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文學為生活伴奏

　　　　我常常在想，天下無一人生活在真空里，誰的生活中都有太多的雞毛蒜皮。倘若把文學比作樂器，讓它為生活伴奏，有時交響樂，有時鋼琴調，有時小夜曲，則生活的滋味可能會更美妙，也會更令人神往。

　　　　從小到大，仿佛文學都在我的身邊。上世紀70年代初期，我們學校經常組織學農學工勞動。我們去造紙廠勞動，就是清理廢舊書報。可是堆積如山的廢舊書報中，還有許多完好的書籍，我們舍不得扔，同學們就紛紛藏著自己想看的書。我參加過幾次學工勞動，竟然拿回家二三十本書。我父親做的書架上，就有了《李白與杜甫》《中國小說史略》《中國文學史》《苦菜花》《林海雪原》《野火春風斗古城》，還有五六十年代的《詩刊》等等。

　　　　有了書，我不再聽別人講故事了，我自己看，我看完了自己藏的書，又與有書的同學交換。我的發小家里有個書房，有滿柜子的書，我就是在他家借到了巴金的《家》《春》《秋》。

　　　　書看多了，我就真切地知道書為不同的人所寫，不同的人寫不同的書，有人寫厚書，有人寫薄書，有人寫長文，有人著短章。

　　　　我從此開始胡思亂想起來。我放學回家放羊時，就把自己編進了“王二小”的故事中，我給自己取名叫“戰娃”，戰娃的故事我對來我家走親戚的表弟講了一遍，沒想到他后來老是纏著我給他講戰娃的故事。

　　　　表弟這個聽眾無意中鼓勵了我，我發現了自己的“能耐”。等我上了高中，專業分班時，我毫不猶豫地選擇了“文藝理論班”，而且成為班里寫作組成員之一。

　　　　高中一年級時，同學們就叫我“筆桿子”，我受此鼓舞，寫了短篇小說《驗糧》，投寄給《陜西文藝》。在退稿信上，編輯稱我“建全同志”，這讓16歲的我，覺得自己好像是個才子。

　　　　1978年春，我剛滿18歲就參軍入伍，在新兵連集訓期間，我除了寫日記，代個別戰友寫家信，還寫散文。有一篇題為《湖南的山鄉》的習作，被政治處干事看到了，他評價說：“語言樸實，觀察細膩，寫得好！”他鼓勵我堅持下去。

　　　　我就此成為團宣傳股重點培養的“寫作苗子”，下連隊當了一年文書后，就調入宣傳股，當了新聞報道員。引領我踏上新聞這條路的，則是文學這盞燈。

　　　　19歲那年，我的散文處女作《春節》發表在當時我們部隊三營所在地洪江市文藝月刊《山泉》上；一年后，我調到北京，開始在《解放軍報》發表文章。不久后，我被評為優秀報道員。

　　　　寫作固然有分類，各有各的名堂，但一樣的功夫是思想的能力與遣詞造句的技巧。

　　　　我從部隊轉業后，業余愛好仍然離不開文學，作家夢長久地縈繞于我心中。我先后加入了廣東省作家協會、海南省作家協會。

　　　　我是以商人的身份退休的。一退休，閑暇就多了，這時受情感牽引，就又尋找文學這位“初戀情人”。而面對文學，我有時愧疚，有時坦然。愧疚的是，作為精神世界的“情人”，我為它付出的太少了；坦然的是，我沒有“移情別戀”，沒有從情感上遠離文學。我沒有寫多少東西，但卻看了不少東西。我想說，熱愛足球不一定下場踢球，當球迷豈不是大多數足球愛好者的狀態？文學亦應同理。寫書與看書其實都是文學生活，兩者相輔相成，共同促進了文學事業的繁榮。

　　　　如果說少年時代的鄉村生活讓我對村外的世界一頭霧水，那么當我有書可讀時，上下五千年的歷史，縱橫幾萬里的宇宙，也就在我心里完成了立體的拼圖。同時也因為這些書，幫助我構建起一個成人的精神世界。《水滸傳》讓我理解了江湖義氣，《紅樓夢》讓我懂得兒女情長，《簡愛》讓我看到愛情世界里的平等，巴爾扎克讓我感嘆資本主義的原罪，高爾基打開了我認識紅色蘇維埃革命的窗口，海明威則用一個老人的捕魚故事，詮釋了他的英雄主義。而我的三位老鄉，路遙寫他的陜北，陳忠實寫他的關中，賈平凹寫他的陜南……

　　　　自認為熱愛文學的我，也會偶爾手心發癢，忍不住要寫一兩篇小文章，談往事，抒真情。就我個人的體會來說，文學給我的好處，絕不僅僅是發表過零零星星的作品，更重要的是，它讓我選擇了一種滿意的生活方式，令我的精神愉悅且充實，自覺生命的質量也在一點點得到提升。

　　　　是不是可以這樣說，我是一個讓文學為自己的生活伴奏的人？即使是經商的那些年，文學也沒有與我分離，它好像以另外一種形式與我相守相望。當我現在又想提筆寫點東西時，包括商海經歷在內的一切生活體驗，皆成為創作的礦山。（張建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