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軍長征“走夜路有了‘燈籠’”

　　原標題：紅軍長征“走夜路有了‘燈籠’”

　　《烏江引》 龐貝 著 人民文學出版社

　　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烏江引》，是一部講述紅軍長征路途中密電破譯故事的新作。我讀《烏江引》，主要是從黨史方面讀，不是完全文學化的讀法。即便如此，它也吸引了我。這部紀實小說，大密度地抒寫了中央紅軍長征從通道轉兵到哈達埔決定再到陜北落腳的征戰史，也算是大歷史的寫作。略談三點讀書感受。

　　《烏江引》比較好地處理了密電破譯和決策指揮之間的關系。

　　電訊偵破題材的作品，不寫上層的領導不行，不寫這個層面，就沒有相應的歷史厚度和歷史站位，電訊偵破的運用就沒有了高度。所以，作品寫了通道轉兵、遵義會議、四渡赤水、南渡烏江等等重大決策。從紅軍將領到軍士，小說出現的人物很多，大概有上百個。同時，每個人物的出場，又與軍委二局——負責密電破譯的部門連接起來，設置巧妙。

　　這部作品同時回答了人們的一些疑問，什么疑問呢？在長征途中，四渡赤水這種最危急的歷史關頭，紅軍打仗從根本上來說靠的是“走路”，一會兒往東、一會往西，一會兒直插、一會迂回。為什么？甚至連軍團級的干部都不清楚。其實，不少決策，依據的恰恰是電訊偵破的情報。紅軍將領的高妙就在于分析情報，作出判斷，然后尋找戰機，擺脫敵軍，調動敵軍，消滅敵軍。破譯是一些決策的基礎和前提。有時候，沒有密電破譯，紅軍的決策就像走夜路沒有“燈籠”。

　　《烏江引》比較好地處理了人物精神和工作創造之間的關系。

　　所謂精神和創造的關系，是說有大精神才有大創造。《烏江引》以曾希圣、曹祥仁、鄒畢兆為原型，通過對“破譯三杰”的形象塑造，反映了一代共產黨人特有的情懷、特有的犧牲精神和奉獻精神。作品中，從軍委二局調到九軍團的小何，在臨走之前說一定要破譯“密息”，他在犧牲前真做到了，并在發給二局的最后一封電報中說：“永別了，你們向前進。”這讓我想到了《永不消逝的電波》里李白在上海犧牲的時候發的最后一封電報：“永別了。”《烏江引》的故事當然更早。這就是傳承，是黨的精神傳統。

　　精神體現在細節當中。作品中的一些細節寫得很有味道。比如鄒畢兆的黑色小筆記本。他每破一項密電都要記在本子上，字兒很小，寫得非常密，就是希望在勝利之前不換筆記本，用一個筆記本記載下紅軍長征勝利的全過程。長征勝利到達陜北時，鄒畢兆果然沒有換筆記本，也就是說，這個本子還沒有記到最后一頁。這個細節作品里出現了三次，顯然是要傳達一種精神上的內涵。又如,南渡烏江的時候，曾希圣在中央蘇區時期獲得的紅星獎章，掉到水里了。要知道，那是紅軍戰士至高榮譽的象征呵，但曾希圣似乎并不在意，后來也不曾對人說起。為什么，這是那代人在榮譽面前的精神寫照。

　　寫人是為了寫精神，什么精神？就是軍委二局搞電訊偵破的人，“比特殊材料更特殊”。他們有特種性格，這種性格就是執著，對自己工作的執著，對勝利的執著，背后是對理想信念的執著。這是大精神。有了大精神才有大創造，有了大精神，他們具有創造性、甚至帶有某些神奇色彩的工作，才有特殊的傳奇性，他們對革命的貢獻才有某種不可替代性。作品里寫道，從1932年秋首破敵軍密碼到1936年秋紅軍三大主力會師，“破譯三杰”親手破譯的敵軍各類密碼達860種之多！《烏江引》是小說，這個數字我是第一次看到。如果這個材料來自真實史料的話，這是相當讓人震撼的。后經與作者核實，了解了這是真實史料，真是當之無愧的奇跡！

　　紅軍的對手破譯專家很多，水平并不比紅軍低，設備器材更是比紅軍先進，但是他們創造不了“破譯三杰”那樣的奇跡。比如，作品里寫1933年國民黨首屈一指的破譯專家“黃季弼”在給上峰的報告里說：對紅軍的電報“分類悉心研究，時經兩月，毫無頭緒”，“無從分析”。干了兩個月都無從分析，差別不在于技術，不在于專業，差別就在于精神。

　　《烏江引》還比較好地處理了密度敘述和舒展敘述之間的關系。

　　看第一部“速寫”的時候，我很擔心，如果整部作品都是用“速寫”的敘述方式，密度太大。但作者在寫完史料密度很大的“速寫”以后，進入到第二部“側影”，我的心就放下來了。這部分虛構了何博士這個人物，這個人物與“速寫”部分的小何有著隱約的聯系，由其尋訪研究的過程，把“破譯三杰”此前此后的命運串聯起來，同時還串起了別的隱秘戰線的事情。這樣，時空拉大了，讀起來很舒展，也有帶入感。這種結構挺好。

　　（作者：陳晉，系黨史專家、原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