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莊子》文本的“童真”

　　作者：劉運好（安徽師范大學中國詩學研究中心教授）

　　郭象注《莊》，以“獨任天真”（《齊物論》注）描述南郭子綦。實際上，這既是莊子情性特點，也是《莊子》文本特點。雖然“天真”的本意是指順乎自然、無心自得的至人之性，但這種至人之性恰恰投映著不染塵雜、純任天性的人類童年影像。所以《莊子》文本始終浸潤著童心童趣，并由此構筑了一個色彩繽紛的童真的文本世界。其形象化的藝術世界、人格化的宇宙自然、漫畫化的奇譎想象、兒童化的主體行為、寓言化的表達形式，無不充滿童心童趣，讓我們在會心一笑中，獲得人生啟示，洞悉人性奧秘，體悟宇宙真諦。從這一視角探討《莊子》，可以使莊子深邃的哲學平易化，推進《莊子》的普及性研究。

　　藝術世界的形象化。《莊子》文本，雖也運用矛盾對立的邏輯思辨說理，如“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齊物論》）之類，且這種說理方法直接影響了漢晉佛經翻譯，但其基本特點則是寓哲理于形象描述之中，創造了一個充滿童真的文本世界。

　　《莊子》文本創造了四重世界：一是恢詭的現象世界。莊子筆下的現象并非客觀世界的描述，而是主觀認知的呈現。如《秋水》中，河伯見秋水時至，百川灌河，認為天下之美盡在于己而洋洋自得；直至順流東行，到達北海，向東而視，渾灝無涯，頓時黯然失色，于是望洋向若而嘆，引出反躬自省的冷靜說理。其說理路徑，以神話人物為敘事核心，通過恢宏奇詭的現象描述，在宇宙規律上揭示“道”，在生命意義上揭示“真”，強調“達于理”“明于權”而進乎“道”，“無以故滅命，無以得殉名”而回歸生命本真。在《莊子》文本中，現象世界永遠只是作為認知對象而存在。

　　二是繆悠的神人世界。莊子創造了種種不同人物，如“不離于宗，謂之天人；不離于精，謂之神人；不離于道，謂之至人；以天為宗，以德為本，以道為門，兆于變化，謂之圣人”（《天下》），但是“凡此四名，一人耳，所自言之異”（郭象注），所蘊含的文化意義基本一致，皆非世間至善至德、智行超卓的圣人，而是超越時空、絕滅煙火的世外神人。《逍遙游》為了說明唯有消解“有待”，達到“無己”“無功”“無名”的人生境界，才能真正獲得自由逍遙，特別虛擬了一個藐姑射山上的神人世界。神人也，雖“肌膚若冰雪，淖約若處子”，恍如人間美女，冰清玉潔，輕盈柔美，但“不食五谷，吸風飲露。乘云氣，御飛龍，而游乎四海之外”，逍遙方外與種種“有待”的方內現象形成鮮明對比。通過繆悠的神人描述，凸顯順乎自然、超絕現實以游乎無窮的“無待”逍遙之境。

　　三是虛擬的歷史世界。莊子筆下的歷史并非歷史真實的敘說，而是將人物、事件懸置于虛擬的歷史情境中，蘊涵特殊的哲學意義。《德充符》通過虛構發生于刖足者王駘、申屠嘉、叔山無趾與孔子、子產之間的系列故事，說明身殘者遺形棄智，道德充實，恪守本心，體證大道，而健全者則心系形骸，意存榮辱，鄙吝多欲，喪失本心。在虛構的歷史世界中，通過精神與形體的錯位對比，強調“德有所長而形有所忘”，凸顯內在生命的充實圓滿。雨果《巴黎圣母院》所塑造的卡西莫多就閃爍著王駘之流的身影，或許正是莊學的文學表達。

　　四是異化的世俗世界。莊子描述的現實，不僅神形錯位，而且人性異化——“德蕩乎名，知出乎爭”。《人間世》通過顏回與孔子對話，揭露衛國之君“輕用其國”“輕用民死”的獨斷專橫，釀造了“死者以國量乎澤若蕉，民其無如矣”的人間悲劇。在“德厚信矼，未達人氣；名聞不爭，未達人心”的人性異化的現實中，一旦“以仁義繩墨之言術暴人之前”，就會被認為是彰顯他人之惡而炫耀自己之德，不僅不能匡正社會弊端，反而還會給自己帶來災殃。唯有回歸自性，通過“心齋”的修養方式，在“聽之以心”“聽之以氣”的精神層層內斂的過程中，才能達到“唯道集虛”——心境空明、道契于性的境界。在否定世俗世界之異化的同時，凸顯主體道德修養的意義。

　　《莊子》說理，幾乎都是以虛構情節、人物對話為橋接手段，通過想象、象征、夸飾、奇詭的敘事方式，“謬悠之說，荒唐之言，無端崖之辭，時恣縱而不儻”（《天下》）的敘事風格，浸染喜劇色調的完整自足的敘事情境，構筑文本的童真世界。

　　宇宙自然的人格化。莊子寓哲理于形象描述，還表現在自然的人化和宇宙的神化上。現象界的動物、生物、自然聲音，充盈飽滿的生命；神話界的儵忽、河伯、海若，具有鮮明的個性。善于從生命現象上描述靈動的現象界和浪漫的神話界，是《莊子》文本童真世界的重要表征。

　　在現象界中，自然與人性圓融合一。在《逍遙游》中，大到如垂天之云的鯤鵬、牦牛，小到翱翔樹梢的學鳩、小蟬以及朝菌、蟪蛄之類的生物，無不具有人的個性、思想與情感。《齊物論》中，“激者、謞者、叱者、吸者、叫者、嚎者、宎者，咬者，前者唱于而隨者唱喁”的自然風聲，也無不是人類生命運動的展示。特別是莊子對自然生物的神態與心理描述，既寓意深刻，又栩栩靈動。如《養生主》：“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不蘄畜乎樊中。神雖王，不善也。”野雞生于水澤，饑則食，渴則飲，悠游自在，之所以不祈求蓄養于籠中，乃因一旦蓄養籠中，雖志滿意得，卻喪失了本然自由之性。人格化的野雞，既賦予深刻的人生價值取向，也具有濃郁的童真審美韻味。

　　在神話界中，自然與神化人格圓融合一。如《應帝王》：“南海之帝為儵，北海之帝為忽，中央之帝為渾沌。儵與忽時相與遇于渾沌之地，渾沌待之甚善。儵與忽謀報渾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日鑿一竅，七日而渾沌死。”儵忽、渾沌是自然的人格神。儵忽曾相遇于宇宙中央的渾沌領地，受到渾沌盛情款待，為報答其善待之恩，見渾沌無形，不可見聞、飲食、呼吸，就嘗試為之開鑿七竅，以滿足世俗之欲的官能享受，結果七竅成而渾沌死。再如上文所舉《秋水》：“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涇流之大，兩涘渚崖之間不辯牛馬。于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為盡在己。順流而東行，至于北海，東面而視，不見水端。于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望洋向若而嘆曰：‘野語有之曰聞道百，以為莫己若者，我之謂也……今我睹子之難窮也，吾非至于子之門則殆矣，吾長見笑于大方之家。’”所描述河伯的驕矜、失落、羞愧，也是一種典型的世俗心態。

　　莊子本以“澤雉”自由說明人類如若桎梏于世俗榮華，即喪失自然本性；儵忽鑿竅說明一切有為，猶如愛者飼馬、魯侯養鳥，不唯不可養生，反而戕害生命；河伯“望洋而嘆”說明一旦囿于所認知的有限時空，就如井蛙不知大海、夏蟲不可言冰，最終墜入“不可以語于道”的狹隘境界。然而將枯燥說理融于故事之中，借助活潑靈動的形象、迷離惝恍的情節、高冷幽默的語言，在宇宙自然人格化的審美過程中，消解了主體與對象的界限，構筑了一個即此即彼的童真的文本世界。另外，莊子所虛構的寓言人物大都蘊涵特殊意義，除了以儵喻有象、忽喻無形、渾沌喻清濁未分之自然外，如《德充符》的伯昏無人象征德厚守拙、洞忘物我，《在宥》的廣成子象征會通自然、至道無為。通過符號化的指稱，將哲理轉化為視之有像、即之深邃的至人。這種特殊的擬人手法對漢晉說理賦虛構具有道家文化內涵的人物有深遠影響。這是宇宙自然人格化的別一樣式。

　　奇譎想象的漫畫化。莊子所描述的想象世界，往往通過夸張變形，形成漫畫式形象；奇異天真，充滿兒童情趣；超越現實，帶有神話的特征。乍看之想落天外，細思之合乎情理，也同樣帶有童真的審美特點。

　　莊子所虛構的畸形人物，一肢一節無不源于真實人體，卻又通過夸張變形，構成漫畫式的形象。如《人間世》中隳其形、泯其智的離奇人物支疏離：“頤隱于臍，肩高于頂，會撮指天，五管在上，兩髀為脅。挫針治繲，足以糊口；鼓筴播精，足以食十人。上征武士，則支離攘臂而游于其間。”其形體，面頰隱在臍中，肩膀高過頭頂，頸椎直指向天，五臟附于脊骨之內，大腿股骨形成兩肋。所言肢節乃常人所有，但肢節所構成的人體，則支離怪狀，不近人情。通過變形，構成漫畫式的夸張形象。然而，這樣的人物竟然能夠縫衣服，簸米糠，振臂悠游于行伍之中。莊子要說明的是，即便形體如此支離，猶可“以養其身，終其天年”，故“支離其德”，即可回歸本然之性，進入適性自由的境界。

　　莊子還善于描繪夢境，夢中有骷髏，有櫟社之木，其中令人解頤、充滿童趣者，莫若《齊物論》：“昔者莊周夢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適志與！不知周也。俄然覺，則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夢為胡蝶與，胡蝶之夢為周與？周與胡蝶，則必有分矣。此之謂物化。”莊子夢為蝴蝶，本身就帶有兒童夢境的特征。寫夢境中的蝴蝶輕揚飛翔，愜意快樂，不知是為莊周；醒來蝴蝶消逝，唯有莊周存在。于是作者頓感迷惘：究竟是莊周夢中化為蝴蝶，還是蝴蝶夢中化為莊周？如若跳出自我而審視世界現象，可謂之莊周化蝶，也可謂之蝶化莊周。從現象上說，莊周與蝴蝶是有差別的存在；從本質上說，莊周與蝴蝶又是無差別的存在。莊子以此說明“天地與我并生，而萬物與我為一”。

　　莊子關于自然世界的奇特想象，既有神話的特點，也有童話式的天真。如《逍遙游》：“北冥有魚，其名為鯤。鯤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為鳥，其名為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云。是鳥也，海運則將徙于南冥。南冥者，天池也……鵬之徙于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摶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也。”鯤鵬之大，化而為鳥，已令人咋舌；振翅翱翔，水擊三千，更令人驚詫。如此龐然大物，還必須借助旋風，才能飛升至九萬里高空；借助六月風勢，才能飛離南冥。其想象之奇異簡直不可思議。而后文以“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描繪九萬里之上鯤鵬所見藪澤之氣、地上塵埃在風中的情景；“天之蒼蒼，其正色邪？其遠而無所至極邪？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從無限遙遠的空間，將人間所見的天空之色與鯤鵬所見的地上之色連貫，特別富有兒童想象的心理特點，其口吻也洋溢著兒童的天真。

　　莊子將深邃的哲理融貫于具有人類早期的想象特點之中，使想象不僅成為哲學思想的武庫，而且成為文學生成的土壤。而人類早期的想象特點與投映著人類早期心理特點的兒童想象，其本身就難以分別，這也是構成《莊子》文本童真世界的另一特質。

　　主體行為的兒童化。《莊子》文本所描述的主體行為，既不同于紆徐舒緩的孔子、激情飛揚的孟子，亦不同于冷峻深邃的老子，往往以灰色幽默的形式，描述其本真情性，絕少成人的理性和矜持，反而類似兒童的任性和稚拙。

　　莊子的生活十分窘迫，卻不失悠游自在。即便是靠借貸度日，行為仍然任性天真，語言也令人解頤。“莊周家貧，故往貸粟于監河侯。監河侯曰：‘諾。我將得邑金，將貸子三百金，可乎？’莊周忿然作色曰：‘周昨來，有中道而呼者。周顧視車轍中，有鮒魚焉。周問之曰：鮒魚來！子何為者耶？對曰：我，東海之波臣。君豈有斗升之水而活我哉？周曰：諾。我且南游吳越之王，激西江之水而迎子，可乎？鮒魚忿然作色曰：吾失我常與，我無所處，吾得斗升之水然活耳，君乃言此，曾不如早索我于枯魚之肆！’”（《外物》）本來，向人借貸，貸與不貸是他人自由，但是當莊子聽到監河侯畫餅充饑式的托詞時，竟然忿然而起，以一種灰色幽默的類比，回擊監河侯的托詞。不僅故事所虛擬的人魚對話具有童真的特點，而且其行為本身也帶著兒童的任性和稚拙。

　　最令人啞然失笑的行為莫過于莊子與骷髏的對話。“莊子之楚，見空髑髏，髐然有形，撽以馬捶因而問之，曰：‘夫子貪生失理，而為此乎？將子有亡國之事，斧鉞之誅，而為此乎？將子有不善之行，愧遺父母妻子之丑，而為此乎？將子有凍餒之患，而為此乎？將子之春秋故及此乎？’于是語卒，援髑髏，枕而臥。夜半，髑髏見夢曰：‘子之談者似辯士。視子所言，皆生人之累也，死則無此矣。子欲聞死之說乎？’莊子曰：‘然。’髑髏曰：‘死，無君于上，無臣于下；亦無四時之事，從然以天地為春秋，雖南面王樂，不能過也。’莊子不信，曰：‘吾使司命復生子形，為子骨肉肌膚，反子父母妻子閭里知識，子欲之乎？’髑髏深顰蹙額曰：‘吾安能棄南面王樂而復為人間之勞乎！’”（《至樂》）雖然所表達的是生死齊一的哲學思想，但是見到空枯人形的骷髏，既無生命消逝的傷感，竟以馬鞭敲擊骷髏，質詢其死因；亦無森然戰栗的恐懼，而是夜臥荒野，以髑髏為枕。特別是夢中莊子與骷髏的對話，所描述的死亡世界是南面稱王也不可及的自由安樂，所隱然對比的現實世界是生不如死的絕望，簡直令人毛骨悚然。然而在主人荒唐的舉止、人鬼荒誕的對話、骷髏的恬然自適所構筑的寓言世界之中，莊子將這種絕望人生化作一縷灰色的幽默，借助尚無死亡恐懼的童稚與天真的形式，表達鮮活靈動。此外，骷髏雙眉緊皺、前額深鎖的憂愁形象，描寫也神情畢肖。

　　《莊子》不僅描述自己的行為稚拙可笑，也常常以詼諧調侃的口吻描述他人的行為，不僅惠子如此，即便是大思想家孔子也常常在野人、隱士的調侃中，墜入嗒然若喪、無所適從的窘境。童真化的人物行為是《莊子》文本世界的又一構成元素。

　　表達形式的寓言化。莊子思想雖然籠罩宇宙，但絕少冷峻說理，而是借助寓言、重言、卮言闡釋深刻哲理。《寓言》說：“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天下》又說：“以卮言為曼衍，以重言為真，以寓言為廣。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敖倪于萬物。”寓言即寄意之言，意蘊深厚；重言即長老之言，本質真實；卮言即無心之言，漫然廣博。表達上，日新其意，合乎自然之性分；精神上，游于天地，謙和以順物。其中，寓言是莊子思想的主要載體，也是具有童真趣味的主要表征。

　　寓言就是借助比喻性故事說明深刻道理。這種形式本身就帶有童真的特點。如《養生主》開頭：“庖丁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砉然向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文惠君曰：‘嘻，善哉！技蓋至此乎？’庖丁釋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庖丁所言之道，就是“依乎天理，批大郤，導大窾，因其固然……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于硎。”莊子借庖丁解牛的寓言，意在說明養生必須避開一切矛盾，順乎自然，游走于天然縫隙之間，才能游刃有余，達到通透流暢的人生境界，所以文惠君感慨：“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寓言描述庖丁的動作細節逼真，形象鮮活；解牛的過程音節清脆，節奏和諧；人物的對話由技論道，因境入理；故事的結尾出人意料，充滿喜感，頗有現代童話的審美元素。

　　莊子還善于將現實人物、事件加以夸飾甚至虛擬，構成令人忍俊不禁的寓言故事。如《秋水》：“莊子釣于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愿以境內累矣！’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以巾笥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死為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涂中乎？’二大夫曰：‘寧生而曳尾于涂中。’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于涂中。’”此則寓言與《史記·莊子列傳》記載楚威王請莊子為相的事件、意義都非常相近。然而在《莊子》文本中，楚大夫莊重謙卑與莊子調侃夸飾，形成了鮮明的對比。通過調侃夸飾、灰色幽默的語言，不僅虛構了人物與人物之間的情節，而且虛構了神龜生前落拓而自然適性、死后華貴卻喪失本真的情節，二者互相包孕，強化了文本戲劇效果。“釣于濮水”的閑適、“持竿不顧”的不屑，傲岸之氣逼人；兩處“寧其”的人生選擇、“往矣”的決絕語氣，純任天真洋溢。正是這種特殊的表達，使《莊子》的深刻思想浸染著裊裊不絕的童真趣味。

　　《莊子》寓言充滿戲劇性，對話猶如戲劇臺詞。其深刻的思想皆寓含在對人物、故事的描述之中。有些說理性的論辯，如莊子與惠施游于濠梁之上，關于人與魚、子與我之間復雜的認知關系的對話，用邏輯檢驗，似乎只是一種詭辯，但是不僅其所涉及的哲學內涵和審美意義耐人尋味，而且從文本上說，也意趣盎然，充盈童真。如果穿越歷史，這種充滿戲劇性的寓言，正是《莊子》童真文本世界的主要構成元素。

　　《光明日報》（2023年08月14日 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