡陋的石斧“刀耕火種”，開始征服成都平原的蒼莽林海。

　　　　經過大約有五六百年的發展，岷江流域突然就涌現了一批城壕一體的聚落，芒城、雙河、鹽店、紫竹、高山、寶墩這6座寶墩文化早期的古城先后出現在岷江外江以西的盆緣山前地帶。從桂圓橋文化到寶墩文化是成都平原文明進程的一個質變，但積累成質變的量變過程，目前并不特別清楚。至晚從寶墩文化開始，水稻就在農業種植中占據了絕對的優勢。稻作農業無疑更適合成都平原的氣候環境，但相比于旱作農業，稻作農業有更高的技術要求，稻作農業如何傳入成都平原，又如何在成都平原普及開來，我們現在還不是特別清楚。但有一點毫無疑問，稻作農業帶來的剩余糧食，支撐起了當時的人口繁殖和聚落擴張。對于史前社會而言，人口規模是社會發展的首要影響因素，在考古上體現為聚落數量的增多和規模的擴大。岷江流域聚落的GIS（地理信息系統）分析，完美地展現了寶墩文化時期成都平原的聚落發展，卻也發現一個問題，就是寶墩晚期，6座分布在岷江外江以西的城壕聚落齊齊衰落，岷江內江流域的魚鳧城和郫縣古城興起，而到了三星堆文化開始的Ⅵ段（大約公元前1900～1750年），岷江流域的聚落竟然神秘地消失了。

　　　　成都平原到底發生了什么？竟然讓一個區域的遺址都消失了？

　　　　而與此同時，成都平原北部、沱江流域的代表遺址三星堆，發展正欣欣向榮，擴張城池、增厚城墻。

　　　　成都平原一南一北，在同一時間，社會發展竟然如此不同？這一現象背后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隨著對三星堆遺址的深入分析，一個不同尋常的點出現了，就是三星堆遺址的城市結構，顯示出與城內馬牧河有非同尋常的關聯。三星堆最早的聚落就興起于馬牧河凸岸，然后選擇了防御條件最好的兩河之間（馬牧河與鴨子河之間）修筑月亮灣小城，并且月亮灣小城南城墻應該就是沿馬牧河而建……最終形成了我們現在看到的面積約為3.6平方公里的三星堆古城。

　　　　如果說馬牧河造就了三星堆遺址今天的格局，而最讓三星堆考古人遺憾的一件事，就是三星堆城內的堆積，也大半毀于此河。如果三星堆古城的規劃與馬牧河有關，為什么他們不懼馬牧河的洪水，把河圈入城中？難道那時候他們就有了類似都江堰的水利技術，可以調節流入三星堆城內的水量大小？都江堰的設計理念這么成熟，必有所本，難道源頭竟然是在三星堆？

　　　　這個論證的過程，應該說很為曲折，因為欠缺直接的考古證據。但是，所有的分析結果，都指向三星堆人有這項水利技術，盡管某些設計上可能還比較原始。“治水”不是一個簡單的社會行為，需要部族間的緊密聯系和協作，客觀上可能會優化當時的社會組織結構，甚至可能導致人群的分工和階層的分化。而人群的分工與分化可見于三星堆一、二號祭祀坑出土人物造像上——冠服華麗的大立人、身著鎧甲的武士、素衣的執事和赤裸上身的跪坐頂尊人。我們知道，“禮別尊卑”，如果尊卑能在服飾上體現出來，就說明這個社會已經有了制度化的“禮”。有城市、有禮制、有青銅，三星堆雖不屬衣冠華夏，卻也已然邁入文明。

　　　　考古是一門講究實證的科學

　　　　那么，三星堆遺址對于討論考古學文化序列、聚落等級和結構，有什么樣的意義呢？

　　　　今天，我們能在一定程度上了解三星堆遺址，了解成都平原，能夠部分地還原成都平原文化演進、社會發展的歷程，是因為經過幾代考古人的努力，積累了一批以桂圓橋遺址、寶墩城址群、三星堆遺址、十二橋遺址群、金沙遺址等為代表的考古材料。在這些寶貴的考古材料的基礎上，我們搭建起了成都平原古代社會發展的時空框架。

　　　　考古是一門講究實證的科學，所有的分析和結論，都必須有考古材料或多學科研究支撐。考古對一個區域系統研究的開始，就是考古學文化的提出或識別、年代序列或文化譜系的建立。夏鼐先生對考古學文化概念的推廣，蘇秉琦先生的考古區系類型學說，雖然多年來讓很多考古工作者對枯燥的分型分式、分期分段研究望而生畏，甚至充滿了痛苦，但必須承認，這是對一個區域的考古材料進行分析歸納進而形成宏觀認識的基礎研究。

　　　　成都平原的考古工作和研究，便是在這樣的考古學理論和方法的指導下開展。這樣的探索，可以追溯到1934年葛維漢等發掘漢洲遺址（三星堆遺址燕家院子地點附近）、提出漢洲文化；可以追溯到1963年，在馮漢驥先生指導下，四川省文管會和四川大學歷史系考古教研室聯合組成發掘隊，對三星堆遺址進行正式發掘。但真正深入研究和系統闡述的，是1987年發表的、基于1980年發掘材料的《廣漢三星堆遺址》這篇簡報。在簡報中，陳德安、陳顯丹兩位先生將三星堆遺址劃分為了四期，并正式提出了三星堆文化。此后隨著考古材料的富集，尤其是十二橋遺址、寶墩遺址等的相繼發現和發掘，更豐富的考古材料，讓江章華、孫華等學者提出用十二橋文化取代三星堆四期文化、寶墩文化取代三星堆一期文化，并將三星堆二期文化和三期文化合并為三星堆文化。

　　　　提升三星堆遺址的“分辨率”

　　　　不管命名的爭議如何，成都平原的陶器序列基本建立。

　　　　《從三星堆遺址看成都平原文明進程》一書，對成都平原年代序列的最主要貢獻在于——細化了三星堆遺址的分期。

　　　　因為成都平原上堆積最好最豐富的三星堆文化遺址就是三星堆遺址，在三星堆文化的分期分段上，三星堆遺址具有不可替代性。而本書的很多重要結論，也是建立在細化分期的基礎工作之上的。簡單地說，細化分期的作用就是提升考古學者對一個地區的考古學材料在時間軸上的分辨率。現在考古上常用的最小時間單位是“段”，如果每段的時間精度是100年，我們就可以討論每一百年，三星堆發生了什么變化，如果每段的時間精度是10年，我們就可以討論每十年，三星堆發生了什么變化。分辨率越高，我們就越能還原三星堆遺址發展變化的過程。三星堆文化現在每段的時間大約是150年，寶墩文化每段的時間大約是100年。

　　　　考古學還有一個重要的概念，叫做“共存關系”。簡單地說，就是你可以同時擁有乾隆通寶、銀元和人民幣，你把它們放在一起，它們就是共存關系。但是它們真正制造和使用的年代相差了很遠，如果能有一組疊壓打破關系，顯示乾隆通寶早于銀元，銀元早于人民幣，那就可以在時間軸上把它們真正的順序區分出來。所以找到這樣的一組疊壓打破關系，就成為提高時間精度的關鍵。

　　　　古人的行為具有隨機性，能夠被保留下來的遺跡遺物也具有隨機性，而能恰巧被我們考古發掘就更具有隨機性，這么多隨機性疊壓在一起，要從有限的發掘材料中找出陶器的真正的順序，數量就成為分型分式、分期分段的關鍵所在。也幸好，從1980年以來，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員會（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院）持續地在三星堆遺址開展考古工作，1987年更是設立了三星堆遺址工作站專職三星堆遺址的考古和研究。截至2014年，在陳德安站長和雷雨站長的領導下，三星堆共發掘了25個地點近萬平方米，解剖了目前已知的各段城墻，清理了1986年的一、二號祭祀坑，發掘了西城墻外的仁勝墓地，揭露了青關山臺地大型宮殿建筑，確認了西城墻的水門遺跡……同時，獲得了海量的、用以構建三星堆遺址期段分析的陶器，以及與這些陶器有關的、豐富的疊壓打破關系。

　　　　本書的期段分析，就是建立在三星堆遺址三十多年來的考古工作基礎之上。并且通過這25個地點構成的空間關系，用期段分析的成果，把它們在時間軸上切片，還原出每段三星堆遺址的平面，最終拼合成三星堆遺址的“城長”過程。

　　　　在這個過程中，對城墻結構的分析和假設，是本書的一個創新和亮點。三星堆的城墻以1999年解剖的月亮灣城墻最為著名，月亮灣城墻由7組夯土構成，但一直以來，月亮灣城墻都被視作一次性筑成的，并被作為一種典型的城墻結構來討論。本書認為，月亮灣城墻可能經歷了幾次大的增筑，并且這種行為和城墻內房屋建筑的興廢相關聯。

　　　　與之相應的，本書也討論了成都平原寶墩古城、芒城、郫縣古城、魚鳧城的城墻剖面，歸納出城墻的厚度，有隨時間而增厚的普遍現象。城墻墻基厚度大約從寶墩文化早期的10米左右，增加到寶墩晚期的20米左右，而最晚的三星堆遺址各段城墻普遍厚度在40～50米之間。

　　　　三星堆古城是成都平原到目前為止發現的唯一一座三星堆文化時期的城。這座城本身經歷了長時間的發展，無論從面積、結構、高等級建筑和出土器物來看，都是公認的成都平原三星堆文化時期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三星堆遺址和祭祀坑的發掘，帶我們窺見了古蜀王國的繁華，看到了古蜀王國這座消融于歷史的冰山浮出水面的幻影，而冰山沒于海面的部分，還有待考古學的繼續探索。（萬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