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文化“兩創”工作的新收獲——評《德本體——德道論》

　　中華文化“兩創”工作的新收獲——評《德本體——德道論》

　　《德本體─德道論》 任國杰 著 人民出版社

　　【光明書話】

　　由大連重明書院任國杰撰寫的《德本體─德道論》日前已由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發行。該書特點如下：

　　一、問題意識強

　　作者高度認同“啟蒙現代性最大的問題是造成了終極關懷缺失”的觀點。他重拾原儒“德本體─德道論”的主要目的，是立志為黎民百姓尋求安身立命之所、煥發“申命行事”之志。

　　李約瑟曾指出，“西方在沒有適當的資具與準備情況下，因科技工商業的片面發達而被推為世界領袖，結果造成了災難性的后果”。國杰君堅信擁有五千年不間斷文明史的中華文化不僅具有“對話”的資具、“破繭”的資具，而且還有“引領”的資具。

　　作者從古文字學、訓詁學角度入手，將甲骨文“德”字三類寫法，按著《洪范》的釋義做了識讀， 指證“德”字最初是講哲學。通過深入的比較研究，他很好地回答了“德”是如何在中華古代文明中形成的，是在何種程度上與西哲亞里士多德“德性之后”的“正直”和“正義”、作為“第一推動力”的“隱德萊希”，乃至古希臘的Ethos(社會氣質、民族精神) 相互“通約”的；神圣的、沒有“墮落”以前的“德世界”又是在哪種語境下可以與西方基督文明互鏡的。

　　二、邏輯性強

　　作者既不是從“今古文之爭”，也不是從“超越的突破”角度，而是從S.N.艾森斯塔特的“第二序反思”理論角度定義原儒——孔子的，認為老年孔子會通儒、易創造的新儒學提升了儒學的品質。

　　《德本體─德道論》在布局謀篇上分上下兩篇。在第一篇，作者采用了縱(從“形而下”到“形而中”，再到“形而上”)、橫(知識論、本體論、價值論)兩條線論證了“德本體如何可能”的問題。他指出，德本體論是以德為本體、終極關懷和研究對象，以價值來源、價值構成與匹配規律為主要研究內容的學問。德本體具有宗教性、客觀性、自洽性、普適性、開放性等特征。認為“講‘大全’不講‘整體’的德本體呈現的自由，才是中華文化乃至中華民族的真精神”。在第二篇，作者將“德本體論”向傳統作了轉換和回歸，打造出了有中國特色的話語體系——德道論。國杰君強調，德道是以德本體論為基礎，以建構生態倫理、建設新型文明形態、追求幸福生活為旨歸的保合太和、萬國咸寧之道。

　　作者對德道與泛道德主義的“道德”做了嚴格區別，認為：德道喚醒的是敬德憂患意識，“道德”突出的是“利他主義”意識；德道強調對自己的義務(權利)，“道德”強化的是對他人的義務；德道講價值來源，“道德”行價值踐履；德道講“自律”與“他律”的統一，“道德”專司“自律”。

　　三、原創性強

　　作者是在對以往價值理性論說進行深刻反思基礎上，在本體宇宙論背景下，在重塑生態倫理語境中立定“內在目的性”和價值理性進而展開新的“宏大敘事”的。

　　《德本體─德道論》有若干新發現：

　　作者發現《易》有“四易”，即除了“變易”“簡易”和“不易”之外，還有“交易”。認為“交易”具有現代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和“裒多益寡，稱物平施”，體現的正是“交換正義”和“分配正義”的思想，這與原儒對“德”之本義——“正直”“正義”的解讀是卯榫相合的。

　　作者肯認“繼善成性”學理，認為法治的基礎是“統一人性論”，絕非單純的“性惡論”。他慧眼識珠，發現古老的《易經》早已給“法”下過定義，即“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制而用之謂之法”。“法”是“制器之器”——模和范。這個“法”來自“自然之象”，出于“下濟”天道的“應然”——自然法，屬于“價值法系”，進而為社會主義善法良治夯實了學理基礎。

　　作者深度刻畫了“太上以德撫民，然后親親，以相及也”——沒有“墮落”、不分等差、不講尊卑的“天愛”世界。并直言，這種“公天下”的、本無家庭倫理束縛的、生生不息的“太上之德”，正是建構普適倫理的動力之所在。

　　作者認為中華文化的源頭是德，從超越的“德世界”疏通了價值的源頭活水，還通過論證“君子社會”與“共同體”之同源、并存，為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提供了理論支援。

　　作者按著“先驗的”哲學原理，即德本體─德道論，從“歷史哲學”角度對儒學重新做了分期，提出了他自己的“儒學五期說”：孔子開創的德本體─德道論為第一期； 孟、荀、董子為第二期，打造了中華文化的“小傳統”；班固諸儒“轉換”的儒學為第三期，打造了所謂的中華文化的“大傳統”；宋儒為第四期，儒學自此走向了東北亞、東亞和南亞，自此定格為“地域文明”；“新時代”儒學為第五期。儒學二、三、四期的特點都是“接著講”的，第五期的目標應“照著”原儒“普適文明”講，重回第一期老年孔子，從中國再出發，使儒學重新走向世界。

　　作者經過嚴格論證提出了不少新命題，如“德者自得”“兩個世界，一元德本”“以德安人，依法治國”“德道成就民主和科學”“德元為體，東西為用”“德合無疆，德道多助”等，得出了中國文化不僅“早熟”，而且“成熟”的重要結論。

　　《德本體─德道論》會通中西，打通了文史哲、貫通了政經法，邏輯縝密，論據堅實，解釋力、說服力強。它能全面回應西方世界形形色色的有關消解價值理性以及貶損中華文化品質的理論，為我們重新掌握“解釋中國的話語權”提供了豐富的、頂用的新“資具”。特別是，國杰君通過對德道與傳統的“王道予之”和西方的“霸道奪之” 的深入比較研究，指出，德道是去“中心化”的開源、開放、共建、共贏、共享之道。德道理論與數字經濟相通、與構建多極世界理論合拍，能為世界秩序重建賦能，具有普適性。它遠比西方“泛中心化”(神中心、上帝中心、人中心、歐洲中心、美國中心)的所謂“普世文明”高明。

　　作者總是主動、頻繁、廣泛運用東、西“共同體范式”。但始終強調：對西方范式的運用，并不存在西方哲學比中國哲學優越的預設，只不過是用中西都能聽得懂的話語與其平等對話而已。

　　總之，作者有理論創造的勇氣，不僅堅持“自己講，講自己”，還勇于“品他人，講他人”。國杰君與時偕行，返本開新，在“德文化”研究上下了真功夫，對中國文化的“兩創”作出了新貢獻。《德本體─德道論》含弘光大，嘉惠學林，佳作難得。

　　（作者：郭齊勇，系武漢大學哲學學院與國學院名譽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