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十講

　　【基本信息】

　　書名：朱元璋十講

　　作者：陳梧桐

　　出版社：河南文藝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2年1月版

　　【內容簡介】

　　本書在忠實于歷史事實、全面吸收朱元璋研究的科學成果的基礎上，以講座體的形式和通俗的文筆，從十個方面，對朱元璋一生的重大事件以及引起重大爭論的問題進行了客觀闡述，最大程度地讓普通大眾了解中國歷史上這位聲名顯赫又與眾不同的“草根皇帝”。

　　【作者簡介】

　　陳梧桐，著名明史學家。1935年11月出生于福建安溪。北京師范大學歷史學院“985工程”特聘教授、中央民族大學教授、人民教育出版社《少兒國學》雜志主編、中國明史學會顧問、朱元璋研究會顧問。出版有《朱元璋研究》、《洪武皇帝大傳》（獲北京市第三屆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二等獎）、《朱元璋大傳》、《晚明悲歌：大明王朝滅亡之謎》、《黃河傳》（第一作者，獲第十三屆中國圖書獎）、《明史十講》（第一作者）等多部著作。參編、主編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學歷史教科書多部。1992年獲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

　　【樣章試讀】

　　第九講

　　復興以華夏文化為主干的傳統文化

　　一、尊孔崇儒，制禮作樂

　　明朝建立之時，面對的是元朝統治者實行蒙古文化本位的基本國策，導致以儒學為主干的傳統文化阻滯不前的局面。為了振興傳統文化，朱元璋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其重中之重便是尊孔崇儒，制禮作樂，重新確立儒家的獨尊地位。

　　自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后，儒學取得獨尊地位，成為主流的意識形態。經過魏晉南北朝，道、釋興起，儒學受到嚴重挑戰，但在唐宋又復鞏固其獨尊地位。到了元代，忽必烈雖附會漢法，但仍堅持蒙古本位的國策，從而構建起獨特的內蒙外漢的政治文化二元復合體制。在這種體制之下，作為傳統文化核心主干的儒學被邊緣化，喪失了獨尊的地位，儒士也被邊緣化了。元仁宗延祐年間復開科舉，明令“明經內《四書》《五經》，以程子（程顥、程頤兄弟）、朱晦庵（朱熹字元晦，一字仲晦，號晦庵）注釋為主”，朱熹的《四書章句集注》被定為官本，使理學完成官學化的過程。但蒙古本位的基本國策未變，理學并未變成官方治國的指導思想與理論基礎，儒學與儒士邊緣化的境況沒有改變。

　　明朝剛建立，朱元璋即于洪武元年（1368）二月下詔以太牢（牛、羊、豕三牲齊備）祀孔子于國子學，遣使詣曲阜祭孔，并鄭重誡諭使臣曰：“仲尼之道，廣大悠久，與天地并，故后世有天下者，莫不致敬盡禮，修其祀事。朕今為天下主，期在明教化以行先圣之道。”儒學重新恢復了其獨尊的地位。

　　為了樹立儒學的崇高地位，朱元璋大力提倡尊孔崇儒。他在登基的次日，即下詔召元代最后一位衍圣公、國子祭酒、孔子的第55世孫孔克堅入京朝見。四月，孔克堅入京朝覲，朱元璋說：“爾祖明先王之道，立教經世。萬世之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實有賴焉。”并賜田2000大頃（折合民間官田6000頃），賜宅1區、馬1匹，月給米20石。十一月，詔以孔克堅之子孔希學為衍圣公，品秩由元代的三品升為二品，賜鐵印，置衍圣公衙署，以其族人孔希大為曲阜世襲知縣，立孔、顏、孟三氏教授司，立尼山、洙泗二院，并免除孔氏子孫及顏、孟大宗子孫的徭役。孔希學每年入京朝覲，都受到特殊的禮遇，“會班亞丞相”。孔希學死后，其子孔納襲封衍圣公，當時丞相已廢，他每年入京朝覲，都可乘坐驛站的車船，召見時位列文臣之首。十五年四月，詔令全國通祀孔子。五月，京師國子監落成，又釋奠于先師孔子。到第二年二月，據諫官關賢的報告：“國朝崇尚儒術，春秋祭享先師，內外費至巨萬。”尊儒之風，盛極一時。

　　儒家的學說之中，宋代的程朱理學在先秦儒學的外王之外，著力解決內圣問題，使內圣與外王有機地貫通起來，形成一個完整而精致的理論體系，因而也更加適應在戰亂的廢墟上重建封建統治秩序的需要。因此，朱元璋對程朱理學的提倡更是不遺余力。登基之后，朱元璋繼續任用元末朱學在浙東金華（婺州）的傳承人物，讓他們參與國家大政的決策，或禮樂制度、文化教育事業的建設，進一步確立程朱理學在思想界的統治地位。如金華朱學的正宗傳人柳貫、黃溍的弟子宋濂，自召至應天，即除江南儒學提舉，受命教太子讀經，尋改起居注，恒侍朱元璋左右，備顧問；明朝建立后，歷任翰林院學士、贊善大夫、知制誥、《元史》修撰總裁等官，除為朱元璋謀劃建國方略外，還參與禮樂制度的制定，“一代禮樂制度，濂所裁定者居多”。師從鄭復初受濂洛之學、繼承“儒先理學之統”的劉基，奉召至應天后，除不時“敷陳王道”之外，還為朱元璋削平群雄、平定天下獻計獻策；明朝建立后，歷任御史中丞、贊善大夫、弘文館學士，封誠意伯，參與制定律令、完善科舉制度，編定“戊申大統歷”和《大明集禮》。柳貫、黃溍的另一個弟子王祎，洪武初年受命參與禮制的制定，并與宋濂共同出任《元史》總裁官，與之一起將金華朱學“文道合一”主張寫進《元史》的《儒學傳》；《元史》修成后，擢為翰林待制，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又奉詔預教大本堂，教太子和諸王讀經。元代金華著名理學家許謙之子許存仁，受命出任國子學第一任祭酒長達10年之久（包括吳元年），對樹立程朱理學在教育部門的主導地位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朱元璋還通過各種途徑，大力提倡讀經。他反復告諭群臣：“道之不明，由教之不行也。夫《五經》載圣人之道也，譬之菽粟布帛，家不可無。人非菽粟布帛，則無以為衣食，非《五經》《四書》，則無由知道理。”他除經常命儒士為皇太子、諸王和文臣武將講授儒家經書外，還規定學校生員必修《四書》《五經》。北方經過長期戰亂，經籍殘缺，洪武十四年四月朱元璋特地頒賜《四書》《五經》于北方學校，“使其講習”，還特命國子學祭酒許存仁教授生徒應“一宗朱子之學”，“令學者非《五經》、孔孟之書不讀，非濂洛關閩之學不講”。在國子監與各府州縣郡學均立有一塊臥碑，上刻幾行大字：“國家明經取士，說經者以宋儒傳注為宗，行文者以典實純正為主”，“不遵者以違制論”。全國的科舉考試，一概從《四書》《五經》中出題，以程朱注疏為準。舉國上下所有思想言論，都被納入程朱理學的軌道。

　　儒家思想、程朱理學的內容非常龐雜。朱元璋對它的利用是從維護、鞏固君主專制的需要出發的，凡是符合這個要求的便積極加以提倡，不符合這個要求的就加以拋棄。孟子是儒學的“亞圣”，他的著作歷來被當作儒家的經典著作之一。朱元璋讀《孟子》，見《離婁》篇有“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等幾句話，“怪其對君不遜”，大怒道：“使此老在今日，寧得免乎？”下令撤去孟子在國子學孔廟中的牌位，規定“有諫者以大不敬論”。刑部尚書錢唐抗疏入諫，說：“臣為孟軻死，死有余榮。”后來才又恢復孟子的牌位。但是，朱元璋對《孟子》中那些有悖君權神圣的語句，還是極為不滿。洪武二十七年（1394），特命老儒劉三吾編輯《孟子節文》。劉三吾按照他的旨意，將《盡心》篇的“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梁惠王》篇的“國人皆曰賢，國人皆曰可殺”一章、《離婁》篇的“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一章、《萬章》篇的“天與賢則與賢”一章，以及“君有大過則諫，反復之而不聽，則易位”“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等，甚至連引自《尚書·湯誓》的“時日曷喪，予與汝皆亡”，都統統刪去。全書總共刪去85條，只留下170多條，然后刻版頒行全國學校，規定刪除部分“課士不以命題，科舉不以取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