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者眼中的安妮·埃爾諾：關注女性解放的“悠悠歲月”

　　作者：吳岳添（中國社會科學院外文所研究員，湘潭大學外國語學院教授）

　　安妮·埃爾諾榮獲2022年度的諾貝爾文學獎，成為法國歷史上第一位獲此殊榮的女作家。她在獲獎演說中說到了她20歲時在日記里寫下的諾言：“我要為我的種族復仇而寫作”。她的“種族”，就是包括貧苦的工農大眾和小商販以及從外省來到巴黎的“國內移民”在內的弱勢群體。這些移民由于被認為舉止粗野、說話有外地口音和沒有文化而備受輕視，而埃爾諾作為女性則受到更多的屈辱與傷害。她通過讀書、成為教師和作家而改變了自己的命運，然而她認為個人取得的成就彌補不了她遭受的不公，她要做的是使她的諾言在文學中占有一席之地，也就是把她作為女性和社會反叛者的聲音永遠銘刻在文學之中：“在發表于1974年的第一部作品里，我當時尚未意識到，已經確定了我將要寫作的領域，一個既是社會的又是女性的領域。從此為我的種族復仇和為我的性別復仇就合二為一了。”

　　法國文學史上不乏為女性呼吁的先驅。喬治·桑（1804—1876）是法國歷史上第一位專業的女作家，也是歐洲最早反映工人和農民生活的作家之一。她從諾昂的農村來到巴黎，故意穿男裝、抽煙斗，在愛情和婚姻方面獨立自主，過著與男性自由交往的生活，以顯示婦女解放的精神。她最初的一系列小說，都是以婦女的愛情、婚姻和解放為主題的。她在空想社會主義的影響下創作的田園小說，更具有鼓舞人們奮發向上的力量，所以馬克思才把他的著作《哲學的貧困》題獻給她。

　　西蒙娜·德·波伏瓦（1908－1986）是著名的存在主義女作家，她影響最大的著作《第二性》（1949年）論述了婦女附屬于男人、被男人所壓迫的命運，從理論上證明了男女兩性的不平等，批判了千百年來對婦女形成的種種偏見和陳規陋習，認為“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變成的”。波伏瓦號召婦女通過行動來解放自己，重新獲得與男人一樣的主體地位。她還與終身伴侶薩特訂立了前所未有的愛情契約，與之度過了既是甚于友人的伴侶、又不是夫妻的一生。

　　埃爾諾出生于法國濱海塞納省利勒博納的一個工人家庭，五年后隨父母來到諾曼底的小鎮伊沃托，在父母經營的一家簡陋的咖啡雜貨店里長大。1960年，她作為互惠生到英國倫敦留學并開始創作。1967年她的父親在退休前一年去世，而她則幸運地成為一名中學教師。1977年她進入法國遠程教育中心，在那里工作到2000年退休。她在年輕時反復閱讀薩特和波伏瓦的著作，《第二性》鼓舞著她爭取自由和解放自己，使她從16歲起就立志成為作家。

　　埃爾諾不像喬治·桑和波伏瓦那樣驚世駭俗，她的作品都是寫自己的經歷，也就是回憶她的家庭和她在青少年時代的苦難。她的第一部小說《空衣櫥》記述了她在18歲前不堪回首的底層社會生活，回憶父親的自傳體小說《位置》（1984年）獲得勒諾多文學獎。《一個女人》（1987年）追憶了她患病去世的母親，《單純的激情》（1991年）吐露了她在兩年里對一個已婚男人的無望的等待。《恥辱》（1997年）記述了父親有一次向母親施暴，她對父親的野蠻舉動深感恥辱，但同時也理解父親在生活壓力之下的屈辱和無奈。埃爾諾筆耕不輟、成果豐碩，退休后專門從事創作，出版了多部小說。

　　歲月流逝，人生短暫。隨著年齡的增長,埃爾諾越來越深刻地感受到“一切事情都以一種聞所未聞的速度被遺忘”，她為此要寫一部反映時間流逝的作品，但并非歷史著作，也不是脫離社會現實的現代派小說。經過20多年的思考，在已經發表的15部小說的基礎上，她充分借鑒了70年代小說家將現實主義與現代主義交融的藝術風格，終于用她創造的名為“無人稱自傳”的新體裁，寫出了被稱為“社會自傳”的杰作《悠悠歲月》。

　　《悠悠歲月》的法文名稱Les Années是復數，表示“年代”，意味著“年復一年”，而“年代”在漢語里卻沒有歲月流逝的含義。嚴復提出的“信、達、雅”，“信”是要求翻譯忠實于原著，但是忠實不等于拿著字典逐字對譯。正如大仲馬和小仲馬不能按照原文譯成仲馬父親和仲馬兒子一樣，前輩翻譯家傅雷先生把《高里奧老爹》譯成《高老頭》，李丹和方于把《苦難的人們》譯成《悲慘世界》，都是在充分理解原著的基礎上結合中國語境的神來之筆，也啟發我把《年代》譯成《悠悠歲月》，因為這個書名更能傳達原著的神韻。

　　《悠悠歲月》是一個女性的私人回憶錄，但是它的意義遠不止于此。它運用“無人稱自傳”的寫作方式，描寫了60多年中法國社會的變遷，使不同時代、不同類型的讀者都能從中找到自己熟悉的事物，因此是法國人、特別是法國女性的集體回憶。所謂“無人稱自傳”，實際上就是在自己回憶的同時也促使別人回憶，使讀者對作者的回憶感同身受，從而使個人的回憶融入了社會的集體回憶，在反映時代演變的同時引起人們的強烈共鳴。它看起來是通過一些老照片來回憶埃爾諾本人的經歷，其實更多是反映法國的社會現實、特別是法國婦女的命運。這種寫法即使對外國讀者也有同樣的效果。我是埃爾諾的同代人，生活在中國，但《悠悠歲月》寫40年代法國戰爭年代鄉村的貧困生活，我當時也是饑寒交迫，因此也能感同身受。

　　作品是時代的產物，《悠悠歲月》的成功不僅依靠埃爾諾的才華和靈感，更是法國小說長期發展的結果。從16世紀文藝復興時期的第一部小說《巨人傳》開始，經歷了17世紀崇尚史詩和悲劇、排斥小說的古典主義以及18世紀為宣揚啟蒙思想而創作的、被伏爾泰稱為“兒戲之作”的哲理小說，法國小說到19世紀才真正繁榮起來，產生了浪漫主義、現實主義和自然主義等各種小說流派。20世紀的現代主義文學是對傳統文學的反撥，新小說是現代主義小說的頂峰，它否定了傳統小說的人物和情節，用對物的煩瑣描寫來反映世界的荒誕，對革新傳統的小說創作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缺乏可讀性而在60年代開始衰落。所以在現實主義與現代主義交融的基礎上，幾位小說家在70年代脫穎而出：勒克萊齊奧以虛實相間的故事批判現代文明；莫迪亞諾用虛構的方式“回憶”并未親身經歷的二戰時代；佩雷克是一個語言天才，他的文字技巧出神入化、無人能及。他特別熱衷于詳細羅列物品，曾為凡爾納的《海底兩萬里》開列過多達2000種的魚類清單，在《我想起》里用480個“我想起”來回憶60年代，使讀者不由自主地被他記述的平凡瑣事勾起了對往日的回憶。

　　《悠悠歲月》顯然受到了這幾位同時代作家的影響，它以回憶的方式來反映社會現實，隨時列舉大量具有時代特色的名詞，例如歌星影星、時尚商品、電視節目、小說人物和粗俗俚語，它們看似隨意提及，其實都經過了埃爾諾的精心選擇。無論什么年齡的讀者，都能從中找到自己最熟悉的內容和最清晰的記憶，戰爭年代的貧困、家庭中的代溝、地鐵里的擁擠，商店里琳瑯滿目的新產品，都是我們曾經或正在經歷的現實。

　　法國雖然有著啟蒙思想的傳統，而且已經走出了二戰的陰影，但埃爾諾認為法國婦女并未獲得真正意義上的解放，即使是女性作家的地位也遠不如男性作家，她們尚未獲得創作的合法性。法國當代小說家烏勒貝克以文筆大膽著稱，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呼聲很高，但是埃爾諾直言不諱地批評他的一些完全反動的、反女性主義的觀點和描寫女性的方式，坦率地表示自己獲獎比他獲獎更好。諾貝爾文學獎是對她作品的認可，可以說實現了她要為她的種族和女性復仇的諾言，因而受到了大眾、特別是婦女們的熱情歡迎，也給所有的女性作家帶來了希望。

　　2009年11月下旬，我隨中國作家代表團赴巴黎參加中法文學論壇，但當時埃爾諾因患癌癥做了兩次手術，不在巴黎，我因此錯過了和她見面的機會。說來慚愧，我當時以為她年事已高加之病情嚴重，以后恐怕很難再有所作為，卻沒有想到她自強不息、戰勝病魔，不但繼續創作，還在13年后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她在獲獎演說中表示“我沒有把授予我諾貝爾文學獎看成是我個人的勝利。認為它在某種意義上是集體的勝利”，并且要“繼續為反對任何形式的非正義而斗爭”。

　　新世紀獲獎的勒克萊齊奧、莫迪亞諾和埃爾諾，以他們的杰出貢獻使法國文學日益繁榮和充滿活力，而埃爾諾更是身體力行，始終關注人民、特別是婦女的命運，畢生都在為維護女性的權益而奮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