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來的“看見”就是這樣將目光從眼前轉向久遠的過去,同時又投向遙遠的未來。他用自己的方式看見了世界,看見了世界正越過山和大海,撲面而來。
在阿來最新出版的散文集《以文記流年》(作家出版社)中,《讓人們彼此看見》一文收入“鑒賞記”部分。比起那些洋洋萬言的紀游文字,這篇為肖全金川攝影集寫的序言不過2000多字,也許是這本書中最不起眼的篇什。然而我卻愿意將其視為全書的“文眼”,因為它讓我想起了20年前阿來在《大地的階梯》中屢屢提及的在相機快門上震顫不止的手指,也讓我想起了他10年前出過的那本散文集,書名恰好就叫《看見》。“看見”是潛伏在阿來文字里的一條暗流,是屬于他自己的一條文脈。鐵凝曾經回憶過一段與阿來一同參加采風活動時的趣事:當大家都在為新疆那拉提草原神話般的仙境所迷醉并紛紛留影時,只有阿來抬著他沉重的相機離開了喧鬧的人群,俯下身來,側身半躺,鏡頭對準了草原上一支獨自搖曳的小花。那一路上,阿來都在專注于這樣的無名花草,發現它們短暫而異乎尋常的美麗。小說家的敏感,使鐵凝捕捉到了阿來身上最異于常人的氣質,那就是他對“看”的癡迷;而這種“看”,有時不僅要靠肉眼,還需要借助照相機的鏡頭——那是一種過濾后的“看見”。
在《看見》的自序中,阿來坦承自己“喜歡玩照相機,喜歡通過不同功能的鏡頭去‘看見’。但不是為了保存記憶,而是試圖看見與肉眼所見不太相同的事物如何呈現”,而這種“看見”必須經過自己主動選擇,并且要在經歷、打量過的基礎上加以思慮,從而能“在夜深人靜的時候,從記憶庫中打撈出來細細咀嚼”。這段夫子自道,與蘇珊·桑塔格為人津津樂道的名言“照片是一種觀看的語法”“是一種觀看的倫理學”,以及“攝影是核實經驗的一種方式,也是拒絕經驗的一種方式”形成了明顯的互文關系。因此,多年之后,他將桑塔格的話原封不動地抄錄進《讓人們彼此看見》中。
視覺無疑是人類最基礎、同時也是最重要的感覺。對此,柏拉圖曾經給出一個有趣的解釋——神在設計人的臉部時,最先造的器官是眼睛,它處于臉的上部,由此產生的視覺可以直達靈魂,“是給我們帶來最大福氣的通道”(《蒂邁歐篇》)。但是,人類通過肉眼“看”到的世界,就是真實的世界嗎?換句話說,從古至今人們奉為圭臬的“眼見為實”,真的就是顛撲不破的真理嗎?這其實就是一個困擾了哲學家們千百年的命題:如何看待原始的感官經驗。在我看來,不管歷史上對這一命題有過多少種解釋,人類對最原始、單純的“觀看”都是不滿足的,因此才會在其基礎上漸漸衍生出“閱讀”記錄下來的文字、以繪畫等藝術手段“再現”,以及借助照相機等工具去“看見”。諸如此類,均是對原始經驗的提煉,是在“經歷、打量過的基礎上加以思慮”的產物,甚至所謂“發現”,也離不開心智的過濾和篩選。阿來評價肖全的攝影作品是對經驗的“核實”而非“拒絕”,不是“逃離歷史與現實經驗的一種光影再造”,意味著他擯棄了兩種態度,即“視而不見”和“全然虛構”,而這,也正是阿來自己看世界的方式與原則。
收入《以文記流年》中的文字,都是阿來親歷的日常生活,閱讀、游歷、鑒賞自然離不開“看”,而書中最有“味道”的兩篇《正逢重陽下沙時》和《川酒頌》,雖是寫酒及與之相關的酒事,也與“看”須臾不可分。前一篇事無巨細地描述了傳統釀酒技法中重要的“下沙”工序,皆是親身所見所感;后一篇是濃縮的川酒歷史,阿來在文中旁征博引,靠的是多年來閱讀與思考的積淀,而他能在杜甫“蒼苔濁酒林中靜,碧水春風野外昏”“誰能載酒開金盞,喚取佳人舞繡筵”的名句中品出與“酒之美”并存的“風景之美”“人情之美”,更絕非單純的“看見”,而是用心體悟的結果。一般的作者寫酒,往往是酒不醉人人自醉,只顧得上渲染酒香之濃郁、酒味之淳厚,阿來卻反其道而行之,很少涉及嗅覺與味覺,即使有,也不過是用“芬芳”等最普通的詞語,卻將大量筆墨傾注于描寫自己所看到的,以及由此生發出的聯想和感想。這兩篇文章,也就因此在近年來漸有泛濫之勢的諸多“酒事文”中,彰顯出卓爾不凡的質地。
上述幾則,或是序跋,或是命題作文,或是主旨演講,多多少少都有應酬之意。構成《以文記流年》主體的,則是收入“讀書記”“出行記”“演說記”中的幾篇長文。《回首錦城一茫?!穼懚鸥εc四川,特別是與成都的情緣。阿來別出心裁地用“詩史”的形式來寫有“詩史”之譽的老杜,自乾元二年(公元759年)臘月杜甫自劍門入川寫起,一直寫到他在人生的末尾離川,在一葉孤舟上耗盡最后的時光,以詩串史,以史證詩。這是杜甫生命中的最后10年,是他想“詩意地棲居”而不得的10年,也是他“詩風大變”的10年,更是中國歷史上盛衰突轉的關鍵10年。阿來從杜甫的經歷和詩作中映照出那個風雨如晦的時代,氤氳在全文中的是對杜甫及其同時代人的“同情之理解”。全文就像一部杜甫客居四川生涯的紀錄片,而阿來儼然身兼導演、攝像、旁白三職,帶領讀者回望杜甫一生、也是盛唐詩壇最后一縷余暉?!兑砸槐驹娮髀眯兄改稀肥前淼诙文厦乐械墓P記。感性的記游與理性的凝思交織成一幅綿密而厚重的印第安掛毯,和帶著體溫的文字一起抵御著南半球冬季凄冷的雨水。智利詩人巴勃羅·聶魯達的詩句貫串阿來此次行走的始終,也勾連起東西方兩個古老文明飽含血與淚的記憶。印加文明的輝煌、殖民者雙手的血腥、覆蓋在革命者遺體上殘破的紅旗,被詩人火一樣的詩句映照,“我的熾烈的星星那樣的心/將又一次在高空燃燒”。瓦爾帕萊索港的海灘是美的,拉巴斯港的湖邊是美的,但這些美帶給阿來的感受都不及他置身聶魯達故居“船屋”時的沉思,以及在阿連德總統殉難的總統府前的驚鴻一瞥。而逡巡于利馬舊城、印加故都、以及久負盛名的馬克丘·畢克丘(通譯“馬丘比丘”)遺址,隨著地勢的不斷抬升,面對成千上萬的原住民頭骨,面對印加人留下的、原產于南美洲的農作物(例如玉米、馬鈴薯、番薯、西紅柿、辣椒……)的巨大種子庫,以及那個在強烈陽光下蔓延于山丘之上的、只能代表帝國昔日榮光的巨石廢墟,不知阿來腦海中是否會想起他那部長篇散文的書名。他也曾經在青藏高原的邊緣,一級一級地攀登那些“大地的階梯”,試圖在廢棄的碉樓下追憶并尋找一個日漸遠去的古老文明,四顧來路的漫漫與去路的蒼茫。殘骸與廢墟,既是文明存在過的確證,也象征著生命的綿延。也許,復雜又特殊的民族身份,能使他更為刻骨銘心地理解眼前的景象。青藏高原與安第斯山脈,一東一西,兩座世界屋脊,兩個偉大文明的昨天、今天和明天,在此迸發出雄渾而悠長的回響。
阿來的“看見”,就是這樣將目光從眼前轉向久遠的過去,同時又投向遙遠的未來,就像他手中照相機的“不同功能的鏡頭”,常常能夠充當“顯微鏡”或者“望遠鏡”,看見肉眼所不能見之處。在一張道光十七年的商品清單中,他能看出大清國正在從其天朝大夢中滑向遲暮之年,而在重新發現一個物種的故事里,他亦能看出“中國人也能以科學的方式重新發現和認知世界”。就在這篇書評的寫作過程中,曾被阿來寫入《海與風的幅面——從福州,到泉州》的泉州古城,于2021年7月25日經第44屆世界遺產大會審議通過,正式列入《世界遺產名錄》。“前方徐徐展開的前景,撲面而來的海與風,正是中華復興理想最舒展的幅度”,阿來用自己的方式看見了世界,看見了世界正越過山和大海,撲面而來。(宋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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