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史家眼光為大師立傳——評《白壽彝評傳》

　　《白壽彝評傳》 白至德 蔣曄 著 河北人民出版社

　　1978年4月，白壽彝（前排左二）和參加《中國通史綱要》編寫會議的成員合影。 圖片選自《白壽彝評傳》

　　白壽彝《中國回教史資料》抄本手跡。 圖片選自《白壽彝評傳》

　　【讀書者說】

　　由于工作的緣故，筆者參與了《白壽彝評傳：成一家之言》出版的前期工作。書稿完稿后，我又擔任了審讀工作，是真正的先睹為快。感謝兩位作者，憑借他們各自的優(yōu)勢，以史家眼光寫出了白先生閱歷豐富、成就巨大的一生，對讀者特別是學術(shù)界了解白先生提供了資料翔實、文字生動的文本。

　　高風亮節(jié)，始終以學者本色自處

　　作為當代史學大師，白壽彝先生的一生閱歷是豐富的，學術(shù)成就是多方面的，怎樣才能線索清晰地勾勒他的一生是個難題。經(jīng)歷了前兩稿的失敗，作者最后采用紀事本末體來構(gòu)思全書，除了第一章引論，從六個方面來評述傳主的一生。

　　白壽彝的一生是學者的一生，也是教師的一生，他的學術(shù)成就隨著他的閱歷而逐步發(fā)展起來。與大多數(shù)學者所不同的是，他是一位回族人。因此該書的第二章就是《回族史學的開拓者》。少數(shù)民族的身份，讓他比其他學者更早注意到中華民族大家庭中各少數(shù)民族的貢獻和作用，從而成為中國回族史和伊斯蘭教史的開山者。1949年，人在南京的白壽彝沒有去臺灣，而是北上北平，參加新中國的籌建工作。開國大典上，他作為少數(shù)民族代表，向毛澤東主席敬獻錦旗。

　　新中國成立后，白壽彝受聘到北京師范大學歷史系任教，與陳垣、侯外廬先生成為同事，并在侯外廬之后接任歷史系主任。由于其突出的學術(shù)貢獻，他三次受到邀請，見到毛澤東主席，促膝交談學術(shù)問題。1949年、1976年、1984年、1999年，作為學術(shù)界代表，四次登上天安門城樓，參加共和國重大慶典。這樣的殊榮，白先生自己極少提及，他始終以學者本色自處，其高風亮節(jié)，令人高山仰止。

　　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

　　該書以簡明扼要的文字，寫出了傳主多方面的史學成就。

　　（一）總主編完成多卷本《中國通史》。該書12卷22冊，1400萬字。在該書出版之前，雖然有多種《中國通史》出版，但程度不同地存在觀點或體例上的問題。新中國成立之前的通史著作，雖然有很多著名學者，影響也很大，如錢穆、張蔭麟等，其觀點都是非馬克思主義的，已不能適應時代和教育讀者的需要。而新中國成立之后出版的幾種中國通史著作，無論是郭沫若的《中國史稿》，范文瀾的《中國通史簡編》，還是翦伯贊的《中國史綱》，均寫到封建社會中期，未成全璧，成為歷史學界的尷尬和遺憾。改革開放之后，學術(shù)全面復興，編撰一部完整的中國通史，成為時代的需要。當此關(guān)頭，1979年，白壽彝先生在古稀之年，以非凡的勇氣和驚人的魄力，向教育部提出編寫多卷本《中國通史》的申請，得到教育部和北京師范大學的大力支持，編寫工作及時啟動。集中全國史學家的智慧，創(chuàng)造了時間方面的“縱通”和空間方面的“橫通”相結(jié)合，包括圖表和人物傳記等體裁，全面創(chuàng)新的新綜合體體例，時間跨度從遠古一直到1949年，完成了這部前無古人、難以超越的史學巨著，繼《史記》《資治通鑒》之后，成為第三部貫通古今的中國通史巨著，中國史學史上的豐碑，把中國通史的研究推向新的高度，成為國際史學界的重大事件。

　　（二）中國回族史和伊斯蘭教史研究。包括歷史資料的編纂、歷史編寫和人物研究等方面。著作有《中國回教史》《咸同滇變見聞錄》《中國伊斯蘭教史綱要》《回民起義》(四冊)《回族人物志》（四冊）。

　　（三）中國史學史研究。包括《中國史學史教本》（上下）《中國史學史》（六冊），創(chuàng)刊并多年主編《史學史研究》。

　　（四）協(xié)助顧頡剛組織點校《二十四史》和《清史稿》。由于顧先生年事已高，便推薦白壽彝以組長身份實際主持點校工作。在“文革”后期艱難的環(huán)境中，經(jīng)過全國頂級學者共同努力，完成了這一空前的古籍整理超級工程，為史學界的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礎，為讀者學習中國歷史提供了方便，更為后來總主編《中國通史》積累了經(jīng)驗。

　　（五）對歷史教學的改革和探索。新中國成立之初，參與創(chuàng)辦《光明日報·歷史教學》，對全國從中學到高校的歷史教學產(chǎn)生了巨大而持久的影響。1979年，白壽彝再度出任北師大歷史系主任，對歷史系1979級的教學改革大膽進行探索，取得了突出的教學成果。由于他的言傳身教，指導有方，他的學生王檜林、瞿林東、吳懷祺等分別成為中國現(xiàn)代史、中國史學史、中國史學思想史研究的領(lǐng)軍人物。1995年，北京師范大學設立“白壽彝史學論著獎”，2000年，又成立了“白壽彝學術(shù)基金會”。這樣的影響，在全國史學界都是罕見的。

　　（六）其他方面，包括填補空白的《中國交通史》，哲學史方面的《先秦哲學三大師》，經(jīng)學方面的《朱熹辨?zhèn)螘Z》《周易本義考》《朱易散記》《儀禮經(jīng)傳通解考證》，乃至民俗學方面的《開封歌謠集》，等等。這些是史學界許多人包括他的學生都不知道的，可見他國學知識的浩瀚，史學功底的深厚，他能勝任《中國通史》總主編，多卷本《中國通史》能夠得到史學界的集體認可其來有自，不是偶然的。

　　學為人師，行為世范的人格魅力

　　該書寫出了白壽彝先生“學為人師，行為世范”的獨特風骨和人格魅力。該書通過評述白壽彝的一生，寫出了他何以成功，何以取得非凡成就的緣故，不僅讓讀者知其然，更能知其所以然。

　　白壽彝能夠成為一代史學大師，首先是因為他自幼志存高遠。父母為他取名“壽彝”，字“肇倫”。同時按照回族的習俗，請清真寺的阿訇取了一個經(jīng)名“哲瑪魯丁”。哲瑪魯丁，是波斯伊斯蘭教蘇菲派著名學者、詩人，意為“我們的導師”，可見家庭對他的厚望。他一生奮力治學，身體力行，名副其實，終得大成。

　　其次，得到名師的言傳身教。對白壽彝產(chǎn)生重要影響的有兩位史學大師。第一位是陳垣先生。陳垣作為一代史學宗師，在宗教史、史源學、史諱學、中西回歷對比研究等方面成就卓越，影響深遠。白壽彝1929年考取燕京大學國學研究所，開始隨陳垣學習。新中國成立后成為北京師范大學歷史系同事，受教既多且深。陳垣對回教史的拓荒性研究，直接影響了白壽彝。陳垣構(gòu)思的《中國回教志》體例，也啟發(fā)了白壽彝主編《中國通史》的體例。第二位是顧頡剛先生。顧頡剛是著名的“古史辨派”創(chuàng)始人、禹貢學派領(lǐng)袖，他“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觀點被稱為中國史學的革命，影響極大。他對白壽彝情如父師，不僅學術(shù)上悉心指點，更有生活的關(guān)心，經(jīng)濟的資助，令白壽彝感激終身。有這樣兩位大師的言傳身教，白壽彝視野開闊，進步神速，能夠超越同輩史學家，脫穎而出，就水到渠成了。

　　第三，馬克思主義的指導。新中國成立前，白壽彝在傳統(tǒng)史學方面已經(jīng)有足夠的積累，有不少獨特的成果，尤以回族史、回教研究引起學術(shù)界關(guān)注。新中國成立后，他到北京師范大學歷史系工作，參與籌建中國史學會，與他的兩位恩師陳垣、顧頡剛一起，與時俱進，積極學習馬克思主義，運用馬克思主義研究歷史，取得質(zhì)的飛躍。1958年，他光榮地成為中國共產(chǎn)黨黨員，成為史學家中比較早入黨的一位。掌握了馬克思主義，使他漸入佳境，眼界大開，境界提升，最后完成多卷本《中國通史》《中國史學史》《中國回回民族史》等書的編撰。

　　第四，打通文、史、哲的通人境界。白壽彝早年就讀上海文治大學、河南中州大學，最早的興趣是文學。考取燕京大學研究生后，興趣在哲學。因自己的回族身份，又受到陳垣回族史研究啟發(fā)，最后選定史學為治學重點。此后，打通文、史、哲，“成為白壽彝史學思想及學術(shù)研究的一大特點”。他為《中國通史》各卷撰寫的“題記”，史識超拔，文字精辟，要言不煩，讓人想起《史記》的“太史公曰”、《資治通鑒》的“臣光曰”，所不同的是，白壽彝把題記放在了卷首，精神仍然是太史公的“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真非大家不能為也。

　　作為一部近50萬字的學者評傳，該書有幾個突出的優(yōu)點和特點，如兼顧學術(shù)性和通俗性，大處著眼，細節(jié)感人，生動耐讀，等等，限于篇幅，不及細論。但其最大的特點是史家眼光，不溢美，不虛飾，寫出了總體真實、立體的白壽彝先生，成為新時期學人傳記的突破。因此，我愿意把這本書推薦給學術(shù)界和讀者諸君。

　　（作者：李世琦，系河北人民出版社原調(diào)研員、編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