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軾的文學批評觀

　　蘇軾的文學批評觀

　　任何一個時代的文學批評都是針對和因應當時文壇的現狀與問題而展開的，無不體現出當時的時代精神和對文學的價值訴求，一個時代的文壇生態、文學風氣的健康維系與發展，離不開這樣的批評，而這正是好的文學批評之社會和文化職能所在。“以史為鑒，可以知興替”，在我們看來，蘇軾的文學批評正是體現了既是引領作用，又有匡正時弊指向的好的批評。

　　蘇軾的文學批評散見于他的古文、書信、序跋等之中，無不立意高遠、主旨突出、意蘊豐厚。唐人李翱在《答朱載言》中有云：“義深則意遠，意遠則理辨，理辨則氣直，氣直則辭勝，辭勝則文公。”我們認為好的文學批評文章應該做到如李翱所說的這樣，而蘇軾的文學批評便達到了這般境界。

　　文章應當“以體用為本”“有為而作”

　　蘇軾反復強調文章應當“以體用為本”“有為而作”，應當做到“言必中當世之過”，以“有補于國”。蘇軾的這種文學價值思想也體現在他的批評觀之中。在《答喬舍人啟》中，蘇軾這樣講道：“某聞人才以智術為后，而以識度為先；文章以華采為末，而以體用為本。國之將興也，貴其本而賤其末；道之將廢也，取其后而棄其先。用舍之間，安危攸寄。故議論慨慷，則東漢多徇義之夫；學術夸浮，則西晉無可用之士。”蘇軾這里所言之“文章”包括散文與詩歌。在這里，蘇軾繼承了楊雄、王充及蘇洵的有關思想，以“華采”即形式因素為“末”節，以“體用”即作品的思想內容與社會功能為首要。此與蘇洵論文不為“驚世絕俗之談”，專主文“施之于今”的觀點是一脈相承的。“以體用為本”是為了實現文章“有補于國”的價值目的，而為了做到“有補于國”，就必須秉持“有為而作”的寫作態度，“言必中當世之過”，以充分發揚文章的社會批判功能。蘇軾在《鳧繹先生詩集序》中集中闡述了自己的這一文章觀：“先生之詩文，皆有為而作，精悍確苦，言必中當世之過，鑿鑿乎如五谷必可以療饑，斷斷乎如藥石必可以伐病。其游談以為高，枝詞以為觀美者，先生無一言焉。”鳧繹先生即當時國子監直講顏太初，為顏淵四十七世孫。蘇軾認為文學必須充分發揮對社會現實的藥石作用，此之為“有為而作”，并且明確批判那種“游談以為高，枝詞以為觀美”的“貴華而賤實”傾向。要真正做到“有為而作”，就必須樹立正確的寫作目的，就是要敢于申發己見，抒發真情，而不是阿言媚性、炫才自售。蘇軾曾言：“去歲在都下，見一醫工，頗藝而窮，慨然謂仆曰：‘人所以藥為？端為病耳。若欲以適口，則莫若芻豢，何以藥為？’今孫氏、劉氏，皆以藥顯，孫氏期于治病，不擇甘苦；而劉氏專務適口……而劉氏富倍孫氏，此何理也？使君斯文，恐未必售于世，然售不售，豈吾儕所當掛口哉？”蘇軾在這里以醫喻文，借醫工之口所講的“期于治病，不擇甘苦”與“專務適口”實際上指兩種截然不同的批評態度，體現了他對于什么樣的文學批評才是好的批評的看法。蘇軾還在一系列的議論中申言了同樣的觀點，如云：“儒者之病多空文而少實用，賈誼、陸贄之學殆不傳于世。”（《與王庠書》）“戰國之際，其言語文章，雖不能盡通于圣人，而皆卓然，盡于可用。”（《東坡應詔集》卷一）“酌古以御今，有意于濟世之實用，而不志于耳目之觀美。”（《答虔倅俞括奉議書》）均屬是焉。從文學思想的層面來看，蘇軾講“以體用為本”“有為而作”等，在觀念上實際更接近柳宗元所提倡的“輔時及物之道”。蘇軾的這種文學批評觀實際上與宋代的田錫、蘇洵、王安石等人有相近之處。田錫論文重視經世致用的作用，歐陽修曾評價蘇洵的文章“不為空言而期于有用”“薄于古而通于今，實有用之言”（《蘇明允墓志銘》）。可見，蘇軾的文學批評精神“以體用為本”“有為而作”與田錫、蘇洵的文學主張有相互貫通之處。王安石認為：“所謂文者，務為有補于世而已矣”，“要之以適用為本”（《上人書》），此與蘇軾略有相似之處，但蘇軾論文，重功用，也重辭章，而王則重事功而輕文辭，如云：“治教政令，圣人之所謂文也”（《與祖擇之書》），兩人的文學批評觀因此而形成了一定的差異，故當王安石因極端的重功用而在科舉中罷詩賦而改試語義，按照自己的主張“使學者歸一”，蘇軾激烈地加以反對，這實際上是兩種文學批評精神之間的沖突。

　　“文章如精金美玉，市有定價”

　　蘇軾在《答謝民師推官書》中這樣講道：“歐陽文忠公言文章如精金美玉，市有定價，非人所能以口舌定貴賤也。”言稱是在轉述歐陽修的意見，但考之于現存的《歐陽文中公文集》，僅卷四十一《蘇代文集序》有云：“斯文，金玉也。”聊聊數字，語焉不詳，所以視之為蘇軾自己之言而托之于歐公亦未嘗不可。不過歐蘇之間在批評觀念方面有同氣相求之處也是不爭的事實，歐陽修曾在《記舊本韓文后》中云：“韓氏之文，沒而不見者二百年，而后大施于今。此又非特好惡之所上下，蓋其久而愈明，不可磨滅，雖蔽于暫而終耀于無窮者，其道當然也。”蘇軾的“文有定價”說實際上是由此而發展來的。在《答毛滂書》中蘇軾這樣講道：“世間唯名實不可欺。文章如金石，各有定價。先后進相汲引，因其言以信于世，則有之矣。至其品目高下，蓋付之眾口，決非一夫所能抑揚。”又在《太息送秦少章》中云：“士如良金美玉，市有定價，豈可以愛憎口舌貴賤之歟？”蘇軾認為，“名實不可欺”，文章之優劣決定于其“實”，而不決定于一時的“愛憎口舌”，以及文人同伙之間過度的抑揚褒貶。這是因為天下文章之“品目高下”，并非一己之抑揚所能左右；“一夫”之抑揚，“先進”之“汲引”，可以暫時“信于世”，但最終得到社會和歷史的承認還需大眾的知音許譽。當然，“一夫”和“先進”們的獎掖不是沒有作用，但是要做到使其抑揚褒貶符之“實”、符之“眾口”，也并非易事。蘇軾在分析了文學批評中所存在的“名”與“實”、“一夫”與“眾口”、“一時”與“久遠”等關系之后，認為文章之好壞高下的裁定只取決于“實”、“眾口”、時間的檢驗，而非為其他。是為“唯名實不可欺”。蘇軾的這些言語，主要是針對當時文壇的不正批評之風而亮出自己的批評態度，意在提倡開展健康的文學批評，并且提出了如何衡量文章優劣的標準，或曰文學批評的一個基本的批評倫理準則。蘇軾反復強調批評應該盡可能地趨同于文章之“實”和“眾口”，他所鄙視的僅僅是那些靠詆惡起家，以“取合一時”而混跡于評壇，或欲以一己之偏嗜凌于大眾和時間之上的“與草木同腐”的所謂“批評”。蘇軾所言并非是鄙視批評本身，因此不能成為文家拒斥批評之口實。蘇軾的文有“定價”說產生了廣泛的影響，李東陽《麓堂詩話》云：“文章如精金美玉，須經百煉千選而后見。”趙執信《題幼子慶賦稿》云：“夫文章聲色，自有定價，妙絕一時，膾炙人口，未必皆佳構。”均為援引蘇軾之言而來。當然，對于蘇軾此說，也有持不同之見者，如陳善在《捫虱新話》中就說：“文章似無定價，殆是由人所見為高下耳……所謂‘文章如精金美玉，自由定價，不可口舌增損’者，殆虛語耳。”又，薛雪《一瓢詩話》云：“詩文無定價，一則眼力不齊，嗜好各別，一則阿私所好，愛而忘丑。如某之與某，或心知，或親串，必將其聲價逢人說項，極口揄揚，美則牽合歸之，疵則宛轉掩之。”其實，這兩種言說之間并不存在難以彌合的矛盾，蘇軾的“定價”說重文章之“實”，相信文章的客觀價值之存在，而“無定價”說則是從文學接受、文學批評中客觀存在著種種難能盡以消除的種種局限或弊端而立論，兩說之間不存在不可彌合之對立，就建立客觀、公正的批評態度這一點而言，我們對這兩種說法當合而觀之才是。

　　對“浮巧輕媚，叢錯采繡”文風的深刻批判

　　蘇軾在進士及第后給歐陽修的謝恩書《謝歐陽內翰書》中言：“自昔五代之余，文教衰落，風俗靡靡，日以涂地。圣上慨然太息，思有以澄其源，疏其流，明詔天下，曉諭厥旨。于是招來雄俊魁偉、敦厚樸直之士，罷去浮巧輕媚、叢錯采繡之文，將以追兩漢之余，而漸復三代之故。士大夫不深明天子之心，用意過當，求深者或至于迂，務奇者怪僻而不可讀。余風未殄，新弊復作。大者鏤之金石，以傳久遠；小者轉相摹寫，號稱古文。紛紛肆行，莫之或禁。”在這里，蘇軾明確地發表了自己對當時文風的看法，他指出文壇存在兩種弊端，一是“浮巧輕媚，叢錯采繡”，再就是艱深“怪僻”。有宋以來，當朝者雖然多次就學風文風問題發布詔命，復古勸學，但實際上制而不止，如在歐陽修前曾主持過貢舉的張方平就說道：“邇來文格日失其舊，各出新意，相勝為奇。朝廷惡其然，屢下詔書戒飭，而學者樂于放逸，罕能自還。”（《宋史·選舉志一》）但是，就在不惜用行政手段清除西昆體的敗劣文風之時，又產生了新的文弊，即古文運動中出現了追逐奇險古怪的不良傾向，如尹洙、石介等人在反對西昆派之同時，卻在自己的古文寫作中又追逐“怪語”“新語”，結果“辭澀言苦”，難能卒讀，故蘇軾云“余風未殄，新弊復作”。所以宋代古文運動發展到歐陽修、蘇軾，實際上承擔著雙重任務，即在繼續清除西昆體余弊之同時，又需要抵制古文運動中新出現的追逐奇險古怪的不良傾向。

　　蘇軾在批評中反復倡導以 “詞語甚樸，無所藻飾”文風來取代那種“浮巧輕媚，叢錯采繡”的不良文風。蘇軾主張要以西漢為楷式，他說：“始朝廷以聲律取士，而天圣以前學者猶襲五代之弊。獨吾州之士通經學古，以西漢文辭為宗師。方是時，四方指以為迂闊。”（《眉山遠景樓記》）蘇氏父子為文不學“時文”，而追慕漢代賈誼、陸贄、司馬遷等人，不僅對他們的思想崇尚不已，對他們的文章所代表的秦漢風力更心向往之，推之為文章所能達到的極境。蘇軾多有這方面的言談，如云：“某官受材秀杰，秉德純忠。蔚然西漢之文，深厚爾雅展矣。”（《賀蔣發運啟》）“貫六經百子之學，煥三代兩漢之詞。”（《賀時宰啟》）“何去非文章，議論實有過人，筆勢雄健，得秦漢間風力。”（《進何去非備論狀》）總之，他認為秦漢風力是與華靡、怪澀文風對立的文化和藝術精神，應使之重新流貫于時代的文學體軀之中。蘇軾強調“以西漢文辭為宗師”，并非如后來的明代前后七子那樣，形成為一種復古主義的口號，而是為宋代的散文藝術發展確定一個參照物。主張恢復兩漢風力，影響了蘇軾對于文章批評理論的一系列看法，如他主張弘揚秦漢文化精神，以質樸自然為理想的風格范則的文風觀念，與從陳子昂開始，唐宋古文運動中屢加倡導，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作為指導思想的追慕秦漢風格的思潮是一致的，這反映了在古代知識分子個體意識中較普遍存在的一種文化認同心理，是一個非常復雜的文化問題，并非僅是有文藝思潮的性質，值得深思。

　　作者：黨圣元《光明日報》（ 2022年02月14日 13版）

　　（黨圣元，系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文學院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