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國學不僅僅是傳統知識 更是高難度學術

　　專家：國學不僅僅是傳統知識 更是高難度學術

　　2006年，鉆研詞學幾十年的謝桃坊，將詞學論文集《詞學辨》交付上海古籍出版社后，自酌詞學研究可以暫告一段落，考慮向國學研究轉移，試圖探索更廣闊的思想天地。

　　2007年，由中央文史館舉辦的首屆國學論壇會議上，謝桃坊參會并提交論文《論國學》。該文同年在《學術界》發表，引發矚目。之后謝桃坊將主要精力放在國學研究上，取得了一系列豐碩的成果。2011年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他的《國學論集》，收入了其思考國學的理論文章26篇。

　　抗日戰爭期間，國學運動向西南轉移，四川成為中心。謝桃坊發表了《四川國學運動述評》《四川國學運動述略》兩篇文章，并出版《四川國學小史》，對這段歷史進行了專門研究。

　　在研究國學過程中，謝桃坊特別發現，關于到底什么是國學、國學的定義是什么，學術界并沒有統一的答案，說法紛繁雜亂，以致達到令人困惑的地步。于是，踏入國學研究領域的謝桃坊，費了不少功夫，專門弄清楚這個問題。

　　分清“國學研究”與“國學基本知識”

　　謝桃坊認為，當人問起“什么是國學”時，需要先區分“國學研究”與“國學基本知識”，兩者不可等同。“國學研究”中的“國學”，要從1905年上海國學保存會主辦的《國粹學報》創刊說起，這標志著“國學運動”興起。而“國學基本知識”則包括當代對中華傳統文化的復興，了解儒家經典學說、學習琴棋書畫等等。

　　而謝桃坊所說“國學”，主要是從“國學研究”的范疇對“國學”進行定義。

　　在西南師范學院上學時，謝桃坊曾讀到德國經濟學史家維爾納·桑巴特的經典著作《現代資本主義》。他決定采取桑巴特“理論的歷史的學術方法”，去考察20世紀初在中國興起的國學運動的理論與歷史。

　　1905年，《國粹學報》創刊標志國學運動的興起。其中代表人物包括王國維、章太炎等學者。他們提倡國粹，認為弘揚國學就是保存國粹。這一批學者也因此被稱為國學運動中的“國粹派”。

　　新文化運動開始后，國學運動開始出現了新傾向。代表人物包括胡適、顧頡剛、傅斯年等，被稱為“新傾向派”。主張以科學方法整理國故，以純學術的批判態度研究中國傳統文化。后來，新傾向派成為了國學運動的主流。

　　狹小學術問題的考證意義重大

　　翻閱了《國學季刊》《古史辨》和《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上發表的論文之后，謝桃坊發現，這些國學論文有一個共同特點：就是以科學考證方法研究中國歷史與文獻存在的狹小的學術問題，即基本上是考證性的論文。

　　經過一系列梳理，謝桃坊傾向于認可這樣理解國學：“國學是20世紀初在中國興起的一門學科，它是中國學術系統的一個組成部分。它是一門很獨特的學問，其主流就是以科學考證方法研究中國歷史與文獻存在的狹小、困難但重要的學術問題。中國悠久的歷史與豐富的文獻里存在很多學術問題，例如典籍的真偽、版本的源流、文本的校勘、文字的考釋、名物的訓詁、人物生卒及事跡、作品本事、歷史地理的變遷、金石碑文的解釋、文化交流的線索、歷史的疑案、宗族的世系等等疑難而艱深的問題，它們只有在學者長期而深入的專業研究中才能被發現，而且只有搜集大量可靠的材料，運用多學科知識，進行綜合的研究，通過傳統而又科學的細密的考證才可能解決，這就是國學。研究這些問題必須熟悉中國的四部書——經、史、子、集，對中國傳統文化有深厚的修養，具有文獻學知識。國學研究具有純學術的性質，不具功利性和實用性，其學術意義在于掃除中國傳統文化中的謬妄和迷信，為其他學科提供事實依據，尋求學術的真理。”

　　謝桃坊舉例說，中國傳統醫學典籍《黃帝內經》中，“黃帝”是誰？他是不是寫過這么一本《黃帝內經》？這就需要一番考據。比如有德國學者質疑《馬可·波羅游記》是虛構的，甚至馬可·波羅這個人的存在與否，都是需要考證一番的。馬可·波羅在中國當過官，不可能沒有正式官方文獻記載。后來有歷史學者在一則官方記載短短的文句中找到幾句話，間接證明了馬可·波羅的確存在，而且的確到過中國。此外，比如魏晉名士熱衷的寒食散，到底是個什么東西？這些問題，醫學家是不會專門研究的。它屬于國學考證的范疇。

　　謝桃坊說，正是一點點的國學考證，對于恢復歷史真實的面貌，有著非常重要甚至極其關鍵的作用。國學考證可以為哲學、史學、文學、地理學、社會學、文獻學及自然科學提供事實的依據。這些事實依據很可能動搖某學科的基礎理論，可能澄清歷史的重大疑案，可能清除傳統文化觀念中諸多的謬誤，其力量是無比堅實而巨大的。

　　“國學是中國學術的命脈，如果我們現在回顧中國各學科的學術成就，尋求有關中國學問的淵源，則不難發現20世紀國學運動新傾向形成之后，許多狹小學術問題的考證在中國現代學術發展中的重大意義，它往往是傳統學術轉向現代學術的起點。”謝桃坊說。

　　這樣的國學定義，有人或許認為過于狹隘，但它是建立在事實考察的基礎上的，至少它是對國學運動主流意義的闡釋。雖然有學界友人明確表示不贊同謝桃坊的意見，但是卻拿不出證據來反駁。

　　在不少人的印象中，國學就是中國所有傳統文化的知識，尤其是儒家經典。讓孩子們背誦《弟子規》《三字經》《論語》等。謝桃坊提醒我們，“這當然不算錯。但是需要強調一點，國學知識并不等于國學本身。至于社會上有些人把琴棋書畫也拉入國學范圍內，用商業化的形式來運作，這就是離國學主流更遠的理解了。”

　　研究國學之余大力弘揚蜀學

　　對國學概念的模糊，在謝桃坊看來，原因跟人們對20世紀國學運動的歷史頗為生疏，因而很難認識國學的性質與意義有關，“尤其是它成為熱潮之后很快被世俗化和商業化，也將國學研究與國學基本知識混為一談，尤其在弘揚國粹時使國渣泛起，所以我們很有必要重新認識國學的性質、對象和方法及其學術意義。”

　　為此，謝桃坊專門寫了一本《國學談錄》，2020年11月由四川文藝出版社出版。與其他以通俗方式談國學的書大都是對中華傳統經典或儒家常識的介紹不同，謝桃坊闡述國學運動主流的意義，介紹國學研究的科學考證方法，并分享包括嚴復、廖平、劉師培、章太炎、梁啟超、胡適、傅斯年、顧頡剛、郭沫若等國學大師的治學道路。謝桃坊說，“我希望能幫助年輕人從更高的學術意義上認識中華優良的學術傳統。”

　　北京大學中國傳統文化研究中心主辦的《國學研究》于1993年創刊，標志國學熱潮再度在中國興起。國學的發展受到學術界的關注，國學研究機構不斷出現。

　　四川省社科院于2014年成立國學院，謝桃坊是國學院成員之一。他建議與四川省政府文史研究館合辦《國學》集刊。建議得到支持，不久便以大型純學術高級國學研究刊物的面貌面世，每集60萬字，繁體字橫排，印刷裝幀精美；以四川省社科院和文史館學者為主要作者，面向全國和海外。“我們的目標是將其辦成第一流的國學雜志，以弘揚國學，為我省學術事業的發展作出切實貢獻。《國學》集刊于2014年創刊，至今已出版五集，在國內外產生了學術影響。著名的國學家吳光先生認為這是目前國內最好的國學研究刊物。”

　　在國學研究之余，謝桃坊還將部分精力放在了蜀學研究的領域。謝桃坊率先向有關方面提出，希望創辦一個研究蜀學的大型學術專刊，以切實起到弘揚蜀學的作用。

　　2006年由四川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館與西華大學主辦的大型學術集刊《蜀學》創刊，由謝桃坊負責組稿、定稿和編輯，每年出版一輯。在該刊物上，謝桃坊先后發表了《蜀學的性質與文化淵源及其與巴蜀文化的關系》《論蜀學的特征》《古蜀史料辨偽》《宋元學案蜀學略辨正》等文，對蜀學的性質、特征、研究對象等進行了論述。對蜀中學者揚雄、蘇軾、楊慎、李調元、劉咸炘、吳虞、郭沫若都進行了深入研究。

　　由于年齡的關系，謝桃坊一般不再參加館內活動，但由他負責的與《蜀學》《國學》的聯系工作還將繼續下去。同時他個人的學術探究亦將繼續下去。“我們對學術真知的探索是無止境的，只有一步一步地去逼近它，學者生命之樹常綠的秘密即在于此。”謝桃坊說。

　　封面新聞記者 張杰 徐語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