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型國家歷史的演進》簡評：一部別開生面的宋史力作

　　【圖書評介】

　　作者：王姣 錢申

　　中國宋史研究會會長、浙江大學敦和講席教授李華瑞編著《宋型國家歷史的演進》一書近期由商務印書館出版。全書除緒論、結語外，共分十五個章節，涉及宋代的政治、經濟、文化、軍事等多個維度，并兼談宗教信仰和婦女問題，是一部內容豐富的宋代通史著作。與以往宋史學者所編著的書籍多偏重于對事件、制度、人物等方面的知識性介紹不同，本書在歸納總結作者多年來從事宋史教學和研究心得的基礎上，廣泛吸收國內外宋史研究成果，不僅視野廣闊，并兼具通俗性和學術性，體現出深厚的史學功底。

　　近年來李華瑞致力于對“宋型國家”的研究，2018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探尋宋型國家的歷史》論文集首次提出這一概念。《宋型國家歷史的演進》則圍繞這一主題對宋代歷史的發展演變進行了系統論述。在緒論中，作者從縱向論述了秦漢至晚清中國歷史中宋代有別于其他朝代的特點，大致可概括為：其一，從立國形勢上看，宋代自始至終是一個不與游牧、漁獵民族一爭雄長的時代。這種“積弱”局面除與周邊少數民族政權強大有關外，在很大程度上與唐五代以來形成的華夷觀念及儒佛道三家合流有很大關系。其二，受募兵、養兵政策影響，宋政府實施以功利主義為主導的財政經濟政策，刺激了商業貿易的發展和城市的繁榮。其三，宋朝采取“崇文抑武”政策，重視科舉取士，文官地位獲得極大提高，士大夫集團對于宋代政治變革作用巨大。

　　“宋型國家”概念的提出主要是針對21世紀以來引發關注的“唐宋變革論”。20世紀初，日本學者內藤湖南提出“宋代近世說”的觀點，以西方分期方法來劃分中國歷史，并將宋代視為中國近世的開端。后經其弟子宮崎市定等人的展開論證，在國際唐宋史研究領域產生巨大影響。這一理論在世紀之交成為國內唐宋史研究的熱點話題。然而，不少學者“多是從各自所需的角度截取唐宋變革論已有的一些結論性觀點，納入自己熟悉的理解體系，或者貼上‘唐宋變革’的標簽，而不是從范式的角度通盤審視和觀察長時段歷史發展過程中唐宋時期究竟發生了何種性質的社會變革”。有鑒于此，李華瑞從范式來源、政治背景、中西歷史比較、國際宋史學界對唐宋史分期認識的變化、國內唐宋史研究的實踐等方面對“唐宋變革論”進行全方位的探討，認為這一理論并不符合中國歷史的實際，我們的唐宋史研究應該建立自己的理論范式。而“宋型國家”概念的提出正是他從宋代的歷史實際出發進行研究的心得體會。

　　除了理論范式的闡發，本書多處呈現了作者近年來的主要學術觀點。一是書中對宋代文化的論述并非只是對代表性學術思想的簡單排列，而是將其與政治變革與社會變化密切結合。唐中葉以來社會經濟關系的變革加快了門閥士族的衰落和新興地主階級的興起，而新興的士大夫階層恰好是社會變革的主要推動力量。與此同時經濟關系的變動對文化思想領域也產生重要影響，漢學不再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疑古惑經的思潮日益盛行，到北宋中期逐漸發展出注重實際、強調經世致用的義理之學，亦即宋學。隨著儒學復興運動的高漲以及南方士大夫在政治上的崛起，不但從政治上嘗試對社會進行革新，在文學、藝術、史學、科技等領域也帶來了變革。作者注意到宋代文化的發展與政治革新運動有密切關系，慶歷新政之后蘇蜀學派、荊公學派、洛學、關學已經初步形成，英宗濮議之爭中臺諫與執政大臣關于如何定英宗生父名分的爭論，本質上是雙方對經書的不同詮釋造成的政見對立。到王安石變法時期這一特征尤其明顯，學術論爭與政治斗爭相糾結，一方面導致了北宋中后期激烈的朋黨之爭；另一方面各學派思想也在此過程中得以發揚光大。他還關注到南宋時南方文化、藝術的發展在很大程度上與北方移民的南遷有關，中原文化的加入促成了文化重心的南移，“江南從‘江南之江南’的地域性概念，而成為‘全國之江南’的政治經濟文化性概念……因而南宋文學中這一重心南移現象，具有預示中國政治、經濟、文化總體走向的意義”。以上見解對客觀全面地認識宋型文化的特質及其對后世中華文化的塑造具有指導意義。

　　二是作者多年來潛心研究王安石及其變法，出版了大量論著，對學界也有重大影響，他“從北宋士大夫的崛起來探討王安石變法的興起”，將變法富國強兵的目標與社會變革運動相結合，考察王安石變法的動機和目的。“王安石變法實際上是一場士大夫們欲實踐其回到三代政治理想的社會變革運動，其中代表宋朝經濟新走向的南方士大夫起了很關鍵的作用”，并“從掀起這場變法運動的主體士大夫們所懷抱的理想與社會政治現實的矛盾去考察”這次變法被否定的原因。其一，學術政治化，政治學術化，使得宋代士大夫階層由組合走向分化以至分裂。其二，王安石對傳統儒家的經濟教條“義主利從”論較公開的背離。其三，士大夫欲實現其理想必須得到皇權的支持，必須與皇權的政治需求相吻合，也極易淪為皇權的附庸。除王安石以外，朱熹也是本書重點關注的對象。作者認為王安石和朱熹改造社會的實踐分別代表了宋代士大夫群體欲法先王重建社會秩序的兩種途徑，皆體現了宋代士大夫對現實社會的關懷，只是二者在釋經方法上的區別導致了施政理念上的分途。

　　此外，李華瑞長期從事宋代經濟史的研究，反映到《宋型國家歷史的演進》一書中，有關宋代經濟方面的論述多達四個章節的篇幅。宋代是我國古代經濟發展的高峰期，書中對宋代農業、手工業、商業貿易、城市、貨幣、資本以及宋朝國家財政與民生等方面皆有詳細論述，尤其是認為宋代財政經濟的發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宋朝國家運用超經濟強制手段和市場機制擴大征收帶來的，這也是宋朝經濟發展區別于其他朝代的獨特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