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藏家國記憶 映照時代新意 《新華字典》走過七十年

　　圖為觀眾在中國國家版本館中央總館參觀。

　　本報記者 陳 斌攝

　　資料來源：中國國家版本館

　　《新華字典》封面圖片均為本報記者陳斌攝

　　自1953年出版以來，新中國第一部現代漢語字典《新華字典》已走過70年。

　　迄今已印行6億多冊，是全世界發行量最大的工具書，先后榮獲第四屆國家圖書獎榮譽獎、第三屆國家辭書獎特別獎、第三屆中國出版政府獎圖書獎提名獎等——這是一本辭書的影響力。

　　為了核實一個地名，修訂者要翻檢全部已出版的地圖，還要實地勘察，用實地調查獲得的材料與文獻記載對比——這是編纂字典背后的嚴謹和辛勞。

　　《新華字典》初版收字6800多個，最新版收字約1.3萬個，第12版收錄了點贊、二維碼、打卡等語詞——這是一本字典記錄下的時代變遷。

　　一部《新華字典》，陪伴了新中國幾代讀者開蒙識字，記錄著一個國家前行的腳步，濃縮著幾代人的記憶，為普及全民族的文化知識作出了重要貢獻。

　　——編 者

　　走進中國國家版本館中央總館，在中國當代出版精品與特色版本展區域，一個展柜格外引人注目：新中國第一部現代漢語字典《新華字典》的各種版本靜靜陳列，從泛黃的1953年第一版《新華字典》到嶄新的第12版《新華字典》，各種版本匯聚，宛如一條時光之河，翻涌起很多人的記憶。

　　70年修訂到第12版

　　每一個新版面世后，下一個新版的修訂工作就隨即開始

　　1950年，新華辭書社成立，《新華字典》編寫工作正式啟動。編纂工作由魏建功主持，葉圣陶審訂，1953年初版發行。

　　1956年新華辭書社并入中國科學院語言研究所（現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詞典編輯室，自此，《新華字典》的修訂和維護工作主要由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承擔。1957年商務印書館推出“商務新1版”。此后《新華字典》進行了10余次修訂，不斷跟進時代發展和社會生活變化，展現經濟、社會、思想文化、科學技術等各領域發展的新成就。

　　“《新華字典》能夠歷久彌新、長銷不衰、深受讀者喜愛，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新華字典》能夠與時俱進、不斷修訂。”商務印書館黨委書記、執行董事顧青說。

　　《新華字典》初版收字6800多個，而最新版收字約1.3萬個，以字統詞，《新華字典》收錄的很多詞語反映了時代的發展變遷和國家的文明進步。如2004年第10版收錄了光纖、基因、克隆等，2011年第11版收錄了福祉、愿景、民生等，2020年第12版收錄了打卡、點贊、二維碼等，以語詞記錄著共和國的發展變遷。第12版增補新詞新例100多個，如“初”下新增“初心”，“粉”下新增“粉絲”，“截”下新增“截屏”，此外像“點贊”“二維碼”“非物質文化遺產”“到付”“網購”等與當前生活密不可分的詞語也有收錄。

　　中央廣播電視總臺播音員康輝說，無論是在辦公室還是在演播室，播音員、主持人幾乎人手一冊《新華字典》，“觀眾把我們的發音當作標準讀法，我們把《新華字典》作為標準”。

　　“經濟社會高速發展的時候，語言也會高速發展，不斷出現新詞、新義，不斷修訂字典的過程就是體現規范標準的過程。”顧青說，“《新華字典》的每一個新版面世后，下一個新版的修訂工作就隨即開始，目前，第13版的修訂工作正在有序籌備，即將開展。”

　　大學者編小字典

　　為了核實一個地名，修訂者要翻檢全部已出版的地圖，還要實地勘察

　　《新華字典》的權威性來自編纂者的深厚學養和嚴謹認真的工作態度。

　　“有時為了一個字的讀音，一個詞的釋義，專家們會反復討論，去實地調研。編字典的辛勞是外人難以想象的。”中國辭書學會會長李宇明說。

　　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研究員、《新華字典》第12版的修訂主持人程榮說，為了核實一個地名，修訂者要翻檢全部已出版的地圖，還要實地勘察，用實地調查獲得的材料與文獻記載對比，只有地圖、文獻和實地調研在音形義上都一致，沒有矛盾時，才能最終確定地名的讀音和字形。例如廣西賓陽的“呇（mèn）塘”，甘肅積石山的“癿（bié）藏”等地名就是在實地調研后確定的。

　　再比如“焗油”這個詞，第9版的撰稿者為了給出準確的釋義，曾兩次去理發店做焗油，體驗了每一步過程，最終才做出了準確的解釋。

　　“作為權威字典，一絲一毫都不能主觀隨意；如果隨意，貽害無窮。《新華字典》的每一個字在編寫和修訂時都很謹慎。”程榮說。

　　《新華字典》有一個“大學者編小字典”的優秀傳統。70年來，一批又一批新中國文化建設者們以崇高的精神品格編纂、修訂和出版《新華字典》，葉圣陶、魏建功、邵荃麟、丁聲樹、陳原、王力、呂叔湘、周祖謨、曹先擢等，都先后參與過這本小字典的編纂修訂。

　　編纂者們俯首躬行，默默奉獻；潛心鉆研，字斟句酌；鼎新革故，持續創新；勇于擔當，胸懷家國。正是這些品質鑄就了《新華字典》的文化氣質，并最終化為薪火相傳的精神——甘守寂寞、耕耘不輟的奉獻精神，精益求精、追求卓越的工匠精神，與時俱進、守正開拓的創新意識，心懷家國、使命擔當的文化責任。

　　語言學家曹先擢是《新華字典》1971年版修訂工作的實際主持人，也是《新華字典》第10版的學術顧問。“曹先生認真極了，哪怕一個字的問題，也會用幾百字甚至更多的篇幅，以講解的方式加以批評，委婉中透著嚴厲。在小小的卡片上，我們看到了曹先生認真嚴謹的修典學風。”程榮回憶道。

　　“《新華字典》的編修方式和編修流程在不斷摸索改進，編纂工藝逐漸從純手工的操作方式走向用計算機操作，紙質卡片逐漸被電子卡片替代，但無論怎樣改變，堅持質量第一的基本原則從來沒有變過。”程榮說。

　　主動擁抱數字時代

　　讓更多讀者能夠用上標準、規范的工具書

　　13印張，19.9元——這是《新華字典》第12版學生版本的價格。“現在一般圖書的定價是一個印張3元到6元，但學生版本的價格，也就是每個印張僅僅一塊五毛多一點。”顧青說，多年來《新華字典》始終低定價，是為了讓更多讀者能夠用上標準、規范的工具書。

　　在新的歷史時期，《新華字典》還承擔起助力教育脫貧、建設文化民生的歷史重任。

　　2010年，有關偏遠山區孩子缺字典的報道引發社會高度關注，以《新華字典》為依托，社會各界掀起了用字典助力教育脫貧的公益行動。

　　2012年，《新華字典》納入農村義務教育階段免費教科書范疇，至今已有近2億冊《新華字典》發放到農村義務教育階段孩子手中。

　　近10年來，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中央廣播電視總臺新聞中心播音部、商務印書館等眾多文化機構持續關注鄉村教育，開展“字典下鄉”“小鄉村，大課堂”“放飛夢想的翅膀”等系列公益活動，設立《新華字典》獎學金，建立鄉村閱讀中心，相關助教、扶貧活動已覆蓋吉林、陜西、內蒙古、四川、福建等20多個省份。

　　70年來，《新華字典》見證和記錄著新中國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全過程。從新中國掃盲、促進漢字改革、推廣普通話和現代漢語規范化，到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新華字典》都作出了重要貢獻。

　　數字時代，為了方便讀者，新版《新華字典》首次同步推出紙質版和應用程序（APP）。單色本和雙色本在正文各頁增加了一個二維碼，用《新華字典》APP掃碼，就可看到當頁所有字頭的部首、筆畫、結構等信息，免費收聽標準讀音、觀看筆順動畫、查檢知識講解等，全面實現了融合出版的二次升級。

　　“下一步，我們計劃開發新的《新華字典》APP，突出學習功能，使內容更豐富、更匹配用戶的需求，讓讀者更方便、更簡潔地使用《新華字典》，通過數字化為字典賦能。”顧青說。

　　程榮說：“70多年來，《新華字典》的編修一直是在黨的領導下進行的。在新時代新征程上，我們應當更加努力地做好今后的編修工作，更好地服務人民，為傳承中華文化作出新貢獻。”

　　我的第一本《新華字典》

　　我出生于1965年，記得讀一、二年級時，書包里除了教科書和作業本外，還經常放有一本《新華字典》，那時最吸引我的是里面各種動植物的插圖，畫得非常生動、逼真。這本《新華字典》是父親購置的，人民教育出版社1953年出版，我的大姐、大哥都用過，我是兄弟姐妹中最小的，這本字典后來就留在了我手中。

　　上世紀80年代初，我到北京上大學，此后雖然翻檢《新華字典》的次數比較少了，這本字典我卻一直珍藏著。《新華字典》每次出新版，我都會及時購置，并認真閱讀修訂說明，了解各版的新變化。比較各版《新華字典》，可以從一個側面看出新中國的巨大變化。

　　——《新華字典》讀者王保賢

　　和孩子一起查《新華字典》

　　我是一名報紙編輯，在我的書柜里，有一本本陳舊泛黃的《新華字典》。遇到拿不準的字，我就求助于《新華字典》。隨著時代的變化，一些字的讀音、含義也會隨之變化，要是不及時查字典，就會一直讀錯卻不知道。

　　我記得女兒上小學第一天，帶回家一本《新華字典》，幾周以后，女兒學會了拼音查字法、偏旁部首查字法，遇到不認識的字時就去查。很快，字典被翻得又臟又破，封面也掉了，我去書店重新買了一本，把舊的放進書柜里。此后，我常和孩子一起查《新華字典》，討論某個字的讀法、寫法、用法。我倆還經常隨意翻看《新華字典》，每次都有新發現。《新華字典》讓我和孩子的心靠得更近，更讓我和孩子感受到中國文字的趣味和魅力。

　　——《新華字典》讀者權翠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