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圣筆下的仁愛家國

　　南京大學文科資深教授，南京大學中國詩學研究中心主任莫礪鋒。   

　　“惟公之心古亦少，愿起公死從之游。”這是北宋王安石《題杜甫畫像》中的詩句。只此一句便可讓后人體會到王安石對“詩圣”杜甫有著極高的崇敬之情。究竟是杜甫怎樣的人格和氣質令王安石作此詩句，甚至希望“詩圣”能夠起死回生，并與之同游？在第五屆會稽山講壇暨第十四屆文化中國講壇上，南京大學文科資深教授、南京大學中國詩學研究中心主任莫礪鋒分享了他的答案。

　　評價歷史人物時頗為苛刻而挑剔的南宋理學家朱熹曾說，歷史上有五位人物可稱為“五君子”，他們分別是諸葛亮、杜甫、顏真卿、韓愈和范仲淹。莫礪鋒說，在這五個人中，除了杜甫之外的四個人都在政治上有所貢獻，有值得后世緬懷的功績。杜甫是例外，他基本上是個平民，一生中的大部分時間都生活在民間，生活在普通人中間，這也是杜甫自稱“少陵野老”“杜陵野客”的原因。

　　就是這樣一個在政治上沒有具體貢獻的人，為何朱熹會將他同其他四位偉大的歷史人物相提并論，認為他也是君子呢？朱熹用八個字道出了他們人格上的共同點：光明正大、磊磊落落。“他們的人格達到了一個很高的標準，使他們進入了圣賢的行列。這五個人都值得我們緬懷，都要好好地向他們學習。但是我想，對于我們普通人而言，也許杜甫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因為杜甫用他一生的作品印證了孟子的一句話：人皆可以為堯舜。”莫礪鋒說。

　　儒家認為，圣人并不是罕見的另類，而是從我們普通人中誕生的，普通人只要進德修身，便可以慢慢地接近這個標準。莫礪鋒認為，杜甫便是普通人躋身圣賢行列的代表。“杜甫之所以在我們的傳統文化中達到相當的高度，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他對于儒家思想的弘揚。就其根本的意義來看，杜甫把儒家精神用詩歌的語言進行生動而深切的表述。杜詩最大的意義就在于此。”

　　在莫礪鋒看來，杜甫繼承了儒家的核心精神。這種核心精神可以被概括為兩句話：仁者愛人，仁政愛民。這兩句話一小一大、一低一高，前一句說的是個人行為和倫理，后一句則站在國家的層面，兩句看似互相分離，其實是由非常強的邏輯渠道溝通起來的，這個溝通的渠道便是孟子說的那句話：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認為，一定要把個人的仁愛之心、對自己家中的老人和兒童的關愛推廣出去，延伸至全社會的老人和兒童，如此才是完整的儒家精神。“杜甫完美、準確地理解了儒家精神，并把儒家精神滲透在他的詩歌當中，滲透于他在詩歌中描寫的人間百態上。他觀察了現實生活中的種種情形，并依據儒家精神原則來表達自己的意見和價值判斷，于是就產生了我們讀來深為感動的那些名篇。”

　　安史之亂后，杜甫帶著家人逃難，途中經過同谷縣（今甘肅南部），并寫下了七首七言歌行《乾元中寓居同谷縣作歌七首》，七首中的前四首分別描寫了自己窮困潦倒的境況、一同逃荒的家人的困苦以及對遠方的弟弟和妹妹的思念。“而最后三首，他想到了天下蒼生，寫出安史之亂還未平定，戰火還在繼續，百姓還在流離失所的社會現實。他的這種關切便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體現。”而那首膾炙人口的名篇《茅屋為秋風所破歌》中所表達的“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風雨不動安如山”的想法，便是儒家“仁者愛人，仁政愛民”思想的充分反映，杜甫在詩中呼喚的“廣廈”便是中國歷史上最早的“安居房”概念。

　　莫礪鋒認為，杜詩帶給人們的教育是一種精神熏陶，讀者通過閱讀優美的詩歌文本，在受到審美感動的同時，不知不覺地受到其中所蘊含著的儒家精神的熏陶和教育。這個過程就像杜甫描寫的那場春天的夜雨一樣，“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

　　此外，在弘揚儒家思想的同時，杜甫還對儒家精神進行了補充。杜詩中經常表達對生命的關愛、欣賞與贊嘆。他不但贊美雄鷹和駿馬，還對那些弱小的生命形態表達出關愛之心。杜甫在《過津口》中寫道：“白魚困密網，黃鳥喧嘉音。物微限通塞，惻隱仁者心。”由詩人對白魚等弱小生命的惻隱之心可看出，其仁愛之心已從人類擴展到了地球上的一切生命形態，這比孔孟僅以人類為思考對象的仁愛精神有了較大幅度的擴展和提升，是宋儒張載“民胞物與”觀念的先聲。

　　“當我們說要繼承傳統文化的時候，我們究竟要繼承什么具體的對象？我認為物質文化與制度文化都是與時俱新、不斷進步的，唯一日月常新、后人可以認真繼承的應該是中華傳統文化中的觀念文化，是我們的祖先創造的意識形態、思想結晶和價值判斷。杜詩所弘揚的正是傳統文化中的觀念部分，他將儒家精神以美麗的詩歌形式表現出來、傳遞開來，讓后代讀者通過讀詩來領略中華民族優秀文化的精神。”莫礪鋒說。

　　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陳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