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富論》中描述的古代中國經濟

　　《國富論》中描述的古代中國經濟

　　歐陽峣 湖南師范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上海大學經濟學院特聘教授。第十九屆國際熊彼特學會主席，國家“萬人計劃”首批哲學社會科學領軍人才，全國文化名家暨“四個一批”人才。主持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三項，在《中國社會科學》《經濟研究》《管理世界》等期刊發表論文百余篇，兩部著作入選“國家哲學社會科學成果文庫”，獲全國高校科學研究優秀成果獎（人文社會科學）一等獎、世界政治經濟學杰出成果獎。

　　亞當·斯密像 資料圖片

　　蘇州博物館新館展出的清代瓷器。闕明芬攝/光明圖片

　　揚州中國大運河博物館內展出的清朝“石鋪路”。新華社發

　　位于北京市通州區的京杭大運河北京段。新華社發

　　亞當·斯密作為近代著名經濟學家，其作品《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又稱《國富論》），這部著作于1776年首次在倫敦出版，然后多次修訂再版，譯為多國語言，影響廣泛，被視為開山之作。我們這次講座，主要是在學習《國富論》的經濟思想的同時，特別介紹一下其中關于中國經濟問題的闡述。

　　《國富論》及其思想理論價值

　　約瑟夫·熊彼特在《經濟分析史》中談到亞當·斯密的思想貢獻：“似乎有必要看一看他的《國富論》，該書不僅是最為成功的經濟學著作，而且也是或許除了達爾文的《物種起源》外迄今出版的最為成功的科學著作。”（《經濟分析史》第一卷第283頁，商務印書館1991年版）關于《國富論》在經濟學理論貢獻的意義，我們可以從三個方面來理解。

　　現代經濟學的開山之作。《國富論》通過梳理市場經濟產生、發展和運行的邏輯，解析國民財富的源泉及其增長的原因，構建了比較完整的現代經濟學體系。芝加哥學派經濟學家雅各布·維納是這樣評價《國富論》的：“在那本無所不包的書中，人們能想到的每一種學說都能在其中找到痕跡，一個經濟學家如果不能夠引用《國富論》來支持他的論題，那他一定有很特殊的理論。”（維納談斯密的廣泛性：Jacob Viner,‘Adam Smith and Laissez Fair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35.2, April 1927）英國經濟學家杰西·諾曼則指出：在斯密之后的經濟學家很少有人不欠他的“知識債”，“微觀經濟學仍然在斯密建立的對市場動態的分析框架中運作，而宏觀經濟學家則在他的利潤、儲蓄和投資理論中運作。”（《亞當·斯密傳》，中信出版集團2021年版，序言）

　　馬克思主義的重要來源。馬克思認為：“在亞當·斯密那里，政治經濟學已發展為某種整體，他所包括的范圍在一定程度已經形成。”（《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6卷第181頁）馬克思和恩格斯在批判地繼承斯密和李嘉圖的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基礎上，闡述了勞動價值理論和剩余價值理論，創立了政治經濟學的科學體系。列寧在分析馬克思主義的思想來源時指出：馬克思學說是人類在19世紀所創造的優秀成果——德國的哲學、英國的政治經濟學和法國的社會主義的當然繼承者。“亞當·斯密和大衛·李嘉圖通過對經濟制度的研究奠定了勞動價值論的基礎，馬克思繼續了他們的事業。他嚴密地論證了并且徹底地發展了這個理論。”（《列寧專題文集》，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9頁）

　　市場化機制的理論基礎。亞當·斯密是“第一個把市場、競爭和市場交換視為經濟學核心問題的思想家，他意識到通過公開競爭和自愿交換達成的市場可以發揮類似自然選擇的作用”。（《亞當·斯密傳》，中信出版集團2021年版，序言）斯密指出：人們往往“受著一支看不見的手的指導，去盡力達到一個并非他本意想要達到的目的。也并不因為事非出于本意，就對社會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真正出于本意的情況下更有效地促進社會的利益”。（《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商務印書館1974年出版）也就是說，在完全自由競爭的市場環境里，個人追求自我利益可以在市場中很好地發揮作用，從而產生更高的經濟效益。這實際上就是以自我利益為動機、以價格信號為指導的經濟模式，即依靠市場機制調節資源配置的模式。這種市場化機制為英國自由資本主義的發展奠定了理論基礎，也為其他不同類型的國家構建市場化機制提供了理論支撐。

　　《國富論》最早的中文版本是嚴復先生翻譯的《原富》，根據牛津大學出版社1880年英文版翻譯，1901—1902年由上海南洋公學（上海交通大學前身）譯書院出版；1931年由郭大力和王亞南先生重新譯成中文由商務印書館出版，改題為《國富論》，1965年校訂時改為原著全稱《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并成為國內的權威版本。到目前為止，中文版本已達20余種，其中翻譯比較規范的有南開大學楊敬年、北京大學唐日松、浙江大學賈擁民翻譯的版本。

　　隨著《國富論》在中國的傳播，斯密經濟思想對中國經濟和文化的影響日益擴大和加深，具體可以分為三個階段：一是從嚴復翻譯《原富》出版到改革開放之前，斯密經濟思想在知識界產生了廣泛的影響；二是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斯密經濟思想的影響由知識界擴展到經濟改革的實踐領域，有力地推動了市場化導向的經濟改革；三是進入21世紀以后，斯密經濟思想的影響在知識界和實踐領域出現新的熱潮，知識界和政府對市場經濟機制有了更加全面和準確的理解。

　　《國富論》涉獵的中國經濟問題

　　實際上，不僅《國富論》闡述的經濟思想在中國知識界和實踐領域發生了深刻影響，而且斯密在《國富論》中具體論及中國經濟問題共30余處，總結和概括《國富論》中對中國經濟問題的闡述，主要有以下三個方面的內容。

　　1.用中國傳統經濟案例描述大國經濟發展的典型模式

　　《國富論》幾乎涉獵了所有的現代經濟學命題，而后來的經濟學家主要是對這些命題進行細化、深化和系統化的研究。比如，《國富論》通過描述當時古代中國經濟繁榮的景象，提出了大國經濟發展格局的雛形。斯密寫道：“中國幅員是那么廣大，居民是那么多，氣候是各種各樣，因此各地方有各種各樣的產物，各省間的水運交通，大部分又是極其便利，所以單單是這個廣大國內市場，就夠支持很大制造業。”“假設能在國內市場之外，再加上世界其余各地的國外市場，那么廣大的國外貿易，必能大大增加中國制造品，大大改進其制造業的生產力。”

　　這兩段話蘊含著三個假設：一是大國人口眾多和幅員遼闊，擁有極為廣闊的國內市場，可以支撐制造業的分工和專業化；二是國內各區域間改善交通條件，特別是重視水運交通，有利于形成廣闊的國內市場；三是通過發展對外貿易利用國外市場，可以擴大市場范圍，從而增加制造業發展空間。顯然，第一個假設是講以國內市場為主體的國內經濟循環；第二個假設是講改善國內市場和國內循環的交通條件；第三個假設是講發展對外貿易的國際經濟循環。綜合起來，就是一幅以國內市場為主體，同時利用國外市場的國內國際雙循環的圖景，這也是大國經濟發展的典型模式。

　　斯密對于中國傳統經濟繁榮的描述和贊揚，散落在《國富論》的各個篇章里，概括起來包括：

　　其一，中國是當時世界上最富裕的國家?！秶徽摗返谝黄蛯懙溃?ldquo;中國一向是世界上最富的國家，就是說，土地最肥沃，耕作最精細，人民最多而且最勤勉的國家。”斯密認為，“一國繁榮最明確的標識，就是居民人數的增加”，那時的中國不僅人口眾多，土地肥沃，而且人民勤勉，耕作技術好，這是對古代中國的客觀評價。同時，斯密將中國與歐洲進行比較：“中國比歐洲任何國家富裕得多，而中國和歐洲生活資料的價格，大相懸殊。中國的米價比歐洲國家的小麥價格低廉得多。”由于生活資料的價格低廉，更加有利于人口增長。“中國比歐洲任何國家都富得多，但貴金屬價值在中國，卻比歐洲各國高得多。”由于皇室和富豪儲藏大量的金銀，致使貴金屬價格高。

　　其二，中國當時的國內交通便利，水運發達?！秶徽摗穼懙溃?ldquo;中國的公路，尤其是通航水道，有人說比歐洲著名的水道公路要好得多。”當時中國的交通條件超過歐洲，公路很發達，水運交通更加發達。“中國東部各省也有若干大江大河，分成許許多多支流和水道，相互交通著，擴大了內地航行的范圍。”由于自然條件好，加上政府組織修繕，形成了便利的交通，從而降低貨物的運輸費用。“在中國和印度斯坦，則因內地河港縱橫，貨物常由水運。所需費用，既較歐洲為少，其大部分制造品的真實價格與名義價格，就更加降低。”斯密認為，行政當局負責是中國交通便利的重要原因，在中國，“修建公路及維持通航水道這兩大任務，都是由行政當局擔當。”朝廷要求各省疆吏努力沿河修路，官吏在這方面的作為和績效成為升遷的一大標準。

　　其三，中國當時的傳統農業和手工業發達。農業是傳統社會經濟的重要基礎，“中國的政策，就特別愛護農業，在歐洲，大部分地方的工匠的境遇優先農業勞動者，而在中國，據說農業勞動者的境遇卻優先于技工。在中國，每個人都想占有若干土地或是擁有所有權或是租地”。中國的君主，收入的絕大部分都是得自地稅或地租。中國“雖然沒有比較豐富的金銀礦山，在其他方面卻比墨西哥或秘魯更為富裕，土地耕種得更好，一切工藝和制造業更為進步”。中國的陶瓷業發達，特別受歐洲的上流社會青睞，在歐洲的消費額增長迅速。

　　2.用制度因素解釋中國經濟停滯不前的主要原因

　　《國富論》不僅描述中國古代經濟繁榮的狀況，而且指出了中國古代經濟長期停滯不前的問題，從制度因素分析了停滯不前的原因，主要是從分配不公和閉關鎖國兩個方面作出解釋。“中國似乎長期處于靜止狀態，其財富也許在許久以前已完全達到該國法律制度所允許有的程度，但若易以其他法制，那么該國土壤、氣候和位置所可允許的限度，可能比上述限度大得多。”經濟的繁榮和發展往往受到多種因素的制約，不但受到自然條件和經濟條件的制約，而且受到政治、法律和文化因素的制約。用馬克思的理論來解釋，舊的生產關系將會阻礙新生產力的發展，但它總是被一種新的生產力所打破。

　　在斯密看來，貧富懸殊是不利于經濟增長的。那時中國勞動工資低廉，勞動者難于贍養家屬，“中國耕作者終日勞作，所得報酬若夠購買少量稻米，也就覺得滿足。技工的狀況更惡劣。歐洲技工總是漫無所事地在自己的工場內等候顧客，中國技工卻是隨身攜帶器具，為搜尋，或者說，為乞求工作，而不斷在街市東奔西走。中國下層人民的貧困程度，遠遠超過歐洲最貧乏國民的貧困程度”。但是，中國封建王朝的“高宦巨豪，比歐洲最富裕的人，都有多得多的隸奴。而且這些大官富豪，持有過剩食物，于是能夠支付較大數量的糧食來交換那些產額甚少的珍奇物品，例如富翁競求的金銀寶石”。中國封建王朝的帝王更是掌握巨額的財富，“中國帝王的主要收入，由帝國一切土地生產物的十分之一構成。不過，這所謂十分之一，從寬估算，以致許多地方據說還沒有超過普通生產物的三十分之一”。用經濟學原理分析，當時中國的這種貧富懸殊的現象，既不利于人口的增長和消費規模的擴大，又不利于調動勞動者的生產積極性，自然會阻礙經濟發展。

　　《國富論》認為，當時的中國執行閉關鎖國政策阻礙經濟發展。由于近代國外通商原則以一切鄰國陷于貧困境況為目標，所以使國外貿易陷于不被人注意和不被人重視的地位。“近代中國人極輕視國外貿易，不給予國外貿易以法律的正當保護。”中國和古埃及、古印度三個被一切記載推為世界上最富的國家，主要擅長農工業，他們的國外貿易并不繁榮。“中國的對外通商，向來就不發達。”他們的剩余生產物，主要是由外國人運到外國去，換回他們需要的白銀等物品。本來可以通過對外經貿活動，學習世界上其他各國技術上、產業上的各種改良。“在今日中國的情況下，他們除了模仿他們的鄰國日本以外，卻幾乎沒有機會模仿其他外國的先例，來改良他們自己。”封建王朝的閉關自守法律制度和政策，也成為長期經濟停滯的重要原因。

　　3.用經濟理論揭示古代中國經濟運行機制的特殊現象

　　斯密的經濟學理論主要源于對商業社會的研究，而商業社會應該是追求物質利益，討價還價和自由貿易的社會，因而需要通過自我利益為動機、以價格信號為指導的市場機制去調節經濟資源的配置。在《國富論》這部著作中，斯密談到一些古代中國違背價格和價值規律的現象，特別是勞動者報酬與經濟增長的關系，以及報酬結構與產業結構的關系，實際上是用市場經濟原理揭示了古代中國經濟運行機制存在的特殊問題。

　　一是勞動者報酬低，難以支撐經濟發展。斯密多次提到，古代中國勞動者報酬過低，古代中國是世界上最富的國家，但是勞動者終日勞作，所得報酬卻很少。“在中國和印度斯坦這兩個大市場，勞動的真實價格，即勞動者得到的生活必需品的真實量，卻不如歐洲勞動者。”斯密認為，如果一個國家長期“陷于停滯狀態，我們就不能希望在那里找到極高的工資”。他將中國與歐洲做比較：“就生活資料價格說，中國與歐洲有很大的差異，而就勞動貨幣價格說，則有更大的差異。這是因為歐洲大部分處在改良進步狀態，而中國似乎處在停滯狀態，所以，勞動者在歐洲的真實報酬比中國高。”根據經濟學原理，如果社會進步和經濟繁榮，“勞動的真實價格，必大大增高，但必要勞動量的大減少，一般是以補償勞動價格的增高而有余”。

　　二是古代中國的技工報酬更低：不利于制造業發展。《國富論》認為，“中國和印度農村勞動者的地位與工資，都比大多的技工和制造工人高。”與歐洲比較，“在歐洲，大部分地方的工匠的境遇優于農業勞動者，而在中國，據說農業勞動者的境遇卻優于技術”。斯密指出，這種工資結構與產業結構相聯系，它有利于農業的發展，卻不利于制造業的發展。這里講的是勞動者報酬結構與產業結構的關系，這種情況應該是真實的，中國古代到近代的工匠和手工業者，生活狀況和工作環境往往是非常差的，特別是采礦工人和冶煉工人，往往是做最辛苦的事情，卻獲得最低的報酬，這應該是中國古代制造業沒有形成大產業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斯密認為：“近代歐洲各國的政治經濟學，比較有利于制造業及國外貿易，即城市產業，比較不利于農業，即農村產業；其他各國的政治經濟學，則采用不同的計劃，比較有利于農業，比較不利于制造業和國外貿易。”這就深刻地揭示了經濟思想影響經濟政策的作用，以及經濟政策影響產業結構的作用。

　　對斯密所論中國經濟問題的理解

　　綜上所述，斯密在《國富論》中從諸多方面闡述和分析了中國傳統社會的經濟現象。接下來，我們應該進一步理解三個問題，即斯密為什么要研究中國經濟現象，斯密對中國經濟現象的描述是否客觀真實，以及斯密關于中國經濟問題相關論述的意義。

　　《國富論》寫作的時代是農業社會向商業社會和市場經濟過渡的時期，所以斯密不僅要利用英國和歐洲等新興資本主義國家的背景材料，而且要利用當時的中國和印度等傳統經濟發達國家的背景材料。斯密出生在蘇格蘭法夫郡的柯科迪，這是一個活躍的國際港口，聚集著各種經貿信息，他后來到過格拉斯哥大學和牛津大學，倫敦和愛丁堡城。1763年，英國財政大臣查爾斯·湯魯德請斯密伴隨年輕的巴克盧公爵游歷歐洲，在圖盧茲和巴黎度過了一段時間。斯密的這種經歷為他了解英國和歐洲的社會經濟狀況提供了條件。中國是作為傳統經濟極為發達國家的典型而進入斯密的研究視野，他了解中國經濟情況的途徑，主要是通過圖書館查閱資料以及傳教士和旅游者的傳聞。斯密多次談及：“今日旅行家關于中國耕作、勤勞及人口稠密狀況的報告，與五百年前視察該國的馬可·波羅的記述比較，幾乎沒有什么區別。”“關于那里的水道公路工程的報告，大都得自少見多怪的旅行者和無知好謊的傳教士。”

　　《國富論》對中國經濟狀況的描述，從總體上是符合事實的，而且是在重農主義思想框架下分析中國經濟問題的，體現了他對當時中國農業社會的肯定以及對封建王朝經濟長期停滯不前的抨擊。斯密多次談到，中國是當時世界上最富裕的國家。根據安格斯·麥迪森的測算，在公元10—15世紀早期時，中國的人均收入就高于歐洲；從13—18世紀，中國長期保持人均收入的穩定增長。清華大學李稻葵教授和牛津大學史蒂芬教授的合作研究表明，中國在北宋的生活水平世界領先，但在公元1300年之前已經落后于意大利，公元1400年前后被英國超過，公元1750年之前中國的生活水平整體上已經落后于西歐。所以，斯密認為，十八世紀中葉的中國與馬可·波羅的十三世紀末期到中國的記述幾乎沒有區別。斯密在第九章論重農主義中對中國重視農業和經濟繁榮的狀況進行了描述。斯密分析中國經濟停滯不前的原因，主要是閉關鎖國和勞動者報酬低，也是比較客觀的。馬克思也曾經批評過中國歷史上的閉關鎖國和安于現狀：“一個人口幾乎占人類三分之一的大帝國，不顧時勢，安于現狀，人為地隔絕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盡善盡美的幻想自欺。”從而演奏了一曲“奇異的悲歌”（《馬克思恩格斯選集》，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卷第716頁）。

　　學習《國富論》中對中國經濟狀況的描述和分析，對于我們客觀地認識古代中國傳統社會的國家興盛以及長期停滯不前的原因，有著重要的借鑒價值。斯密在《國富論》中描述了中國古代經濟繁榮的景象，揭示了人口眾多、土地遼闊、交通便利和以廣大國內市場支撐制造業發展的大國經濟發展模式；同時，他強調了加上世界其余各地的國外市場提升制造業的生產力。這就說明，以國內市場為主體，同時利用好國外市場的“雙循環”，乃是大國經濟發展的典型格局，它體現了大國經濟發展的一般規律。古代中國在唐宋時期是比較開放的，但后來因為種種原因漸漸封閉了，從而導致經濟停滯不前。所以，斯密在描述中國古代的大國繁榮景象之后，轉而批評了當時中國的經濟封閉，認為“但在今日中國的情況下”，中國除了模仿鄰國日本以外，沒有機會模仿其他外國。他認為，如果中國人經營國外貿易的話，“通過更廣泛的航行，中國人自會學得外國所用各種機械的使用術與建造術，以及世界其他各國技術上、產業上其他各種改良”。可見，開放是大國經濟崛起和大國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必由之路。中國古代曾經依托大國市場優勢創造了唐宋經濟繁榮的局面以及清代的康乾盛世，但封建王朝的經濟封閉也阻礙了經濟的發展；改革開放以來的經濟開放推動了中國經濟的重新崛起，在現代化建設的新時代，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發展格局，應該是符合中國國情的科學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