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隱身呼嘯”——從“貝爾三兄弟”到勃朗特三姐妹

　　作者：白天明（復旦大學英文系博士研究生）

　　“1845年秋季的一天，我在不經(jīng)意間發(fā)現(xiàn)了一卷詩歌的手稿，是我妹妹艾米莉的筆跡。當然我并不詫異，因為我知道她能寫詩，也的確寫詩：我把她的詩讀了一遍，有些更甚于驚訝的東西抓住了我——我深信這些詩歌不是普通的感情流露，它們與多數(shù)女性創(chuàng)作的詩歌截然不同。”夏洛蒂·勃朗特在1850年版本《呼嘯山莊》的序言中如是寫道。

　　她記憶中的妹妹艾米莉面露慍色，對于姐姐未經(jīng)批準便擅自披覽了她詩稿的行為不依不饒。面對小自己兩歲的艾米莉，30歲不到的夏洛蒂十分耐心，她花了大半天的時間平息了妹妹的怒火，又花了幾天的時間勸服妹妹，“這樣的詩歌理應(yīng)付梓”。她二人找來三妹安妮，讓她也貢獻幾首詩歌。她們將各自的詩歌合卷整理，于次年經(jīng)由艾洛特與瓊斯出版社自費出版。就這樣，英國歷史上聞名遐邇的勃朗特三姐妹邁出了文學之旅的第一步。

　　夏洛蒂·勃朗特肖像 資料圖片

　　Ⅰ.隱藏在筆名之后

　　有趣的是，勃朗特三姐妹在出版《詩集》時，沒有選擇用自己的真名，反而選擇了極其男性化的筆名：夏洛蒂·勃朗特署名柯勒·貝爾，艾米莉·勃朗特署名埃利斯·貝爾，安妮·勃朗特署名阿克頓·貝爾。1846年，《詩集》的出版無疑是一次慘烈的商業(yè)敗筆，僅僅售出兩冊。但它的出版卻標志著勃朗特三姐妹以筆名為掩護，正式進入了文學這一在當時十分男性化的領(lǐng)域。可以想見，銷量慘淡的《詩集》在文學批評界也是無人問津，但在為數(shù)不多注意到《詩集》的人中，卻有一位批評家十分犀利地指出，作者們之所以有所隱瞞，是因為他們“希望自己的詩歌僅僅憑借其優(yōu)劣長短而收到批判，要排除掉其他不相干的因素”。在所謂“不相干的因素”中，性別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夏洛蒂和妹妹們?yōu)楹螘绱嗽谝饷种械男詣e指涉呢？因為在她看來，她與妹妹們進行創(chuàng)作的時代是一個女作家都“易遭受偏見”的時代。她在1849年12月19日給出版商威廉·史密斯·威廉姆斯的信中曾這樣寫道：“馳聲走譽……對于一位女性而言……若非增光，便是抹黑。”夏洛蒂恐懼惡名，尤其害怕使自己身為牧師的父親帕特里克·勃朗特蒙羞。然而，縱觀其父帕特里克的發(fā)家史，我們不難理解為何身為牧師之女的夏洛蒂不愿意將自己的一生囿于家中，恪守女性“得體”的守則，反而要進入男性化的場域。帕特里克·勃朗特于1777年出生于愛爾蘭唐郡（目前屬于北愛爾蘭）的一戶農(nóng)民家庭，是家中的長子。他于1802年前往英國劍橋大學的圣約翰學院學習神學，于1806年完成學士學位，并正式成為英格蘭教會的一位牧師。他通過書本的力量，成功提升了自己的階級，從一文不名的愛爾蘭農(nóng)民后裔，成為英國國教的神職人員，他白手起家的經(jīng)歷使勃朗特家的子女自幼就相信，知識可以改變命運。

　　在勃朗特姐弟中，夏洛蒂與弟弟布蘭韋爾·勃朗特是最渴望通過知識改變命運、并在文學圈子中嶄露頭角的。志趣相投的二人卻因為性別的差異而遭受到不同的待遇。1836年12月，年僅20歲的夏洛蒂用真名致信英國的桂冠詩人羅伯特·騷塞，她在信中附上了自己部分詩作并向騷塞坦言自己渴望“被永遠銘記”的志向。騷塞不吝筆墨，雖在回信中承認夏洛蒂有“作詩的天賦”，卻也潑了她一頭冷水，告誡她“文學不能、也不該是女人畢生的事業(yè)”。騷塞在信中對作為職業(yè)選擇的文學創(chuàng)作進行了性別化的解讀，勸解夏洛蒂回歸家庭，認為她一旦全身心致力于女性“得體的義務(wù)”，她便會“不再如此渴求名望”。騷塞信中的隱喻不言自明：對于女性而言，“渴求名望”是一種疾病，而回歸家庭的“義務(wù)”有如一劑良藥，藥到病除。

　　諷刺的是，騷塞曾一度懷疑與他通信的“夏洛蒂·勃朗特”并非真實姓名，是編造出的。從某種意義上來講，騷塞的懷疑是正確的，因為“勃朗特”的姓氏確是父親帕特里克·勃朗特的臆造。帕特里克在前往劍橋求學前，姓氏寫法有許多變種，例如“布蘭迪”和“布倫迪”。為了掩蓋他的愛爾蘭血統(tǒng)，帕特里克在劍橋大學注冊時，署名“勃朗特”。有人認為，這個姓氏是在模仿不久前因為在抗擊法國戰(zhàn)役中表現(xiàn)出色并受封勃朗特公爵爵位的霍雷肖·納爾遜（1758—1805）；也有人稱，勃朗特是希臘神話中象征閃電和雷霆的女神，對于一個即將從事神職工作的人來說再合適不過了。帕特里克雖避免談及其姓氏的由來，但我們可以相信，勃朗特姐妹早早就從她們的姓氏中意識到了名字的“可塑性”，以及在遮掩真實身份方面的有效性。

　　也許，是騷塞的懷疑啟發(fā)了夏洛蒂，讓她在三年后再次將自己的部分小說寄給名噪一時的哈特利·柯爾律治時，以自己在少年時期虛構(gòu)出的安格里亞王朝中的第二自我“查爾斯·湯申德”為名，署名“C.T.”。哈特利·柯爾律治并沒有給予夏洛蒂鼓舞之辭，這讓她怒火中燒，因為弟弟布蘭韋爾在同年早些時候也曾致信柯爾律治，后者卻贊賞他才華橫溢，甚至邀請他暢敘一日。尋求賞識而不得的夏洛蒂借由筆名的庇護，反唇相譏。這不得不讓我們思考，倘使她在當初與騷塞的通信中也使用了筆名，還是否會在收到騷塞否定的答復后，十分本分地回信說，她試著克制自己創(chuàng)作的欲望。

　　夏洛蒂在與羅伯特·騷塞以及后來的哈特利·柯爾律治的書信往來中，體認到女性在追求文學創(chuàng)作和所謂上帝賦予的本職工作——照料家庭——之間的割裂，更借由弟弟布蘭韋爾體會到男性女性在追求文學盛名過程中的區(qū)別待遇。就這樣，她的自我在“被永遠銘記”的志向與時代對女性期待的鴻溝中被不斷撕裂。也許，正是這種撕裂感讓她在與妹妹們第一次合著出版詩集時選用筆名進行偽裝，即使在她們之前并不乏女性作家署本名并登上文學殿堂的先例。

　　勃朗特三姐妹肖像，由她們的兄弟布蘭韋爾·勃朗特作于1834年。資料圖片

　　《簡·愛》插圖 資料圖片

　　Ⅱ.文壇嶄露頭角

　　《詩集》出版后，三姐妹再次用筆名出版小說。1847年夏，艾米莉的《呼嘯山莊》和安妮的《阿格尼絲·格雷》被倫敦的出版商托馬斯·紐比接受，而夏洛蒂的第一部小說《教師》卻屢屢遭拒（這部作品終在1857年即夏洛蒂去世兩年后出版）。然而，皇天不負有心人，1847年8月，夏洛蒂終于收到了史密斯與埃爾德出版公司的來信，出版商雖在信中拒絕了《教師》這部作品，卻就夏洛蒂的文學創(chuàng)作提了不少意見，并表示有興趣考慮出版她之后任意一部三卷本的小說。8月24日，夏洛蒂便以“柯勒·貝爾”為筆名，將隨后轟動了整個英語世界的《簡·愛》郵寄給了出版社。1847年10月16日，《簡·愛》出版。

　　《簡·愛》出版時的全名為《簡·愛：一部自傳》，而扉頁上的“柯勒·貝爾”只是這部自傳的“編者”。早在《簡·愛》出版之際，英國文學評論家喬治·亨利·劉易斯就注意到了這部作品中十分逼真的心理刻畫，認為這部小說取材于作者本人的經(jīng)歷，稱其力量在于“實際的磨難與經(jīng)歷”。《名利場》的作者威廉·梅·薩克雷也在《簡·愛》出版后沒多久，便給出版商威廉·史密斯·威廉姆斯寫信：“這是女人的手筆，但會是誰呢？”他們都憑借敏銳的直覺發(fā)現(xiàn)了“柯勒·貝爾”的筆名下掩藏著的是一位女性。

　　《簡·愛》的出版使“柯勒·貝爾”名聲大噪，讓先前便接受了《呼嘯山莊》和《阿格尼絲·格雷》卻久久按兵不動的出版商托馬斯·紐比著急起來。上述兩部作品于1847年12月合卷出版。紐比在勃朗特研究領(lǐng)域可謂臭名昭著，他是一個被蠅頭小利驅(qū)使的出版商，甚至有意借《簡·愛》之盛名為自己謀取利益，故意在作者與讀者之間制造謎團。他將《呼嘯山莊》宣傳為“貝爾先生的最新力作”，卻不言明是哪位貝爾先生，又于1848年將“阿克頓·貝爾”（安妮·勃朗特的筆名）的第二部作品《威爾德菲爾莊園的房客》以《簡·愛》作者的名義提供給美國的一家出版社。這讓《簡·愛》的出版商喬治·史密斯十分驚愕，他想不通自己如此器重的作家何以背著他另謀出路，并致信“柯勒·貝爾”，討要說法。

　　史密斯的來信讓原本不以為意的三姐妹意識到了事件的嚴重性。為了廓清誤會，夏洛蒂與安妮于1848年夏趕赴倫敦，面見出版商，并揭開了“貝爾三兄弟”的真實身份。夏洛蒂對于終于能以真實面貌示人十分滿意，但素來內(nèi)向的艾米莉卻想始終——借用2016年薩利·溫萊特指導的傳記電影的題目——“隱于書后”。當她得知姐姐和妹妹將三人的真實身份向出版商和盤托出后十分不悅。這讓剛剛“卸下偽裝”的夏洛蒂不得不再次致信出版商，請求他對“埃利斯·貝爾”（艾米莉）的身份佯裝不知：“請允許我提醒您，在您給我信心時，不要提到我的妹妹們——我是說，不要用復數(shù)。‘埃利斯·貝爾’不能接受‘筆名’以外的任何稱謂。我向您和史密斯先生泄露了他的身份，這是大錯特錯。”

　　夏洛蒂和安妮對于真實身份的披露是有選擇性的。在夏洛蒂與安妮的倫敦之旅前，文學批評界就對“貝爾三人”的作品頗有微詞。《基督醒世刊》批判《簡·愛》“粗俗”，《觀察者》認為《呼嘯山莊》“粗俗且令人生厭”，而就在夏洛蒂與安妮抵達倫敦的當天，《旁觀者》更是指責《威爾德菲爾莊園的房客》“對粗俗有著病態(tài)的熱愛”。可以說，許多對“貝爾三人”妄加置喙的批評中都充斥著“粗俗”一詞，而所謂“粗俗”作為一種籠統(tǒng)的表述，囊括許多被視為“非女性化”的因素，而這樣的批評在伊麗莎白·里格比于1848年12月發(fā)表在《季度評論》的匿名文章中得到了最為極致的表達。里格比認為《簡·愛》“語言粗俗”，稱它“反基督教”，可以想象，這般評價對于牧師的女兒而言將會是多么刺耳。里格比還抨擊女主人公的個人主義和自我主張頗具顛覆性，與女性謙卑的品德背道而馳。

　　因為艾米莉與安妮相關(guān)信件和生平史料的闕如，我們難以判斷看似恣意妄為的艾米莉和一向溫婉嫻靜的安妮會如何看待《呼嘯山莊》和《威爾德菲爾莊園的房客》出版之初就面臨的責難。但可以肯定，夏洛蒂十分在意讀者在閱讀《簡·愛》過程中建構(gòu)出的作家形象與她本人多年來悉心維護的得體女性形象之間的斷裂。她在1847年12月《簡·愛》第二版的序言中就曾以“柯勒·貝爾”的口吻申辯道：“習俗不一定就是道德。”她諷刺“少數(shù)謹小慎微、吹毛求疵的人”，并稱“在他們看來，凡是與眾不同的東西都是錯誤的”。1849年8月，在她的第三部小說《謝利》出版后，夏洛蒂依舊想在與文學評論界的反擊戰(zhàn)中，躲藏在筆名的盾牌之后。她給威廉·史密斯·威廉姆斯寫信道：“這里絕不能出現(xiàn)‘夏·勃朗特’的名字；她怎么想不重要——被侮辱的是‘柯勒·貝爾’——他必須還以顏色。”

　　安妮·勃朗特肖像，夏洛蒂·勃朗特作于1833年。資料圖片

　　Ⅲ.鐫刻進英國文學史

　　在1848年至1849年的短短兩年間，勃朗特家族噩耗頻傳。夏洛蒂的弟弟布蘭韋爾情場失意，整日酗酒、吸食鴉片，在1848年9月突然去世。自那以后，向來與兄長親厚的艾米莉便一蹶不振，身體狀況每況愈下，于同年12月辭世。安妮·勃朗特也罹患肺病，于次年5月撒手人寰。就這樣，勃朗特四姐弟中三人離世，只剩下夏洛蒂與父親相依為命。

　　1850年，《呼嘯山莊》再版之際，夏洛蒂決心在序言中向讀者交代自己與妹妹們的真實身份。這時的她，沒有了筆名的庇佑，摒棄了先前激進的文風，仿佛當初是男性化的筆名賦予了她在與男性作家和批評家針鋒相對時的底氣。如今的夏洛蒂已是家喻戶曉、聲名遠播，自然不必聽從騷塞的意見，放棄文學事業(yè)，回歸家庭主婦的職責；但她依舊要回歸社會對女性作家的期待。面對文學批評，在新版《呼嘯山莊》的序言中，她承認《威爾德菲爾莊園的房客》在主題的選擇上“是一個徹頭徹尾的錯誤”，卻在面對《呼嘯山莊》和艾米莉筆下那惡棍般的拜倫式英雄希思克列夫時，犯起了難。作為艾米莉唯一存世的小說，《呼嘯山莊》自然經(jīng)不起夏洛蒂對《威爾德菲爾莊園的房客》做出的全盤否定——安妮·勃朗特至少還有一部《阿格尼絲·格雷》。在為艾米莉辯護時，夏洛蒂回歸了浪漫主義的傳統(tǒng)，強調(diào)“天才”的重要性，將艾米莉刻畫成了一個天真無邪、幼稚無知、離群索居、避世退隱的孤僻形象，一個在“天賦”的指引下任由才思傾瀉的被動“容器”，而她的任何錯處都并非她刻意而為。這樣一來，《呼嘯山莊》在受世人批判最深之處，恰恰變成了距離“天才”的感召最近之處。而擺脫了筆名束縛，同時也脫離了筆名保護的夏洛蒂，在將艾米莉刻畫成家中唯一的天才之際，無疑也限制了后世對艾米莉的批判性鑒賞。真實性別的暴露，讓她在某種意義上回歸了男性文學的固有成見，即女性獨有的才能無法解釋《呼嘯山莊》的誕生。

　　距離夏洛蒂在新版《呼嘯山莊》序言中首次向讀者回憶她們姊妹三人文學之旅的開端已經(jīng)過去了一百七十余年。“柯勒·貝爾”“埃利斯·貝爾”和“阿克頓·貝爾”還會以作者的名義留在勃朗特三姐妹作品的封面上。然而，人們早已把“貝爾三兄弟”淡忘，而將“勃朗特三姐妹”鐫刻進了英國文學史中。勃朗特三姐妹從筆名背后走向公眾面前的歷程集中體現(xiàn)了維多利亞女王御下英國文學創(chuàng)作和批評領(lǐng)域的性別排斥。這樣的現(xiàn)象在今天有了好轉(zhuǎn)，但依舊有文藝作品啟發(fā)我們重新思索文學領(lǐng)域的性別問題。2022年，由弗朗西斯·奧康納編劇兼導演、埃瑪·邁凱主演的傳記電影《艾米莉》在英美兩國上映。電影將艾米莉·勃朗特的生平虛構(gòu)成了一個愛情故事，片中的艾米莉與一位名叫威廉·韋特曼的副牧師墜入了愛河。現(xiàn)實生活中，這位韋特曼牧師與勃朗特一家熟識，但沒有史料表明他與艾米莉萌生過愛情。

　　可見，時至今日，人們依舊傾向于用男性來解釋女性作家的文學創(chuàng)意，似乎女性創(chuàng)造力不能獨立于男性而存在。今天的文化對女性創(chuàng)造力尚且抱有如此狹隘的看法，反觀19世紀40年代的文化，我們便不難理解夏洛蒂在向公眾展現(xiàn)隱藏在“貝爾三兄弟”背后的“勃朗特三姐妹”時，會面臨怎樣的詰責，需要怎樣的勇氣了。

　　《光明日報》（ 2023年02月16日 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