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登東山憶李公

　　終于寫到了初造定西東山許公紀念館，而今被人遺忘殆盡的李公。

　　記得第一次見面是在他的平房里。那時我還是一個二十多的毛頭小伙，青澀孤傲，滿懷文學的夢。聽說李公是同道中人，便與郭建民到他的住所。郭之前因編地區文聯刊物，連載李公翻譯的《著色的鳥》，他們之間早已熟知。據說李公還有《清晨的圣誕》《善人難覓》等作品，惜未見過，而那部榮獲甘肅省外國文學學會頒發的“新時期回顧獎”的長篇小說《著色的鳥》，自己斷斷續續讀了，著實精彩。后來李公又自費在敦煌文藝出版社出版了《<鐵堂詩草>釋注》，引起較大的關注。總之由于文學或更多是性格原因，這個在定西師專早已退休了的英語老教授，與我成了忘年之交。

　　其實1939出生的李公與家父同齡，在上世紀九十年代末到他去世的那十多年里，這個與我年齡相差近四十歲的老者，幾乎成了我或者說定西文化圈中不可或缺的一位。在清明，大家共約東山拜祭許公，然后坐在碑廊下劃拳說笑；在通渭和隴西，我們共同組織“酸酸們”開會寫字畫畫（“酸酸”是老人對文人們的整體稱謂，另外他會把攝影家稱之為“照相的”，篆刻家稱之為“挑章子的”，書法家稱之為“寫大楷的”，寫小說的稱之為“嚼舌根的”……）；我們一起到省城抱著他的書畫，找人為許公紀念館經費的事說情；甚至在周末的閑暇，會約朋友在他客廳里打牌，說說紀念館修建中的樂事。老人打牌也是固執的可愛，一般不聽從別人的意見。每每輸牌后，大家就故意瓦著臉“要賬”——他就不情愿地摸出五十或者一百的紙幣按在桌上：“換不開啊，你這慫娃娃不急撒”。我們就故意為難：“李爺輸了不能賴賬，旋輸旋種！”他就不情愿地看著嶄新的一百或者五十元被我們迅速換成二十、十塊、五塊，直到輸凈才肯罷休，然后在大家的攙扶下，出門吃五塊錢的面。

　　他在打牌中那倔強不服輸的一根筋樣子，正像他為民眾的事業而不遺余力，在大小會上直言無忌、百折不回的牛勁兒。甚至我們一老一少走在大街上稱兄道弟沒高沒低、嬉笑怒罵的樣子，都會讓不明就里的人吃驚不小。幾日不見，我甚至能猜出他的行蹤：要么是拿著他的《<鐵堂詩草>釋注》，為許公紀念館詩碑的事，到西關市場二樓的那幾個裝裱店里，向外來的那些名堂很大要價貴得吃驚的某書法家理事、主席或副主席討要書畫作品；或者是找石匠雕刻那一幅幅用許鐵堂詩歌書丹的作品去了；或者是為紀念館經費的事情化緣去了。總之一見面，他都會興奮地說，某書家又義務為許公紀念館寫了一幅四尺書法整張，這回又省了多少錢；某領導又支持多少袋水泥多少噸沙子，某老板又答應能義務投工等等。似乎只有一次是例外，他沮喪著拿出幾張照片，指著其中被燒得烏煙瘴氣的房子說：你看，他們不但阻撓我們蓋許公紀念館，甚至縱人燒了房子里的東西，我們要留此存照！他那點綴了老年斑的雙手氣得抖動不已。我就半開玩笑半安慰他說，不要緊的，許公是許鐵堂，你就是“李鐵堂”啊，這功勞是誰也燒不掉的。

　　2008年初，李公這位兼任民盟安定區主委的老盟員，竟然通過多種渠道，成功為許公紀念館籌措到位資金15萬元。這是十多年前的15萬元啊，在那個還沒有整體解決溫飽的定西，這絕對是一筆不小的資金，這是李公節衣縮食、幾乎可以說含辛茹苦為東山許公紀念館萬般操勞后爭取到的一筆錢。資金到了，如何建設卻成了建設中的最大阻礙。到2012年夏天，李公在眾說紛紜中病倒了。8月22日，當時的民盟定西市委副主委和秘書長代表民盟定西市委，前往醫院探望因病住院治療的這位老盟員，大家詳細詢問了李公的病情、治療以及休息睡眠情況。記得梁主委說：“得知你生病了，大家都非常擔心，病來如山倒，病去如抽絲，希望李老照顧自己，早日恢復健康！”在病床上的李公非常高興，強掙扎起身說，自己在逐漸康復中，一再感謝民盟組織對他的關心。

　　但他的病時好時壞，在我第二次探望的時候，李公已不怎么說話了。照看他的女兒抱怨爸爸脾氣變了，最近愛罵她。李公看著我一言不發，握著的手，竟然是那么的沉重。

　　到再一次知道李公消息的時候，已經是在殯儀館里。那一排排密密麻麻的挽聯背后，是孩子們的單位或者李公生前的故友們嘻嘻哈哈的背影。李公從此真正淡出人們的視野了。

　　在我講述李公這個大家已不大熟悉的人物時，如要還原人們司空見慣的故事背景，其公開新聞的敘述方式可能則是這樣：1998年8月，國道310過境占地，地方人士選址東山遷建許公墓地；2001年，籌建許公紀念館。2011年5月，甘肅省紀委對全省12個首批“甘肅省廉政教育基地”命名授牌，許珌紀念館名列其中。2016年，福州市與定西市結成對口扶貧關系，許珌的未竟事業，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得以延續。2018年7月13日，由甘肅省定西市安定區文化廣播影視局主辦的大型新編秦腔歷史劇《許鐵堂》劇本研討會在定西賓館舉行。之后該劇摘獲大獎，許鐵堂的廉政故事走入千家萬戶……

　　在我游覽東山的無數個旅途中，在那眾多名人書法碑林圍繞的、那高豎的許鐵堂塑像，似乎都在默默訴說這個老人的故事。而大家曾經熟悉的李公，在這里卻找不到片言只語——在他離開我們十多年的初夏的正午，我站在這片日新月異、瞬息萬變的黃土地上，聽著講解員在用流利的普通話復述著紀念館涉及到的歷史的點點滴滴，就是沒有聽到那個為紀念館成立而嘔心瀝血，甚至在生命垂危的暮年，還憑借一己之力四處奔走呼號，聯絡起上至民盟領袖費孝通先生、下至雕刻詩碑的石匠，艱難完成許公紀念館基礎工程的李成業先生的名字；甚至在紀念館的所有場所里，我都沒有找到關于他名姓的蛛絲馬跡，于是我只能用笨拙的筆墨記述這個白發蒼蒼、急公好義的老人——如同還清了一筆長長的文債后，心里出現了短暫的空茫，于此也舒了口長氣。

　　東山不遮清明月，一如李公伴許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