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北
歲寒三友一般指松竹梅,汪曾祺《歲寒三友》則開宗明義,是指三個人:王瘦吾、陶虎臣、靳彝甫。謂此三人品行高潔也。
像《歲寒三友》這樣一萬字的小說,得儲備多少雜七雜八的知識才能寫出來?我去年底又讀了一遍,在書上做了好多批注,今天再讀,仍然驚奇于它的好。汪曾祺的小說究竟要讀多少遍,才是個夠?
近看到一篇短文,認為一個好的作家,要能夠有文學表達的精密度和分寸感。這其實是非常難的,而汪先生正是在此“精密”上,做得最好的作家。所以他的每一篇文章,才那么迷人。
這篇《歲寒三友》的故事,讀者自己去看就可以了。我說一點細小的東西。
首先這三個人名:王瘦吾、陶虎臣、靳彝甫。起這三個名字,汪先生是有所考慮的。王瘦吾是個開絨線店小鋪子的,人也瘦,肩胛骨在長衫外都看得清楚,為人又忠厚老實,本分而生活清貧。陶虎臣是做炮仗店的,他的名字合他的職業(yè)。正如汪先生在文中所說“陶虎臣長得很敦實,跟他的名字很相稱”。靳彝甫是個畫家,不是那種大畫家,他畫畫,也只能糊個口。他清高,生活有雅趣,生活雖半饑半飽,可有滋有味。天井里有花草,用蓮子種出荷花,水里養(yǎng)一二分長的小魚。
——汪曾祺沒有一篇小說人物的名字沒有經(jīng)過仔細的考慮。如小說《金冬心》里的鹽商就叫程雪門,《鑒賞家》里的大畫家就叫季匋民,賣果子的就叫葉三,《雞毛》里的文嫂就叫文嫂,那偷文嫂雞吃的經(jīng)濟系同學就叫金昌煥,《星期天》里的校長叫趙宗浚,而那個跳舞好的女的就叫王靜儀。還有很多,汪先生的小說里人物的名字是非常有講究的,有興趣真可以編一份《汪曾祺小說人物表》。總的說,汪先生作品中的人物名字一般是偏雅的,但根據(jù)人物的身份,也有叫陳泥鰍、李三的。
在這篇小說里,汪先生將自己熟悉的生活盡情地往里面裝,包括許多風俗。他實在是個喜歡寫風俗的人,而且寫得好,可完全融到小說中去,給小說增加了許多生氣。在這篇小說里,比如,城鎮(zhèn)里小生意人的生活場景,絨線店啊,炮仗店啊,小城畫師啊。還有各種雜知識,比如關于繪畫的(小城的畫家和畫師們)、民俗的(斗蟋蟀、放炮仗)。反正雜七雜八,汪先生說得都很有興趣。
其次是小說結構。說結構,還真是沒有結構。汪先生也只是老老實實去寫(仿佛極笨拙)。一塊一塊的,清清楚楚。說完一塊,再去說另一塊。先介紹王家絨線店、陶家炮仗店和靳彝甫畫店(包括靳彝甫祖?zhèn)鞯娜龎K田黃)。再寫三人都交了點好運。王家開了草帽廠、陶家那年炮仗生意不錯,靳彝甫斗蟋蟀掙了點小錢,又遇見了季匋民(要買他的田黃,靳說,不到萬不得已,是不會賣的,此處為后文埋下伏筆),推薦他辦畫展,建議他出去見見世面、開闊眼界。
小說一轉折,只用了四個字:這三年啊!
王瘦吾的草帽廠的生意被人擠了,陶虎臣炮仗店沒了生意,家里斷了炊,嫁(賣)了女兒,女兒得了病。正在兩家已經(jīng)活不下去了的時候,靳彝甫回來了。靳彝甫咬牙賣掉了三塊田黃,接濟兩家。這樣的交往,當然寄托了汪曾祺的人生理想,也頗具古風,有一種“但使風俗淳”的意味。當然,這也只是汪曾祺的一種烏托邦式的理想而已。
這樣的小說寫法,就使得人物交集很少,正面寫到王、陶、靳三人的接觸只有三次(一次靳彝甫上門送匾,兩次小聚)。因為汪先生說得好,說得有意味,說得深情,讀者不費勁就讀下去了,而且在不知不覺中給小說中的人物牽著走,讀完還意猶未盡。雖然直接寫三個人交接的地方少,但讀者又無時不感到他們在交流,無字處皆有字也。
這篇小說實在不同于一般意義上的小說,它不是按常理出牌的。你可以說是別出心裁。別出心裁的好處是寫出了特色,但也頗有難處,還要有識貨的人欣賞它。
前不久在高郵,和學者楊早去看望年近九旬的金家瑜先生。金是汪先生的妹婿,他一輩子的職業(yè)是醫(yī)生。金先生見到我們,交流了一會兒,他即很認真地詢問起一件事來。他對楊早說:
“給您說個事。”
楊早:“您說。”
金:“汪先生的《歲寒三友》能不能拍個電影?他的溫暖程度不亞于《茶館》。”不知道金先生為什么用“溫暖”這個詞。
金先生接著說,“有一年在北京,大嫂問大哥,陸文夫的《美食家》拍成了電影,你的小說什么時候拍成電影?大哥說,我的小說不好拍。”
這讓我想起同是在高郵,見到同樣也是汪迷的張國真先生。張先生聊起有一年在先生家,他非常直接地問先生:“如果改編您的小說拍電影,應該選擇哪位導演更合適?”汪先生向煙灰缸里掐滅煙頭,戲謔而平靜地說:“請斯皮爾伯格導演合適。”
想想當年《歲寒三友》發(fā)表的經(jīng)過,已經(jīng)夠費勁的了。還奢談拍電影。先是汪先生托一個同事帶給《十月》雜志(這位同事有個同學在《十月》工作,這位同事還特意騎車送了過去),過了一陣沒有消息。汪先生叫他給問問,《十月》的那位同學說,這個小說寫的主題是什么?意思是不好發(fā),便退了回來。過一陣,汪先生在《北京文學》上發(fā)表的《受戒》有了點影響。《十月》的主編一次到京劇院來,又將稿子要了回去,發(fā)在了1981年《十月》的第3期上。想想也真是有意思。那一期同汪先生一起發(fā)表的那些小說,早沒人議論了,而這篇《歲寒三友》,卻多年來不斷被人談起。真是“解人”不易呀!同時也可設想一下,汪先生那時的寂寞和孤獨。
在這篇小說中,我也看出一點小小的不足。最后嫁給那個駐軍連長的是陶虎臣的女兒。可在小說中只寫到王瘦吾的女兒,對陶虎臣的兒女一字未提,最后忽然冒出一個女兒來,有點突兀。總之不太完美。我這點小小意見,如果汪先生能夠知道,我想他該會同意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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