塑造新時代的文學新人形象

　　【觀點提要】

　　人物與時代的這種緊張關系、這種矛盾才是我們非常喜歡看到的，或者說才是一個小說家表現出來的最有價值的東西之一。

　　我們今天討論的文學“新人”形象應該是具有時代精神的，好像是時代的追光打在我們筆下的人物身上，這個人物在時代大背景之下由此煥發出了特有的光彩。

　　如果“新人”確實是一個正面的、可信的、有著時代先進性的人，而且他的確又和一個好的時代、和一個往上走的時代發出的聲音相契合，這個就是人與時代的那種共鳴，的確要在文學形象里面建立起來。

　　“新人”一定是環境塑造的，這使得“新人”在文學當中是可信的、是合理的，不能說突然蹦出來一個人物根本不像這個世界產生的；同時這個人物是有力量的，能夠反過來塑造自己所處的這個環境。

　　文學中的典型形象凝聚了作家對社會生活的深刻感知，是認識文學和社會歷史發展的重要窗口。新中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透過文學作品中喬光樸、陸文婷、高加林、孫少安等一大批典型的新人形象，我們可以看到個體命運的浮沉，更可以洞見中國社會巨大的發展和變遷。

　　新時代十年是黨和國家事業發生歷史性變革的關鍵時刻，如何用文學作品表現新時代偉大變革，如何用新人形象來展現時代精神，是作家和評論家的重要課題。不久前北京市文聯就以此為題舉行了一場對話，本報獲得授權，對其進行獨家整理、精編與刊發。

　　嘉賓：付秀瑩 知名作家

　　石一楓 知名作家

　　叢治辰 北京大學中文系副教授

　　主持：張曉琴 北京師范大學國際寫作中心教授

　　“新人”由環境塑造，同時也能夠塑造環境

　　張曉琴：首先討論一個問題，到底什么是“新人”形象？

　　叢治辰：“新人”有兩個特征。首先，他肯定是環境當中誕生的人。但如果僅僅如此，這個人只不過是通常所謂的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而付秀瑩和石一楓兩位作家在他們的作品里寫出了人對環境的反塑造，在我看來這就是所謂的“新人”。

　　還有另外一種“新人”，比如石一楓筆下的那豆，他剛開始出現的時候好勇斗狠，不是正面形象。可是作家會從一個看上去比較復雜的人物當中去挖掘出閃光的一面，比如那豆認老理，甚至說是認死理，認老理保證了他的用心純正，認死理保證了他有堅韌不拔的精神。這兩者結合在一起，使得他在面對一些大是大非的時候不動搖，并且有非常強勁的動力去實踐一些事情，迸發出了最后使他成為“新人”的力量。

　　總之，“新人”一定是環境塑造的，這使得“新人”在文學當中是可信的、是合理的，不能說突然蹦出來一個人物根本不像這個世界產生的；同時這個人物是有力量的，能夠反過來塑造自己所處這個環境。這是我對“新人”的認識。

　　張曉琴：叢老師的論述令我也有了一個新的感受，我們說到“新人”的時候不是說這個人已經就在這里，已經是我們一個特別渴望看到的完美的“新人”形象，而是說他有發展變化的過程。兩位作家怎么去看待文學中的“新人”形象？

　　付秀瑩：我理解的“新人”首先從廣義上來說應該是典型人物，是典型環境當中產生的典型人物。如果更具體一點來說，我們今天討論的文學“新人”形象應該是具有時代精神的，好像是時代的追光打在我們筆下的人物身上，這個人物在時代大背景之下由此煥發出了特有的光彩。這樣一種人物形象代表了時代的精神、時代的風尚，時代生活的各種烙印都在這個典型人物身上有集中的、典型的體現。他其實代表了一種國家的理想或者是社會前進的方向，我們召喚這樣一種人物。

　　比如我寫的《野望》里的二妞。這樣的人物到底有沒有真實性？她是不是真的能夠回到鄉村、反哺鄉村、反哺鄉土，參與到鄉村振興的時代浪潮當中來？首先這是作家的理想，這種理想是審美的理想和社會現實理想的一種結合，既是審美的，又是社會的。作家的藝術、審美、情感、經驗、心血投射到這個人物身上，使之能夠呼之欲出，在我們筆下栩栩如生。

　　我特別愿意把二妞和另一個人物翟小梨形成一種對照。翟小梨是《他鄉》的主人公，出身于鄉村，一心要到城里去，要擺脫鄉土遠走高飛，為此經歷了那么多的磨難，跌跌撞撞頭破血流。有的評論家說對她是愛不得、恨不得，愛恨交加，她身上有很多缺陷、缺點、不足、瑕疵，但是她有自己的光輝和光彩在。二妞考上了大學，一心要回到家鄉，時代變化了，人物的內心也發生了變化，她的理想、夢想也發生了變化，她的人生軌跡相應地也發生了變化。一個是出走，一個是回歸，這樣一對女性形象頗值得玩味，是意味深長的，雖然我當時寫的時候沒有這么想，但是這樣細細一反思，這樣一對人物是不同代際的，而且生長在不同的環境，都是出身于鄉土，可以說是兩代人，兩代人所處的時代發生了翻天覆地的巨變，人物也發生了深刻的心靈的蛻變，人物不同的命運由此產生。

　　張曉琴：米蘭·昆德拉認為在某種程度上小說是對未來世界的一種預見，二妞這樣的人物形象可能就是對未來世界的一個預見。請石一楓老師談一談，石一楓老師更多寫的恰恰是他生于斯長于斯的北京的人物。

　　石一楓：所謂新人我感覺有兩種可能。

　　一種是根據社會的變化而產生的人，以前沒有這種人，現在有了這種人，這個就是新的。比如《龍須溝》里面后來去參加勞動的那個大姑娘，就是解放之后出現的朝氣蓬勃的一代新人。改革開放之后出現的一系列人物，比如王朔筆下的人物、劉恒筆下的人物也是新人。

　　一種是以前沒有發現而現在發現了的人。文學本身有個發現的過程，以前這種人有，但是我們沒有發現，現在發現了，甚至于說對他的價值判斷、道德判斷、意義判斷也變了。比如《喬廠長上任記》所提供的就是這個意義上的文學“新人”。

　　所以，創造或者說尋找“新人”也是兩方面的過程。我比較籠統地感覺，“新人”這個形象的概念實際上比我們想象的更加復雜，涉及到我們對于社會的認識、對于時代的認識、對于文學寫作本身的認識，有各種體系互動的結果，不僅僅是一個簡單的字面意義上的“新”。

　　“新人”須具備一種推動時代發展的理想人格

　　張曉琴：如果把關注點放在當代文學這一段文學史，我們就會發現每一代作家寫的人物都不一樣，比如王國維說“一時代有一時代之文學”，我們同樣推理“一時代有一時代之人物”。這樣我們就進入下一個話題，“新人”的形象和時代的關系到底是什么樣的？

　　叢治辰：剛剛付秀瑩老師在討論“新人”話題的時候已經提到了這樣的一個問題，我說“新人”是環境塑造的，付老師提到了“新人”是能夠呼吸時代風云、凝聚時代氣息的人物，這里面已經有一個判斷了。

　　石一楓老師提到的話題也非常有意思。一代新人換舊人里面有一種對時間流逝的感喟和一種追憶的愁思，但是進入了現代之后，青年第一次超過了老年成為文學當中最值得褒揚的形象，這其實也跟我們對于時間的價值判斷有關系。從那個時候開始我們認為越往后的時間會比越往前的時間要進步，越往后的人比前面的人應該進步。所以當我們把一個人物形象命名為“新人”的時候，這個“新人”是好的。

　　但這個“好”又怎么理解？我們怎么判斷“好”？就是你是否站在絕大多數人的立場上，你是否跟這個時代同呼吸共命運。這個“新人”表現出一種理想的人格要去改造我們所處的時代，推動著我們這個時代向更好發展。

　　比如說二妞，我們今天說沒有多少大學生回到村里，可是也許伴隨著鄉村振興，就像付老師在《野望》里寫的，等到農村有了類似大工業的大農業，有了和城里一樣舒服的生活，跟城里一樣的信息時代，跟城里一樣的賺錢機會的時候，為什么不可以回去呢？二妞是在這個意義上回去，要把她所生長的鄉村往前面推進一點點。

　　在這個意義上，我稍微提一點我跟付老師觀點不一樣的地方，跟二妞比起來，翟小梨還不算“新人”，至少在很長一段時間里她不算“新人”。她可能有1990年代到新世紀初第一個十年那種往上走的勁，拼命地要沖破生活的泥淖、獲得更好的生活環境的一股勁，可是在絕大多數時間里面她是為個人的。這種“為個人”也許代表了某一個時期成功學單向的一種人生理想，可是恐怕不能算是“新人”。

　　在這個意義上，我甚至有時候都懷疑高加林，如果說孫少平、孫少安可以算“新人”，高加林表現了那個時代想要沖破自己個人出身的一種愿望，可是這個愿望說句老實話至少從我個人的判斷上來講在道德上是有瑕疵的，他是不是能夠算一個“新人”我也有懷疑。

　　付秀瑩：翟小梨肯定是個人主義者，她首先是為了個人。我所強調的是那種時代的大氛圍里面她是如何意氣風發向上。今天我們討論的“新人”，我理解的是代表國家理想的、社會進步方向的、時代精神的、有深刻的新時代烙印的、時代風云激蕩處產生出來的新人形象。在這樣的語境下我們談“新人”，他既符合時代前進的方向，是作家的理想，也不一定就是高大全，一高大全肯定會假大空。

　　我特別想談到一個人物是《野望》里的翠臺，她跟二妞比起來是舊人，她的年齡、教養和倫理觀念、價值判斷都是鄉村固有的那一套，但是她在新與舊之間的過渡，不斷地掙扎，內心有磨難、有痛苦，這種不斷地變化的過程，我有時候也會想她可能比她們更感人一些，比二妞更讓人信服，比大坡更讓人信服。我自己作為寫作者有時候下筆的時候也特別遲疑，既想塑造“新人”形象，但有時候這種“新人”形象也考驗我們如何去把握他跟時代之間的關系。

　　“新人”和時代肯定是能夠對話的關系，是互相呼應的關系，是互相闡釋的關系。二妞是在這么一個大的氛圍里面出現的：生長在農村一個時時刻刻望子成龍、望女成鳳的家庭，翠臺努力供她的子女上學讀書，離開土地到城里去過上更好的生活，但是二妞違背了父輩的意愿，她的內心有沒有彷徨、有沒有掙扎，我沒有來得及寫，是否能夠成功地把它展現出來，這也是對于作家非常大的考驗和挑戰。

　　張曉琴：付秀瑩老師剛才提到兩個問題，一個是說到底什么樣的人物才是新人，另外是他和時代是對話關系，不是說人物只是環境或者時代塑造的，而是人物和時代、和環境也有一個對話，或者有一個反沖力，這點我是非常贊同的。我恰恰認為《野望》里面最打動我的就是這個翠臺，她和時代之間的關系，那種矛盾是最出彩的。她身上有著傳統的審美、傳統的道德理想、傳統的為人處世準則，在新的時代可以說她是失敗了，至少自己不認為自己是成功的，人物與時代的這種緊張關系、這種矛盾才是我們非常喜歡看到的，或者說才是一個小說家表現出來的最有價值的東西之一。

　　作家先有能力寫好新人物，才能寫好“新人”

　　石一楓：原來我們討論的焦點好像是新人，后來被治辰一規定，我們討論的焦點就變成了帶引號的“新人”，應該說有兩種意義，不帶引號的新人是指的新人物，相對泛化的人，帶引號的“新人”是代表時代發展方向的，或者說對時代有積極意義的“新人”，新人和“新人”首先得做一個區分，這個是毋庸置疑的。

　　作家必須得有能力寫好新人物，寫好毀譽參半、好壞不明，或者是19世紀現實主義意義上的典型人物，才有可能寫好帶引號的“新人”。文學史上也不是沒有失敗的例子，歷代中國作家都面臨過這種困境，就是如何寫好帶引號的“新人”，問題往往出在他沒有寫好不帶引號的新人。我們還要回到寫作的本源意義，回到新人物和“新人”的關系再做一層辨識，作為作家苦練基本功練的就是寫新人物，我們通過寫新人物再去寫帶引號的“新人”，這可能是藝術規律，可能是必經之路。

　　我再談談張曉琴老師和付秀瑩老師說的翟小梨這個人物或者是跟時代互動的關系。這里面又涉及到一個問題，“新人”到底代不代表超人？他因為新了，就有這么大能量去改變別人嗎？我們可以在邏輯上提出這個質疑，我們也可以解釋這個質疑，因為他身上有新，所以他在某種意義上恰恰就是超人了，他身上的新恰恰是一個時代的呼應、時代的呼聲，他是可以煥發出比他原本更強的能量去改變別人，去改變社會、改變生活，存在這樣一個邏輯也是成立的。

　　然而，是不是一定要給他賦予這么強烈的主觀能動性，我們一定要界定他是有主觀能動性嗎？也未見得。我同意叢治辰的說法，翟小梨這個人物不是一個有主觀能動性的人，其實她有點隨大流，或者她的主觀能動性僅限于她個人自身。有的時候反過頭來看，這個人物身上讓我們覺得感人、覺得悲壯或者覺得真是了不起的地方，恰恰就是這么一個過程。

　　現在再去看海明威的《太陽照常升起》，我第一次看《太陽照常升起》的時候看那些人的狀態都看不太懂，一些人在歐洲縱情聲色、勾三搭四、眉來眼去，整個就寫他們又吃又喝又看斗牛，爭風吃醋，結論是太陽雖然照常升起，可是西方文明快完了。小時候看不懂，覺得莫名其妙。后來做一個簡單的歷史分析就可以看出來，經歷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又預感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必將到來，人在這個時候就是這樣，人對大勢、對時代沒有改造的能力、沒有阻擋的能力。

　　我們再回到所謂人與時代的共鳴的關系，我覺得“新人”與時代的共鳴關系，和海明威在寫《太陽照常升起》的時候不太一樣，我們再做一層規定：“新人”確實是一個正面的、可信的、有著時代先進性的人，而且他的確又和一個好的時代、和一個往上走的時代發出的聲音相契合，這個就是人與時代的那種共鳴，的確要在文學形象里面建立起來。

　　叢治辰：我還是要重新定義關于帶引號的“新人”，文學作品當中很多給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人物，哪怕他是新的我也不叫作帶引號的“新人”，我管他叫作新人物或者是給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人物、好的人物、精彩的人物，不等于“新人”。我們每次談論文學都會談到這些精彩的人物，但是跟談論“新人”是兩回事。

　　在《野望》里面，付老師其實沒有怎么寫二妞，付老師把教育二妞使之成為新人的責任交給了學校和城市，這是很有意思的。我們會經常發現寫農村的小說里面，鄉村不能夠自身產生新，是外在注入了新。二妞也是一樣，農村這個部分都是給她拖后腿的，都是勸她不要回來，沒有讓她成為一個“新人”。是外面的教育，包括村里不斷響起大喇叭，大喇叭說最近要搞生態文明、要搞鄉村振興，才讓她變成新。如果說我們把二妞寫得特別充實，但是沒有翠臺，這個小說會變成一個什么小說？我就不好評價了，因為我們今天也有很多這樣的小說。

　　可是再反過來想，盡管剛才付老師和張老師講特別喜歡翠臺，我也喜歡翠臺，可是如果只有翠臺，《野望》就是一個我們已經讀過的，甚至可以說是從1980年代以來很常見的鄉村的風景畫，寫出了一個鄉村具有代表性的人物。

　　如果說一個人物只要凝聚了時代的變化就是一個“新人”，這個詞就被泛濫化了。哪一個精彩的作品、哪一個好的文學人物沒有凝聚時代的風云，沒有呈現時代的氣息？不管是翠臺這樣的人物也好，像翟小梨這樣的人物也好，或者像梁三老漢甚至《創業史》里面的落后分子都帶有時代氣息，如果沒有當時的時代，落后分子怎么能夠看出落后？我們指認他為落后分子的時候，其實他就是凝聚了時代的氣息、凝聚了時代的言說，可他是“新人”嗎？我不大能夠贊成。

　　有了豐厚的時代土壤，“新人”才能夠脫穎而出

　　張曉琴：石一楓的《飄洋過海來送你》結尾處，那豆把爺爺養的那只鳥給放飛了，放飛之后他說現在他感到那天地廣袤無窮、漫長無窮、繁雜無窮，在那天地里他目睹了一個故事講完，也知道有無數個故事正在上演，而他必將陪著無數的人把故事講下去。

　　這段話讓我想到了魯迅先生的“那無窮的遠方，那無數的人們都與我有關”，骨子里來說，石一楓老師也好，付秀瑩老師也好，他們都是站在傳統的基礎上來塑造新的人物，或者說來寫自己的作品。

　　我也想問一下兩位老師，你們自己看自己塑造的這些新人形象和當代文學史、現代文學史上的人物相比，你們筆下的這些人物到底有什么新變，或者新在哪里？

　　石一楓：一直也想寫個新人物。帶引號特指的“新人”不只代表了“人就是這樣的”，還代表了“人應該是這樣的”。所謂現實和現實主義不僅有現實，還代表了那個主義，主義永遠是我們追求的形而上、超越的東西。我覺得“新人”說到底他還是一個理想的、先進的、符合我們對于人這個概念完美的那種想象的一個人。

　　具體到自己寫人物的時候，人的理想和完美可以從不同的地方來吸取這個資源，他的完美到底從哪兒來？這個人怎么這么好？這個好到底是從哪兒來的？比如我們看到五四文學的寫法，經常是五四以來的現代文學寫法，他的好往往是這個系統之外的因素帶來的，過去就是所謂現代的，相對于古典的中國他是現代的，相對于東方他是西方的，相對于舊的他是新的，往往是外來的力量給他帶來的好，他的好都是外來的。

　　如果說和相對傳統的現代文學或者說已有的現代文學做一點區分，我更愿意傾向于這個好是內在來的，或者說這個系統、這個國家、這個民族、這個社會本身就有那么一些好，就有那么一些幾千年一以貫之的好，只不過你趕上一個好的時代，他的好是可以放大的，他的好是可以凸顯的，他的好是可以理直氣壯地彰顯他的能量的。

　　比如說像那豆或者說他的爺爺這樣的人，我覺得他也沒有什么特別新的東西，他就是退守到所謂的老北京人或者老派中國人的仁義、誠信、守道德、為別人著想、心里有別人，就是這點好。假如說能夠把這點好給做到了，我覺得他已經是一個很了不起的人了，有的時候我們倒不如在道德或者價值判斷上做一點退守的考慮，退回去發現固有價值里面最美好的那一些部分，我們找到這些部分，會發現他恰恰是以前一直覺得要向別處去尋找的寶藏。

　　張曉琴：這個回答已經非常完善和深入了。說到作家如何塑造一個時代的人物，或者說書寫這個時代，其實他是離不開傳統的，比如說《野望》的結構就很有趣，是按照中國傳統古老的二十四節氣進行架構，《野望》這個書名首先讓人想到杜甫的《野望》，雖然時代不同、所面對的人物不同、書寫的方式不同，但是從某種程度上來說，這代作家或者說大體同時代的作家對于普通人的那種關懷是相同的。我也想到了北京大學陳曉明老師的一句話，他說“文學是弱者的偉業”。《野望》最后的一節是以杜甫的一首七律作為開頭，這樣的處理方式讓人感覺到非常豐富、斑駁，感覺到新與舊、明與暗，所有的東西都在交織。我們也想請付秀瑩老師談一談我們這個時代的作家是如何去寫新的時代和新的人物？

　　付秀瑩：剛才談到《野望》的結構方式，我為什么要采用這種方式？其實這種方式也不是我第一次使用，我特別想把我的人物，包括鄉土生活和我要講述的故事，放在一個特別宏大的歷史時間里面，剛才治辰也談到時間在流逝，千載而下都是二十四節氣，都是時序流轉，但是土地沒有變，只是生活在土地上的人發生了變化，就是剛才張曉琴老師所說的常與變，這種常與變是怎么發生的呢？我理解的就是他們所處的這個時代發生了變化，周邊發生了變化，環境發生了變化，置身其中的人和他們的人生也發生了變化。

　　我之所以采用這樣一種形式，我是想用當下和歷史形成一種呼應和對話，也有一種治辰所說的愁思，時光在滔滔地流逝，現在在這片古老的土地上的芳村的人們怎么樣了呢？你會想到歷史、命運，會有蒼茫的滄桑感，你會想到翠臺是如何產生的，二妞又是如何產生的，她是如何在這樣一種土壤當中生長出來的？新是如何生長出來的？“常”依然是在那里堅固地挺立著，我們所說的傳統舊有的那一部分，正因為有了舊，才有了新；正因為有了舊，我們才看到新的可貴和新變的艱難，舊和新之間的對話關系我感覺特別值得人深思。

　　我個人感覺《野望》還有很多遺憾，還有很多沒有寫到的地方，好在我們不斷在創作、不斷在思考，我們如何寫出帶引號的“新人”和石一楓所說的不帶引號的新人，其實這是廣義的概念和狹義的概念的區分，新人物、新的文學形象，包括“新人”和時代之間的關系。文學就是寫人，人怎么能置外于這個時代呢？人的身上怎么能夠沒有光影的斑駁呢？人怎么能夠脫離時代的土壤呢？正因為有了豐厚的時代土壤，我們所說的“新人”才能夠脫穎而出。我想帶引號的“新人”如何去書寫，也是我們這代作家面臨的挑戰和難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