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南北朝《尚書》學的重要問題及影響

　　作者：程興麗（陜西理工大學人文學院副教授）

　　魏晉南北朝是《書》學研究最為重要的時期，若干《書》學公案都形成于這一時期，如《舜典》《泰誓》《益稷》的版本問題；王肅、鄭玄之爭；孔傳古文《尚書》的成書年代、作者及真偽。這些問題不僅是《書》學史，也是經學史、學術史、思想史研究的重要問題。此外，魏晉南北朝是《書》學研究的轉型時期，殊異于前朝后代，出現若干轉型期特點。就《尚書》注疏體例而言，首先義疏出現并盛極一時；其次音切逐步發展，漸趨成熟，南北朝時期，江左、河朔治經，咸重音學，這與當時玄學弱化、佛教傳布均呈互動之態。

　　紛繁復雜的版本體系

　　《尚書》及其單篇版本紛繁復雜，只有厘清諸多版本傳承脈絡，方有益于對《尚書》文本狀態與傳承的深入研究。《尚書》版本錯綜復雜，魏晉南北朝先后有魏石經、王肅本、東晉偽古文本及敦煌六朝寫本，各各不同，又各具價值。敦煌寫卷之六朝寫本是魏晉南北朝《書》學版本研究不可忽視的內容，由于敦煌寫卷所用底本大部分仍為“宋齊舊本”，較好地保存了古本原貌，幸賴敦煌寫卷的發現，才又令我們能一睹隸古定本《尚書》之一隅。因其為隸古定本之殘存本，幾經輾轉傳抄，故較之今傳本，多用異體字，可以給人們呈現出文字發展變化的基本過程。

　　《舜典》的版本，歷來是《書》學研究的重點和難點，也是《書》學研究的公案之一。《舜典》蓋有四個版本，其中三個版本均產生于魏晉南北朝時期。其一為“逸篇”本，此乃《舜典》的原始本，出于孔壁，當時全為古字，難以辨認，故無師說，由孔安國家獻于秘府，后又因戰亂頻仍、世事流離而喪失。其二為王肅本。東晉梅賾獻書時，《舜典》篇早已亡佚，購求仍不能得，故其因王肅注頗類孔傳，故斷取王肅本《堯典》“慎徽五典”以下為《舜典》，并在五十八篇之列，獻于朝廷，成為官行本。王肅本《舜典》篇今依唐寫本《舜典釋文》而殘存。其三為范甯本。因梅賾所獻之《書》乃由隸古定寫就，故范甯將其改為今字本，并為之作注，范注本《舜典》由此風行民間。此本早亡，今見馬國翰《玉函山房輯佚書》。其四為姚方興本。南齊蕭鸞建武四年，吳興姚方興奏上《舜典》，并云得之于大航頭，為《孔傳》本《尚書》之遺篇。姚方興為模仿《堯典》的體例，于篇首增多二十八字：“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濬哲文明，溫恭允塞，玄德升聞，乃命以位”。后隋博士劉炫取之列諸本第，經孔穎達作《尚書正義》而傳習至今，是《舜典》最完備的版本。

　　據孔穎達《尚書正義》，西漢古文本《益稷》為“逸十六篇”之一，東晉梅賾獻書時，將《皋陶謨》分出《益稷》，并于《書序》交代其分出之原因：“伏生又以《舜典》合于《堯典》，《益稷》合于《皋陶謨》，《盤庚》三篇合為一，《康王之誥》合于《顧命》。”西漢古文本“逸十六篇”之所以絕無師說，蓋由于其他篇章尚可依據伏生今文本校讀，而增多之十六篇在當時保留有最古老的狀態，古字難讀，故師授闕如，只能獻于祕府作為文獻保存。如西漢古文本《益稷》就是從《皋陶謨》中分出之一部分，古文家必然也可以據伏生今文本《皋陶謨》校讀，何至于將其歸入“逸十六篇”而絕無師說，更何至于最后遭受戰亂而斷然無存。故梅賾本《益稷》與真正孔安國本《益稷》絕非同篇。

　　《尚書》單篇版本中，《泰誓》問題尤為復雜。大略言之，《泰誓》有三個版本。一為先秦真古本。先秦諸書多次引及《泰誓》篇名及其文句，故可知在西漢河內今文《泰誓》面世之前，確有真古本《泰誓》。此本早已湮滅無聞，今僅得通過先秦古籍引文略窺一斑。二為武帝時河內本。此本得于武帝末，分為三篇，據《泰誓正義》：“上篇觀兵時事，中下二篇伐紂時事。”且多有諸如“白魚入于王舟”“有火自上復于下，至于王屋，流為烏”等鬼神怪異之事，故為西漢今文家所接受，也多被后世古文家所詬病，王肅稱“《泰誓》近得，非其本經”，馬融《書序》亦云：“《泰誓》后得，案其文似若淺露。又云：‘八百諸侯，不召自來，不期同時，不謀同辭。’及‘火復于上，至于王屋，流為雕，至五，以谷俱來’。舉火神怪，得無在子所不語中乎？”河內本在武帝時獻上，納入今文三家本，并于永嘉之亂時隨今文三家《書》說亡佚，故其內容也只能靠古文家的零星注釋和其他的古籍記載而得略窺豹斑。三為東晉偽《孔傳》本。此本隨東晉梅賾獻書而流傳，亦分三篇，也為武王伐紂之事。此本乃綴輯先秦各家引真《泰誓》之文句而成，且不入今文《泰誓》之讖箓語，故同樣具有十分重要的文獻意義。

　　全新的注疏特色

　　魏晉南北朝《尚書》學出現了一系列轉型期的新特點，如注疏刪繁就簡、義疏體大盛，以及音注單獨成書等，這些新特點都與當時玄學、佛教的興盛不無關系。此外，這些新特點也是《書》學注疏本身發展的必然表征。

　　魏晉南北朝《尚書》注疏特點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

　　一、前承兩漢注疏方式，兼有傳、注、釋、論等形態，但較之兩漢章句之學，魏晉南北朝之注疏方式明顯呈現出刪繁就簡之勢，這與當時玄風熾盛不無關系，與注疏方式自身的發展亦有關聯。處于戰亂下的士人們，面對社會的破敗、經學的頹廢，不得不重新思考經學與政治的關系，兩漢以來一直提倡的經世致用的經學思想已經不符合歷史的潮流，故而人們將目光投向了另一個領域，他們用道家的哲理思辨，從一種新的視角去審視儒家經典，闡發經學的微言大義，不再專注于繁瑣的章句之學，轉而注重微言義理的闡發，由此經學注疏伴隨著玄學義理化更趨簡潔。“言不盡意”“言有盡而意無窮”等純義理化的玄學觀念滲透到經解中，必將使經書的注解頓脫滯重瑣細的藩籬而呈現約簡清新的面貌。諸儒在注《書》時，更側重于對超越訓詁字詞、疏通句意的大義的體悟。少了西漢今文家讖緯災異、陰陽五行的政治學說，也少了古文家繁冗的考據辯證。

　　二、此時期注疏體例最大的亮點就是義疏體的產生和興盛，尤其是南朝，義疏體盛極一時，《隋書·經籍志》所載六朝《書》注，幾乎全為義疏體，如費甝《尚書義疏》、伊說《尚書義疏》、蔡大寶《尚書義疏》等等，可嘆文獻湮滅，六朝時如此繁榮的義疏僅有皇侃《論語義疏》一種流傳至今，其他均已散亡。南北朝義疏興盛如斯，究其原因，蓋與南北朝時佛教的興盛和佛教徒的努力關系甚密。為了更好地傳播佛教，佛教徒積極調整教義，向儒家經典靠攏，他們精通并且注釋儒家經典。他們這種積極地用中土的儒教來改造、宣揚自身教義的行為從側面促進了經學義疏體的興盛，他們在注釋儒家經典的同時，難免會采用釋典中的義疏體，這就必然導致義疏體在儒家典籍中影響的擴大，從而促成了義疏體在南北朝的興盛。此外，義疏之興起與《書》學注疏體例自身的發展亦有密不可分的關系。從訓詁學的角度來說，后人去古愈遠，經義愈難明，不僅經籍不明，就是前儒之注解亦難以理解，故《書》學發展至晉世，漢魏以來之章句、傳、注、解詁等體例，已經難以滿足讀經者之需要，故西晉伊說首創義疏體，著《尚書義疏》。

　　三、解經注音古已有之，但一直以來注音都是經解的附庸，直到魏晉南北朝時注音才終于脫離經解而獨立成體，以音注名篇者多達37部，諸如東晉徐邈《古文尚書音》《五經音》、李軌《古文尚書音》、劉昌宗《尚書音》、劉芳《王肅所注尚書音》、王儉《尚書音義》、陸德明《尚書音義》。音注之盛與這一時期玄學弱化及佛教傳布呈現出互動之勢。如徐邈出身庶族，決然反對玄虛之學，故其潛心經籍，著《古文尚書音》。在東晉玄風大盛的時代背景下，以徐邈為代表的熱衷于音義研究的經師多表現出了對于玄學的反駁和叛逆，為南北朝玄學弱化之先聲。南北朝玄學較之于兩晉時期，雖然保持了麈尾、玄談等一系列形式，但玄談的內容及其對于經學的影響已然不同于兩晉，頗有形式重于內容之傾向。玄談內容的淡化使得南北朝時期音義學前所未有地發達。蓋魏晉南北朝的音義學，一方面是玄學弱化的反映，另一方面也加速了玄學的弱化，呈現出互動的態勢。此外，兩晉南北朝，適應佛教發展的需要，傳統小學被佛教徒引入佛典的注釋，借助佛教的影響力，南北朝興起了經學的書音高峰，《書》學的音書之作也獨立成書，發展開來，最終于陳隋之際產生了魏晉直至南朝音義學的集大成之作——陸德明《經典釋文》。

　　學術爭鋒與社會思潮

　　魏晉南北朝時期產生了系列《尚書》公案，其中王肅《書》學的出現引發了漫漫幾個世紀的學術爭鋒。王肅《書》學問題大概涉及兩端：

　　其一，因王肅注《書》多與偽孔傳相類，故以惠棟為代表的學者直指王肅為偽孔傳之作者。然將王肅《尚書注》與孔傳本《尚書》進行全方位比較，不難發現，王肅并未注及增多二十五篇內之一字，且據陳夢家考證，二者所注相同者108條，相異者125條，則王肅非偽孔之作者，明矣。

　　其二，王肅、鄭玄之爭乃《尚書》學史一大公案，幾千年聚訟紛紜。王肅《書》學一出，即呈現出與鄭學爭鋒之狀態，故以皮錫瑞為代表的學者多抨擊王肅借外戚之尊故意與鄭玄立異，禍亂今古文之家法，“故其駁鄭，或以今文說駁鄭之古文，或以古文說駁鄭之今文”。然將鄭玄與王肅《尚書注》作一系統比對，則王注多有與鄭注相同之處，并且即使不同，王肅也多用馬融之說駁斥鄭玄之說，這表明王肅有站在馬融的古文學家的立場上來反對鄭學融合古今的因素，并非單單基于政治原因，有意炫奇，以期壓倒鄭學。其次，王學與鄭學爭鋒的基點之一即為二者對讖緯決然不同的態度。鄭玄耽溺讖緯，其解經帶有濃厚的讖緯神學思想，王應麟即評其云：“鄭康成注經以緯書亂之，以臆說汩之，而圣人之微旨晦焉。”而王肅身處經學發生逆轉的關鍵時期，處于去滯和玄遠的過渡階段，一方面體現出了對漢儒解經，尤其是對鄭玄經解空言災異之風的變革，另一方面亦未有玄言的影響，當時經學的走向是對讖緯解經的批判，向客觀經解的回歸，于是王肅便站在反對讖緯的立場上對鄭玄予以辯難，這一學術立場的不同也是引起鄭、王之爭的原因之一。此外，王肅與鄭玄立異亦受荊州學派的影響。建安十七年（公元212），十八歲的王肅跟隨曾在劉表門下做官、當時已投奔曹魏的宋忠學習《太玄》，宋忠、王粲、李譔為代表的荊州學派多批判舊學術、追求新取向，故多有與鄭學立異者，這種學派淵源間接致使王肅與鄭玄之爭。總體而言，王肅為古文家，其《書》注自有自得之處。

　　新的時代呼喚新的學術體系，魏晉之際的經學正處于由繁滯向簡明邁進的新階段，王肅《書》學中所體現出來的求異創新又免受神學及玄學思想影響之特色更好地契合了當時的學術思潮，也順理成章地得到當時統治階層及士人的接受和認可。

　　孔傳本古文《尚書》與出土文獻研究

　　東晉在經學史上最大的影響即在于孔傳本《尚書》的出現，由此引發了一系列《書》學史上的公案，并對后世經學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從孔穎達《尚書正義》遵用偽古文，到宋朝開始的疑古風潮，再到清人今文學的復興，多圍繞著這一論題爭論不已，大略涉及偽古文的出現時間、傳授系統、作者、來源、辨偽以及影響等六個方面。時至今日，孔傳本古文《尚書》之辨偽依然為學界所關注，尤其新出土的材料為學者們提供了與古文《尚書》辨偽相關的新材料和新視角，對此見仁見智，眾見紛紜。有借出土文獻證《古文尚書》之偽者，如陳民鎮《清華簡與<尚書>文體的再認識——兼論晚書辨偽》即通過清華大學藏出土戰國楚簡中與今本《尚書》相關篇章的比較研究，進而為證晚書之偽提供依據。有借出土文獻以證《古文尚書》之真者，如楊善群《清華簡〈說命〉性質探討》《清華簡〈尹誥〉引發古文〈尚書〉真偽之爭——〈咸有一德〉篇名、時代與體例辨析》，通過這兩篇文章，楊善群分別論證了今傳本《說命》和《咸有一德》之真，他認為今傳本《說命》三篇是珍貴的真古文獻，而清華簡《說命》三篇則是戰國時人根據某些傳說資料而編造的游戲之作，《咸有一德》是在孔壁中發現，經過長期“藏于秘府”或在民間流傳，至東晉初由梅賾上獻的真古文獻。亦有持中立態度者，如賈學鴻《清華簡的文章體式與傳世古文〈尚書〉的真實性》一文通過對清華簡《尚書》類文獻的解讀，某種程度上對閻若璩辨偽的思路和證據提出疑問，進而認為清華簡中某些與傳世本相關的《尚書》篇章，應該是不同的流傳版本，借此以證古文《尚書》之偽理由不夠充分。

　　一直以來，今文《尚書》都被認作是先秦真古文《尚書》，但是通過其與出土文獻的比對研究，可以覘見所謂今文《尚書》早已并非先秦真古文原貌，它們在傳授過程中經過了后世學者的整理和潤色，甚至文學化的加工和處理。既然經過后人整理的今文篇目可得而存，則魏晉人輯佚之作的晚書二十五篇亦可得而存。如若將其客觀地視為魏晉之際關于《尚書》材料輯佚的匯編，則其必有特殊的文獻價值，故我們并不能斤斤于偽書之說，而忽略其自身的存在意義。《孔傳》本古文《尚書》出現于經籍道消之際，雖魏晉南北朝時期一直都籠罩于玄學之中，但統治者出于政治的需要，依舊得靠儒家學說來維系統治和權力。故在戰燹迭起、文獻匱乏的時代，由輯佚各家材料而成的孔傳本古文《尚書》的出現無疑具有無可替代的重要地位。此外，其簡潔明了的獨特注疏方式與時代思潮高度統一，故甫一出現就被統治者和學界欣然奉習，并由此對后世《書》學乃至整個學術史都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此外，亦有跳出辨偽之藩籬，借出土文獻深化《尚書》研究者，他們或措意于《尚書》文本的重新解讀，或側重于《尚書》文體的研究，或關注《尚書》文本的形成及流傳。劉光勝于其《同源異途：清華簡〈書〉類文獻與儒家〈尚書〉系統的學術分野》一文中即認為清華簡《書》類文獻與《尚書》篇題、篇數等雖有差異，但二者同源異流，很可能分屬于不同的流傳系統。這些借由出土文獻重新賦予《尚書》乃至經學研究以新面貌的成果，正昭示著中國《尚書》研究新的進路。“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書》雖舊典，其光煌煌。

　　縱向學術史的梳理確有必要，就魏晉南北朝而言，文獻資料散佚極其嚴重，致使《書》學乃至經學史相關問題難以稽考詳明，在充分輯佚和占有材料的基礎之上，對魏晉南北朝《尚書》學相關重要問題進行本體梳理與研究，有利于追本溯源地厘清幾千年來爭訟不休的諸多學術爭鋒，對更客觀地評價諸家《書》說、完善《尚書》學乃至經學發展流變的脈絡，進一步清晰地呈現治經特色與學術思潮的互動態勢，開創《尚書》學研究新態勢都具有重要的意義和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