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千多年文明史’的‘多’字不是隨便加的”

　　7月，濟南，驕陽似火，熱浪滾滾。上午十點二十，江林昌剛剛結束講座。他戴著銀色金屬邊框眼鏡，身著白襯衣、黑長褲，笑呵呵地同記者打招呼。四年前，江林昌加盟山東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成為特聘教授，在聘任儀式上也是這樣一身樸素裝扮。

　　多年主攻考古發現與中國古代文明、中國古代思想史、中國古代文明史等研究，如今，江林昌擁有重要而豐富的學術成果，在國內外學術界影響深遠。但在山大同事與學子眼里，他是位說話直來直去、憨態可掬的學者，與之交流，大家十分輕松，沒有什么壓力和隔閡。說話間，江林昌帶著記者來到了大學校園里的辦公室。書架上陳列著各式各樣的歷史典籍、專業書籍，連茶幾也不放過。他將辦公桌上堆積如山的書籍挪開，終于辟出了一塊“空地”，容記者放下采訪本。

　　親身參與夏商周斷代工程和中華文明探源工程兩個重大課題，是江林昌最重要的學術履歷。江林昌清楚地記得，參加夏商周斷代工程和中華文明探源工程時，自己只有三十多歲。“能夠獲得如此寶貴的學習機會，主要感謝我的兩位導師，姜亮夫先生和李學勤先生。”而這難得的經歷深深地浸潤了他的整個學術道路。

　　參與兩工程

　　　　“小江”成長為“老江”

　　1988年，江林昌考入浙江大學古籍研究所，師從一代國學大師，楚辭學、敦煌學、語言音韻學家姜亮夫。博士畢業后，他面臨著人生選擇。“當時，考古學的重鎮并不在浙江。姜先生建議我去北京，在考古學、甲骨文等方面進一步加強。”江林昌回憶，由于種種客觀原因，自己無法立即進站研究。于是，他舉家來到煙臺大學，邊研究邊等待機會。后來，江林昌如愿考上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歷史學博士后，成為著名歷史學家、古文字學家李學勤的學生。

　　彼時，正趕上國家“九五”科技攻關重點項目夏商周斷代工程啟動。這是我國第一個多學科交叉聯合攻關的系統工程，工程組織來自歷史學、考古學、文獻學、古文字學、歷史地理學、天文學和測年技術學等領域的數百名科學家聯合攻關，旨在研究和排定中國夏商周時期的確切年代，為研究中華五千年文明史創造條件。導師李學勤任工程首席科學家、專家組組長，年輕的江林昌便承擔起工程學術秘書的工作。

　　“我們負責用《簡報》的形式總結記錄相關情況，這對我來說不是一項簡單的文字工作，而是向專家進一步請教學習的好機會。”江林昌感到很幸運。許多不同學科的專家會有不同的學術觀點，經常在會上爭得面紅耳赤。他回憶，鄒衡先生與安金槐先生幾乎每次都有學術爭論，且態度極為認真，互不相讓，甚至到了錙銖必較的地步，但老先生們始終沒有超出學術研究的范圍。所以，每次爭論之后他們照常把酒言歡、談笑風生。

　　這些觀點鮮明的思想交鋒，江林昌需要一一整理，反映在《簡報》中。“為了準確記錄，我必須弄懂他們的觀點。于是就趁這個機會研讀先生們的著作，不明白的當面請教，先生們總是不厭其煩地講解，直到我弄通為止。”他說。不僅如此，李學勤先生和朱學文先生還特別叮囑江林昌，可以有計劃地采訪沒有在“斷代工程”中做具體工作的業內老先生，聽取他們的寶貴意見。于是，他先后采訪了饒宗頤、楊向奎、張政烺、石興邦、趙光賢、張傳璽、張豈之、趙芝荃等，他們不僅對工程提出了高水平的建議，還給予了江林昌專業的指導。

　　“饒宗頤先生跟我談簡帛，為我在當時所承擔的‘斷代工程’專題‘禹伐三苗與夏代始年研究’提供了許多新材料；楊向奎先生則跟我大談《楚辭·天問》；石興邦先生給我敘述他對東夷部族鳥圖騰的觀點；張傳璽先生給我談商周時期的社會形態……”每一次細致交流，江林昌像是魚入大海般開闊了眼界，如饑似渴地吸收新的知識。

　　2000年夏商周斷代工程順利結題，由專家們聯合攻關而推出的《夏商周年表》，將中華文明史的年代由公元前841年往前推了1200多年，填補了司馬遷以后2000多年來的年代學研究空白。“‘斷代工程’前前后后五年時間，所有的考古現場和會議我幾乎都參加了。”江林昌說。在這五年，他沒有發表一篇學術論文，也沒有產出任何成果。“壓根沒有時間寫。我必須全力以赴整理‘斷代工程’的相關材料。”有時候材料要得急，哪怕熬到天亮，江林昌也要保證按時交稿。

　　正是因為“斷代工程”的成功實施，國內一些中青年學者得到了培養。江林昌很慶幸成了其中的一員，還參與了工程階段性報告起草小組的工作。“我感覺進步很大。‘斷代工程’為我打開了一扇又一扇不同學科的新門窗。在研究視野、研究方法、研究態度以及研究境界上，我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鍛煉機會。當時，李學勤先生、李伯謙先生、朱學文先生經常幫我修改《簡報》稿，現在對我來說，都已經成為無比珍貴的學術材料了。”江林昌高興地向記者分享。工程結束后，他繼續保持與專家們的聯系，緊跟他們的學術步伐。

　　2002年春，國家啟動了中華文明探源工程，全稱“中華文明起源與早期發展綜合研究”，由60多個單位的400多位專家學者直接參加。這是繼“斷代工程”之后，又一項由國家支持的多學科結合、研究中國歷史與古代文化的重大科研項目。在預研究階段，江林昌有幸成為某課題組成員，負責五帝時代文獻資料的整理研究。一直跟隨工程進行相關工作，他受益匪淺，也慢慢從“小江”成長為“老江”。

　　經過多年的論證研究，中華文明探源工程推出了系列成果，其中在年代學方面推出了中華文明起源三個階段性的年代框架：公元前3800—前3300年，公元前3300—前2500年，公元前2500—前2000年。“也就是說，中華文明從五帝時代開始起源，再經夏商周三代早期文明發展，已經有了年代學的框架依據。”江林昌說，過去，我們談中華文明史一般都稱“五千年”。現在，我們應該在五千年基礎上加一個“多”字，完整的表述是“五千多年文明史”。

　　“這個‘五千多年文明史’的‘多’字不是隨便加的，而是經過歷代學者的艱辛求證。”親歷夏商周斷代工程和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的研究過程，江林昌深感不易。他還透露，在參加工程的時候，專家們完全沒有預見會把中華文明史推到五千多年前。

　　“當時我自己的想法是，如果能夠證明五千年文明，那就相當不得了了。”江林昌說，二里頭遺址、新砦遺址、山西襄汾陶寺遺址、河南登封王城崗遺址等一系列考古發現取得重大進展，科技手段日新月異，以及國家強大的經濟支持，推動學者們揭開更多考古神秘面紗。有了這些材料、成果作為基礎，才得以將結論一步步往前推，不斷更新大家對中華文明史的認識。

　　專心做專業是最愉快的事

　　在煙臺大學的二十多年，江林昌要講課，還要處理各種行政事務，應對大大小小的會議和活動。一張日程表記錄了江林昌每天的生活：早上六點到八點，這段寶貴的時光交給讀書，八點到十一點，處理學校的行政事務，十一點之后，給研究生上課，下午，又要面對分內的工作……一天24小時，除了睡覺，其他的時間被各種各樣的事項填滿。

　　江林昌幾乎是像擠海綿里的水，極盡所能地爭取屬于自己的時間。與他一道出差的人，都見過這樣的畫面：坐在候機廳里，別人在三三兩兩聊天，江林昌趕緊掏出一本書來看；飛機起飛后，旁邊的人在睡覺，他又開始看書。江林昌如此見縫插針式的生活，在50歲這一關卡到來之后，終于感到吃力了。江林昌深深感受到年齡二字體現在身體上的變化，精力不比從前，不敢像年輕時候那樣連續幾日熬夜，周旋在行政和學術之間的他感到分身乏術。

　　2016年，他碰到了評選“泰山學者”的機會，入選的前提條件之一就是辭去領導職務，江林昌沒有猶豫就報了名。成功入選之后，他同時辭去煙臺大學副校長、煙臺市政協副主席兩個職位，全身心地投入到學術生活中。

　　“我完全是發自內心的，做專業確實很辛苦，但我的心情很愉快。”江林昌說。他形容自己的學術道路是厚積薄發式的，不輕易寫，不帶著功利去寫，不為了考核任務寫，要真正感覺有思想要表達時才寫，而且一個題目從成形到動筆，要醞釀很久，幾年、十年甚至二十幾年都有。2018年他發表在《中國社會科學》雜志上的《遠古部族文化融合創新與<九歌>的形成》就是“十年磨一劍”后的成果。

　　在杭州讀書的時候，系里的老先生常說，“通一經才能通百經”，對江林昌來說，他的這“一經”是《楚辭》，《楚辭》是他學術研究的起點。還在姜亮夫先生門下的時候，江林昌就聽他多次提過《九歌》的源頭問題，姜亮夫說《九歌》的源頭不僅在長江流域，而且在黃河流域，跟山東的東夷文化有重要的關系。但那時候，考古發掘與研究尚不充分，只能根據文獻判斷，可考的文獻也多是神話，不可佐證真偽，有關《九歌》源頭的討論很難深入下去。

　　多年來，江林昌一直關注一個問題。直到近些年，歷時多年的思考，終于有了結果。他論證認為《九歌》是融合遠古部族文化的結果，而其中的《東皇太一》《東君》源頭就是海岱東夷族的宗教祭歌。在海岱地區完整的考古學文化序列遺址中，不斷出現有關太陽崇拜的遺物；在文獻記載中，東夷集團的先祖太昊、少昊、帝舜、后羿、伯益等，都以太陽鳥為圖騰。考古遺址與文獻中的諸種記載與《東皇太一》《東君》中祭祀太陽神歌舞儀式的幾大要素一一吻合，從中推測出《東皇太一》《東君》的祭太陽頌歌與東夷習俗有內在聯系，更進一步推定《東皇太一》《東君》應該是東夷有虞族《韶》樂中有關日月天體崇拜內容的遺存。

　　江林昌說，“五千多年文明史的研究，不是某一個單科的專家能夠解決的，必須是多學科結合。”這種經驗最初來自姜亮夫、李學勤等先生治學風格的熏陶，后來親身參與的夏商周斷代工程和中華文明探源工程，更是多學科結合的一次實踐。在此后的研究中，他循著這種經驗，自覺地用文史哲融通的視角看問題、思考問題。在《九歌》探源之路上，考古學上的日月山刻紋、鳥型陶鬶、鳥足陶鼎，以及拔牙習俗，就補足和旁證了文獻，在推論的關鍵環節提供了有力的支撐。

　　海岱地區，北、東、南三面環海。“湯谷”“扶桑”，是日月所出之地之一，《海外東經》《大荒東經》《淮南子·天文訓》的篇目中都有記載，而“湯谷”“扶桑”，都與一個地名“黑齒”有關。《大荒東經》又言“有黑齒之國，帝俊（舜）生黑齒”，則“黑齒”當在海岱地區。《山海經》還記有“鑿齒國”，《淮南子·墜形訓》還有許多“鑿齒民”“黑齒民”的記載。

　　有了文獻記載，江林昌就開始搜集考古證據，他發現東夷集團在遠古時代曾盛行拔牙習俗。山東泰安大汶口、曲阜西夏侯、鄒城野店、膠州三里河、諸城呈子、江蘇邳州大敦子等大汶口文化墓葬中，普遍存在拔去上頜兩顆側門齒的現象，其拔牙率達到埋葬人數的64.3%。據此，嚴文明1979年著文指出大汶口時期的東夷民族，“無論男女，也無論貧富”，都追求拔牙。《山海經》《淮南子》中也有多處關于“鑿齒國”“黑齒國”的記載，考古證據與文獻的記載相一致。由此可知，“鑿齒國”“黑齒國”必在海岱地區。這也從地理上證明“湯谷”“扶桑”“十日”神話只能是東夷民族的。在中原地區，既沒有關于“鑿齒”的文獻記載，也沒有相關考古發現。

　　從年代上看，考古所見海岱地區的拔牙習俗盛行于大汶口文化時期，而到龍山時代便消失了，堯與羿活動在五帝時代晚期，相當于海岱龍山時代晚期，神話中稱堯使羿誅滅“鑿齒國”，在歷史年代上也大致吻合。談到這個發現，江林昌頗為激動，這些重要的考古發現令他“大為驚訝，又無比興奮”，他心想“一個重要的問題解決了”。在經歷了數次這樣的時刻之后，花了十年的時間，這篇文章終于定稿，這是他若干年學術研究生涯中的一個剪影。

　　在總結學術研究的經驗時，他將大多都歸結于前人的及時引路。姜亮夫先生有句話江林昌一直記在心里：“選題要選活潑的題目”。什么是活潑的題目？江林昌解釋，不是邊邊角角的小題目，是有民族文化高度的大題目，不是一篇論文能完成的題目，是能夠一篇接著一篇做，做五年十年甚至做一輩子的題目。2013年，著名學者陳來有一篇論文《中國文明的哲學基礎》發表在《中國高校社會科學》上，探討了先秦哲學對秦漢以后中華成熟文明的影響問題。江林昌讀后深受啟發，“中國哲學在春秋戰國時期達到高峰，中國有五千多年的文明史，發展到兩千多年時，也就是在春秋戰國時期，中國哲學才真正達到高峰，并影響了秦漢以后兩千多年的中華文明，而此前兩千多年的問題還沒有得到解決”，在這樣的思考下，他寫了一篇《先秦哲學的中華文明基礎》，同樣也是“講清楚中國人的宇宙觀、天下觀、社會觀、道德觀”，促使世界“讀懂中華民族”。

　　與山東的不解之緣

　　回首江林昌的人生軌跡，會發現其中充滿了機緣巧合。一個南方人，立志去北京學考古，最終卻扎根在山東；剛去北京讀博士后，就參與到夏商周斷代工程中，并在后來的中華文明探源工程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人生的種種際遇，江林昌用“機緣巧合”四個字來解釋，這許多的機緣巧合，豐富著他的學術生涯和生活道路。

　　訪談中，他多次談到自己與山東的緣分，在杭州念完書后，是在一位山東好友的推薦下才來到煙臺大學，后來在北京讀完博士后，再次回到煙臺，也是冥冥之中的導引。“在北京學考古”的幾年，正好是夏商周斷代工程進行的時間。江林昌大部分精力都投入在這里，他的博士后出站報告也跟工程中負責的專題成果相關，但當時有規定，在工程結束之前，任何人都沒有權利提前發表個人成果，所以他的博士后一讀就是五年。

　　讀完博士后，擺在他面前有兩個選擇：回煙臺教書，或者留在中國社科院。即便是身在學術圈之外的人，也能清楚地知道兩地學術資源的明顯差距，更何況是江林昌身邊的師長，他們的聲音無一例外：為了學術前途，不能回去。另一邊卻是煙臺大學領導的盛情挽留，幾番考量、幾番掙扎后，為著一份難得的情誼，江林昌還是回到了山東，自此便一心一意扎下根來。

　　自2016年在山東師范大學擔任山東省齊魯文化研究院院長、2019年加盟山東大學歷史文化學院之后，他的根往更深處扎。他找到了自己搞科研的節奏：早上6點鐘起來就到辦公室工作，晚上10點多離開辦公室。“時間都交給工作了，到濟南都三年了也沒去過千佛山和大明湖。”江林昌說。

　　地理位置的變化，讓他對齊魯文化投注更多目光。“在山東的歷史序列中，先有東夷文化，再有齊魯文化，這都是整個中華文明史的重要源頭。具體來說，東夷文化是海岱考古的重要源頭，齊魯文化是整個中華傳統文化當中的核心文化。”江林昌認為，在五千多年文明史中，春秋戰國剛好是中間點。以儒家思想為代表的春秋戰國時期的諸子百家思想，在整個中華文明史中，處于中軸點。儒家的代表人物孔子的《論語》、孟子的《孟子》、荀子的《荀子》，這三部儒家經典都是在齊魯完成的，儒家文化與齊魯文化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在五千多年文明史當中，儒家文化還有一個源頭。這個源頭大家以前不夠關注，這是需要完成的學術重大課題，也是一個時代課題。這就是海岱地區的東夷文化。“當然東夷文化內涵豐富、博大精深，涉及的面很廣，跟中原的文化、北方的文化、南方的文化有千絲萬縷的聯系，這是需要現在的學者包括以后的世世代代的學者共同來討論的問題。只有把這個源頭講清楚了，我們才能夠更好地把握今天我們所理解的齊魯文化和儒家文化。”江林昌解釋。李夢馨 朱子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