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為北京增添一抹紅色——讀《北京紅色文化的文學探尋》

　　北京文化內涵挖掘工作任重而道遠，尤其是其紅色文化闡釋，起碼在量上還遠不能與古都文化、京味文化比肩。方繼孝先生新近出版的《北京紅色文化的文學探尋》注意到這個問題，做了別有創意的嘗試。

　　中國紅色文藝與北京的關系，無論如何是一個大問題。關于文藝體制和紅色文藝的生產關系，“大家小書”中洪子誠先生的《中國文學1949—1989》作了深入的分析。他抓住左聯和延安文藝座談會兩個重大關節點。左聯，1930年3月成立于上海，宣傳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形成了很有聲勢的文藝大眾化運動。延安文藝座談會，1942年5月在延安楊家嶺召開，毛澤東做的《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系統回答了文藝運動中有爭論的問題，提出文藝為人民群眾，首先是為工農兵服務等一系列重要思想。北京作為紅色文藝的中心，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確立的。

　　紅色文藝，我們通常會條件反射出“三紅一創”。

　　《紅日》，1957年7月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作者吳強，江蘇漣水人，1933年在上海加入左聯，新中國成立后在上海工作，曾任上海市文聯副主席等職務。該稿交到文學編輯室主任江曉天手里，他深受感染，即刻交給編輯部副主任陶國鑒。出版之前，作者和編輯部之間就修改問題，通信十幾次。

　　《紅旗譜》，1957年12月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作者梁斌，河北蠡縣人，新中國成立后曾任河北省文聯副主席等職務。1953年他請假在北京碧云寺開始寫作《紅旗譜》。該著在出版前，在中青社編輯蕭也牧和張羽的幫助下，作者進行了十余次修改。《紅旗譜》手稿2300多頁，現藏中國現代文學館。

　　《紅巖》，1961年12月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作者羅廣斌、楊益言，四川人，包括未署名的劉德彬，重慶人，他們不同于吳強、梁斌，都不是文字行的人，他們是重慶“中美合作所”集中營幸存者。新中國成立后，三人一起對青少年進行革命思想宣傳教育，努力要“把這里的斗爭告訴后代”。1958年11月中國青年出版社社長朱語今和編輯王維玲去四川約稿，老作家沙汀向他們講述了羅廣斌、劉德彬和楊益言的事跡。三個人的報告被整理成私人回憶錄性質的《在烈火中得到永生》，1959年2月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北京晚報》予以全文轉載。羅廣斌曾給中青社編輯王維玲、張羽寫信說：“（《在烈火中得到永生》）實際上是一篇講稿，也是《紅巖》第一稿的摘要。”經多方研討，他們決定進一步挖掘素材，增補內容，在沙汀和馬識途的幫助下，將回憶錄改寫成長篇小說。羅、楊二人特地到公安部門查看相關的敵特檔案，提審了在押的敵特分子。據王維玲回憶，羅、楊到北京，還參觀了剛剛建成的革命歷史博物館和軍事博物館。正在內部展出的，就有1947年到1949年黨中央、中央軍委、毛澤東主席指揮解放戰爭的電報、指示、文件、社論等歷史檔案的原件。北京之行，使羅、楊對解放戰爭的全局發展，從過去朦朦朧朧的認識中走出來，思想豁然開朗，他們找到了新感覺、新亮點，有了新的構思、新的突破。很快他們就進入小說創作的最佳狀態。這之后，一稿比一稿好。后來羅、楊又一次進京，聽意見，改作品，奮斗三個月，寫出了《紅巖》“四稿”。1961年10月，羅、楊又一次來京，又進行了兩個多月的修改定稿。由于歷史原因，劉德彬沒有參與《紅巖》定稿，失去了最后的署名權。但《紅巖》核心人物江姐的故事，來自劉德彬的口述，因為他曾經和江姐的原形江竹筠并肩戰斗最久，知情最深。

　　柳青《創業史》，1960年6月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責任編輯王維玲。這比《紅巖》要容易多了，因為柳青本來就是一位重要作家，曾參與中國青年出版社的創建，任過《中國青年報》副刊主編。1952年5月他離開北京深入農村，1954年開始寫《創業史》。

　　除了“三紅一創”，楊沫的《青春之歌》、浩然的《艷陽天》均是紅色文學的碩果。

　　從以上所列，可見新中國紅色文藝與北京的緊密關系。但談到新中國的紅色經典，有比浩然、楊沫、柳青等更為耀眼的名字，像郭沫若、茅盾、周揚、丁玲……方繼孝《北京紅色文化的文學探尋》共17篇，寫了郭沫若、茅盾、周揚、李六如、歐陽予倩、蕭三、田漢、丁玲、邵荃麟、姚雪垠、楊朔、田間、郭小川、朱子奇、馬烽、賀敬之和柯巖、徐光耀，共18位作家，都是當代文學史繞不開的大人物。徐光耀先生為本書作序說：“新中國成立后，這些人都曾在北京或長期或短暫居住過。他們生活和奮斗在北京，創作出許多優秀的文學作品，為新中國的文藝繁榮作出過很大貢獻。北京是新中國文學的搖籃。新中國成立以來，許多文學藝術界人士與書中記述的這些作家一樣，會聚于京城，形成了一道波瀾壯闊的文化風景。這些作家的作品所流淌的紅色基因是永存的。歷史的細節，就像攝影，是一個個被定格的瞬間。這些舊居，也鐫刻下這些作家們為新中國建設而奮斗的足跡和鼓與呼的身影，為首都北京增添了一抹絢麗的紅色。”

　　方先生的寫作是基于他自己所收藏的作家手書簡歷、日記、書信、手稿等第一手資料，同時懷著對北京的熱愛，走訪了大院胡同5號、東四頭條5號、張自忠路5號、細管胡同9號、東總布胡同22號、大耳胡同15號等很多作家舊居。可以說，有一分資料說一分話。他寫郭沫若，著重寫郭沫若替曹操、秦始皇和商紂王翻案的事；寫茅盾，著重寫《鼓吹續集》以及它對《漢語拼音方案》公布后中小學教育的意見；寫周揚，著重寫周揚為賈芝爭取生活費這特別富有人情味的故事；寫丁玲，著重寫丁玲的堅韌；寫姚雪垠，著重他借住在幸福一村中國青年出版社宿舍寫《李自成》，他的寫作得到了江曉天的幫助，最后也是在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這本書活畫諸多紅色經典的寫作背景，會豐富我們對這些紅色藝術家的認知。

　　這本書寫賀敬之和柯巖是特別濃墨重彩的，作者主要是通過自己所收藏的他們書信日記，把他們的革命愛情拈出來，細致交代清楚了《回延安》《周總理，你在哪里》等等名篇寫作和構思的全過程。特別是柯巖最富影響的《尋找回來的世界》，她為什么寫，怎樣寫，她的深入調查研究如何完成，這些問題沒有第一手的資料是無法完成的。

　　本書寫作對象中的徐光耀，河北雄縣人，大部分時間生活在河北。徐光耀曾在中央文學研究所學習過一段時間，他的《平原烈火》孕育在天津，誕生在北京，1950年6月三聯書店出版。本書作者通過閱讀徐光耀的日記還發現，1958年1月23日他在大耳胡同15號開始創作《劉故得兒》，又改名《張故得兒》。“故得兒”，經過找保定朋友求證，是雄縣方言，也寫作“固咚”，形容人刁鉆調皮不好惹，所以方繼孝先生把它和后來大名鼎鼎的《小兵張嘎》聯系起來。《北京紅色文化的文學探尋》不僅鉤沉了張嘎熱的經典光芒，重要的是作者通過自己的資料坐實了《小兵張嘎》的誕生地，也在北京。后來，這些推斷得到了徐光耀本人的高度認可。

　　本書作者方繼孝，老北京人，30多年來熱衷文化名人手跡收藏和鑒賞，專門撰寫了《箋墨記緣：我的收藏三十年》。據他說，他是依據現代文學家大辭典逐個收藏的，他藏有除了魯迅以外幾乎所有著名作家手跡。去年紀念建黨百年前后，他用自己的收藏支撐起天橋印象博物館的一個百名文學藝術界中共黨員手跡展，該展覽冠名“中軸的紅飄帶——永恒信仰 文化復興”。展覽的除了本書所收的這18位作家手跡，還有艾青、趙樹理、許廣平、阿英、張天翼、何其芳、劉紹棠、夏衍、陽翰笙、曹禺、梅蘭芳、程硯秋、張君秋、賀綠汀、于是之……一大串璀璨的名字。

　　他不單單收藏，還潛心到這些紙片中，輯校有《陳獨秀先生遺稿》，整理有《溥儀批校本〈我的前半生〉》、孟超《流云散記》等，先后著有《舊墨記》（六輯）、《碎錦零箋》《品味書簡》《撂地兒》等。這些作品中，《北京紅色文化的文學探尋》這本新著的獨特性在于，它體現了一個老北京人對北京的熱愛。徐光耀在序言中說：“北京是新中國文學的搖籃。”新中國文學的最大宗就是紅色文藝，那北京無疑是新中國紅色文藝的大本營，那些紅色之音大多是從北京唱響全國的。

　　（作者：高立志，系文津出版社總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