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院是儒家文化傳承的重要場所,主要開展教書、讀書,兼及藏書、修書、辯論等活動,書院產生于唐代,成熟于宋代,普及于明清,止于清末,它是中國古代民間教育的重要形式,但與官府也有千絲萬縷的關聯,是一種獨具特色的文化教育機構。
書院在中華文化的發展傳承過程中發揮過重要作用。中國最早的書院是唐玄宗時期洛陽的麗正書院,正式的書院教育制度則是由朱熹創立,形成、發展于宋代。
青海地區書院的歷史比較短,規模也相對較小。清乾隆元年(即1736年)的冬天,時任西寧道僉事的楊應琚在大通衛白塔城(今大通回族土族自治縣城關鎮)創辦三川書院,開青海地區興辦書院的先河。楊應琚是青海地區很有作為的官員,后任陜甘總督、云貴總督。青海地區是他從政的起始地,他在青海創辦書院,編纂方志,向西寧周邊移民開墾,政績卓著。
乾隆三年(1738年),楊應琚參考白鹿洞書院的管理制度擬定了《大通三川書院學約九條》,遵循“敦延名師,晝夜惟勤,寒暑無間”辦院理念。要求學生行“圣賢之法”,求“詩書之經義,明忠孝之大端”,提倡“閉門潛修,同人砥礪”的學風。針對當時大通地區不重視文化教育、“文教不興”的狀況,勸民讀書,規定“一家三子,擇俊秀者一人入學肄業”,一戶人家有三個孩子的,要選擇一個孩子去書院讀書。“氣秉孱弱,力不能勝任稼穡者,尤宜讀書勤學,奮志青云”,身體不夠強壯,不能干莊稼活的孩子,尤其適合去讀書做學問。
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大通衛改為大通縣,縣城設在白塔城。在之后的一百多年里,大通地區又相繼創辦了大雅書院、崇山書院、泰興書院等書院。
道光九年(1829年),當時的大通知縣張于淳,在縣城東關修建上房5楹,講堂3楹,齋房40余間,前后3院,共有房舍50余間,創辦了大雅書院。咸豐二年(1852年),知縣哈甸豐和地方紳士孔廷俎、馬廷偉等人對大雅書院進行了修繕。同治四年(1865年),大雅書院毀于戰火。
同治十二年(1873年),當時的大通知縣,湖南湘鄉人黃仁治多方籌款,派地方紳士董侯選、教諭梅魁、貢生張錦文、附生張海鯉等人,在大雅書院的舊址上重新修建書院,并更名為崇山書院。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崇山書院毀于戰亂。第二年,知縣史文光籌款,統帶祥子營、何得彪捐資,重建了崇山書院,后又被毀。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當時的知縣,福建侯官人萬鐘騄申請公款,在大通縣城西關創辦了泰興書院,先后聘請大通縣貢生梅汝賡和西寧舉人蔡廷基為主講,岳樹聲擔任書院訓導。
在大通三川書院的影響下,青海地區又相繼創辦了8所書院,有今西寧城區的湟中書院、五峰書院,湟源的海峰書院,樂都的鳳山書院,循化的龍支書院,以及大通的大雅書院、崇山書院和泰興書院。大通也成為青海歷史上創辦書院最多的地區。這些書院具有明顯的官學印記,書院的負責人叫“山長”,由官府委任。書院的辦學經費除地方鄉紳募集以外,主要由官府撥款支付。
清代是青海地區學子參加科舉考試最多的時代,據研究者賈偉和李臣玲統計,清代青海東部地區參加殿試、鄉試的舉人有432人,其中西寧城區最多,有274人,但大都出自外來官宦人家,其次就是大通縣,有66人,占到總人數的七分之一,這都得益于大通縣先后創辦的這些書院。
1905年,盛行了一千三百年的科舉考試廢除,清政府實行“廢科舉、興學堂”教育改革,書院全部改為新學堂,大通縣泰興書院也改為大通縣高級學堂,1911年建立民國后改為大通縣第一高級小學。西寧市區的湟中書院到1906年改為新式學堂,成為青海地區最后一個書院,當時湟中書院的山長是大通縣人謝以剛。因此青海地區的書院教育開端于大通之地,終結于大通之人。
書院教育注重道德修養,將知識傳授、學術研究與品性修養、人格完善有機結合在一起,它對學風士氣、民俗風情的培植,國民思維習慣、倫常觀念的養成等都具有積極意義。書院教育的開展,在一定程度上使清代文教晚開的青海地區學不加進、業不加修的狀況得到明顯改善,提倡文化教育的風氣逐漸流行,對培養人才和引導社會文明風尚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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