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王蒙解讀經典文化》系列說起傳統文化的意義和價值

　　【讀書者說】

　　作者：王干（揚州大學文學院教授）

　　我們討論文化與傳統，目的不是為了查核與校正古史古事古物古書，不是為了發思古之幽情、懷古之高雅，更不是要返回古代與先輩的生活方式，而是為了更深刻全面地認識當下，認識我們的文化、我們的生活的來歷與精微內涵，認識傳統文化的堅韌與新變。

　　——王蒙

　　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文學，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代表性作家。王蒙先生在文壇辛勤耕耘了70年，寫下2000萬余字的著作。皇皇巨著，巍峨人生，這位與新中國共同成長的作家，如今已成了一位當代不多見的文化大家。

　　2019年王蒙先生被國家授予“人民藝術家”的光榮稱號，是時代選擇了王蒙，也是王蒙選擇了這個時代。時代與王蒙先生是雙向奔赴。共和國的歷史賦予王蒙先生巨大的寫作動力和豐厚的文學資源，而王蒙先生的寫作也為共和國留下了獨特的文學文本和精神典藏。他曾以小說創作轟動文壇，近幾十年來更以傳統文化研究為興趣所在和責任使命，陸續出版了十多本文化解讀類著作，為當代讀者剖析講解了傳統文化的豐富內涵。

　　與共和國的文學地圖根脈相連

　　王蒙先生的文學創作對應了整個共和國的歷史。他和共和國一起成長、一起進步，實現了文學和歷史的互文。王蒙先生一直寫到現在，他的創作有著足夠的歷史長度。王蒙先生的創作每一個階段都有亮點，都有璀璨耀眼的作品。從20世紀50年代到今天，他的作品群星閃耀，相連成一個“光帶”。

　　王蒙近照 圖片由江蘇人民出版社提供

　　王蒙先生的文學，覆蓋面極其寬廣。從時間上看，他的作品涉及共和國的各個歷史階段，從新中國成立初到改革開放再到當下。并且，在《活動變人形》里，他還寫了共和國之前的歷史。看了《活動變人形》，我們就明白了為什么中國共產黨能夠取得勝利，為什么中華人民共和國能夠成立。《活動變人形》告訴我們，中國共產黨是順應民心、順應老百姓的意愿，也順應中華民族的精神追求。王蒙先生不但寫了共和國歷史，還把共和國為什么能夠成立的原因也寫了，所以，《活動變人形》是他非常重要的一部作品。

　　王蒙先生的作品里有著一個遼闊的世界。地域上從北京、河北、新疆到世界各地，人物上是古今中外，體裁上有小說、散文、詩歌、評論，經典的還有對諸子百家、《紅樓夢》的解釋，他的視野幾乎覆蓋了整個中國文化的發展脈絡。中國傳統文明照亮了王蒙先生的創作和文學實踐，而王蒙先生留下的2000萬余字也像群星一樣，與共和國的文學地圖根脈相連、路徑相通。

　　共和國的歷史在王蒙先生的筆下都有描繪，所以他被授予“人民藝術家”的光榮稱號是當之無愧的。列寧曾說過，托爾斯泰是俄國十月革命的一面鏡子，借用列寧的話來形容王蒙先生也非常合適。王蒙這面鏡子不僅是現實主義的鏡子，還是放大鏡、顯微鏡、哈哈鏡，通過各種手法來表現情緒、情感、精神，有著多種文學方式、多種表達方式，是一面立體多元的鏡子。

　　閱讀王蒙先生，必須掌握一個關鍵詞，叫“青春”，青春的特點是年輕，青春的心態讓王蒙先生有了不斷創新的精神。近幾年，20世紀60年代出生的先鋒作家都在寫歷史、寫現實，回到了現實主義，但是王蒙先生還在搞新潮，還在創新。尤其是前兩年他寫的《悶與狂》，《悶與狂》是一個很好的作品，跟《活動變人形》一樣。我最近重讀《悶與狂》，發現就像我們當初對《活動變人形》的評價不夠高一樣，今天對《悶與狂》的評價也偏低，對它的歷史價值、文學價值、美學價值、詩學價值沒有充分地認識。所以我打算再寫一篇文章，談談關于王蒙先生的意象美學——《悶與狂》就是中國的《追憶似水年華》，而且它不是簡單的意識流。

　　近期我研究王蒙先生的作品，發現很多人都認為他是意識流。他并沒有接觸過意識流，為什么能寫出意識流的作品？王蒙先生寫的為什么像意識流？其實他寫的是“意象流”。意識流中國以前沒有，但意象流在中國早就有了。

　　王蒙最早的現代派作品是從《春之聲》《海的夢》《風箏飄帶》開始的，后來的后現代黑色幽默，王蒙先生也有涉獵。他嘗試各種類型的小說，比如，《暗殺3322》是對懸疑小說的嘗試；《生死戀》是對言情小說的嘗試；《尷尬風流》是對中國筆記小說的嘗試——我研究了一下，當代沒有這么長的筆記小說，好多作家也寫筆記小說，但都很短。王蒙先生不僅自己寫作，還在《人民文學》工作期間積極推動先鋒文學的發展。現在先鋒文學沒多少人寫，王蒙還在寫——他還在寫《悶與狂》，還在寫《猴兒與少年》——這體現出大作家、大學者的文化情懷和使命擔當。

　　王蒙是追思現代性的智者。從20世紀50年代的《青春萬歲》開始一直到現在，王蒙先生在追求現代性的同時也在反芻現代性。20世紀90年代有一場轟轟烈烈的人文精神大討論，當時我也介入其中，但我始終搞不清人文精神大討論的脈絡是什么，為什么會出現這么一場現代人文精神大討論。我最近在研究王蒙的現代性，有點兒搞清楚了，人文精神大討論是現代性在中國文化大地上剛剛落地時引起的種種喧嘩、不適，以及圍繞這些喧嘩與不適所產生的種種反應，所以當時轟轟烈烈。說實話，那個時候王蒙先生有點被誤解、被誤讀，我甚至感覺得到他當時有一點孤獨。但是實踐證明，王蒙先生在現代人文精神大討論中的那些見解是超前的、正確的，是跟中國文化實踐、中國社會實踐密切相關的。他當時提出了一個觀點：所有的真理往前一步都是謬誤。這個觀點我記得很清楚。他通過他的小說、通過他的言論來反思現代性，所以他是一個智者。

　　最近這段時間我高密度地研究王蒙先生，研究文學史，發現意象流在中國很早就有。最早受到中國文學這一影響的是龐德。龐德的意象派詩歌是西方現代文學的一個源頭，因為意象主義、意象派影響了意識流，影響了象征主義、象征派，影響了后來的黑色幽默、后現代，所以龐德在西方現代文學史上的地位非常高。龐德的意象主義是從中國唐詩里來的！龐德曾經改寫王維、崔顥的詩，把他們的詩轉化成意象派詩。龐德說，中國唐詩就是意象詩。也就是說，意識流跟王蒙的作品是同一個宗師，在不同的時代有不同的表現。我在這里分析王蒙先生的創作是意象流，認為他是這方面的大家。意象流這個概念也不是我發明的，是20世紀40年代一個叫唐湜的詩人，他當時批評上海的一個詩人王辛笛，說他沒有達到意象流這個水準，認為汪曾祺早期的小說是意象流小說。

　　“王蒙解讀傳統文化經典系列” 王 蒙 著 江蘇人民出版社

　　王蒙先生是青年作家的良師。王蒙先生很早就寫《青春萬歲》，這70年來他從一個青年作家變成了一個老年作家，但對青年作家的關心始終不減。2000年1月，王蒙將獲得《當代》“拉力賽”的十萬元大獎捐給人民文學出版社，設立了中國文壇唯一一項專門為文學新人設立的獎項——春天文學獎。當時我們曾經建議他設立一個王蒙青年文學獎，他說不要，說叫“春天”挺好。2021年，王蒙先生又捐出個人稿費，在中華文學基金會設立王蒙青年文學發展專項基金。當年余華寫《十八歲出門遠行》的時候，王蒙先生就敏銳地發現，一個作家出現了。當時我還在《文藝報》工作，他在《文藝報》上就推薦了余華的這部作品。

　　王蒙先生這次出版的“王蒙解讀傳統文化經典系列”共12本，400萬字，是王蒙先生在創作之余寫的。人過了50歲以后眼神都不行了，不要說解讀傳統經典了，那些字都不太認識，像我們搞當代文學的、搞文學創作的，去搞古代文學等于是“重新投胎”，可見王蒙非常勤奮、睿智和博大。

　　對傳統文化經典的深刻闡釋

　　近十余年來，王蒙在創作之余，悉心研究中國傳統文化經典，陸續出版了《莊子的奔騰》《莊子的快活》《與莊共舞》《莊子的享受》《老子的幫助》《老子的智慧》《天下歸仁》《中華玄機》《得民心 得天下》《御風而行》《天地人生》《治國平天下》等著作，對孔子、孟子、老子、莊子、荀子、列子等古代思想家、哲學家的著作，進行了全方位的解讀。江蘇人民出版社將其匯集成“王蒙解讀經典文化系列”叢書，讓廣大的讀者能夠更全面地、快捷地領略到王蒙對中華文化經典的研究成果，很有文化積累的價值，也有充分的市場前景。

　　中國文化源遠流長，博大精深。王蒙通過對傳統典籍的解讀，為中華文明的現代化做出了有益嘗試，他在《天地人生》中寫道：“我們討論文化與傳統，目的不是為了查核與校正古史古事古物古書，不是為了發思古之幽情、懷古之高雅，更不是要返回古代與先輩的生活方式，而是為了更深刻全面地認識當下，認識我們的文化、我們的生活的來歷與精微內涵，認識傳統文化的堅韌與新變”。王蒙歷時多年研習和解讀，深入淺出地解讀中華五千年文明，用自有的獨特的生活化、哲理化、思辨性的語言，揭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豐厚內涵與深遠意義，回應時代對文化轉化與創新的呼喚。王蒙這些著作的一個特點，是在尊重原著的基礎上進行創造性的解讀，將文化與生活之關系作為解讀的出發點，闡發中華傳統文化與新時代國人心理鏈接的可能，強調傳統文化對當下生活的共情性和精神支撐。

　　文學史家布魯姆講過，不是前人的光輝照亮了后人，而是后人的光輝照亮了前人的經典。因為這些解讀，這些著作，很多不太明亮的被他照亮了，很多模糊的都變得清晰了，很多原本比較淺的都被他深刻闡釋了。王蒙有自己的獨到之處。王蒙這一套書里解讀的都是經典，一般一個作家解讀的也就是一兩部經典，王蒙解讀了十幾個，這就讓他與很多解讀經典的作家不一樣。

　　王蒙善于學習，喜歡學習，很多人去了新疆多少年都不會維吾爾語，他去了沒幾年就把維吾爾語學會了。他學英語也很快。王蒙基本上每一本書出版以后我都關注，但說實話，我這一本還沒看完，他下一本又來了。上一次我在青島開會的時候就感慨說，自己二十幾歲的時候就追隨王蒙、跟隨王蒙，那個時候還年輕，還能跟得上他的節奏，現在發現有點跟不上了，有點追得氣喘吁吁了。王蒙先生還在向前跑，一天一萬步、一天八千步地在跑，生命不息，前進不止，寫作不止。

　　在“王蒙解讀傳統文化經典系列”這些著作中，他依靠自己豐富的人生經驗和深厚的文化修養，對傳統文化經典進行解釋分析，從傳統文化中挖掘精神資源，讓傳統文化中的美好與我們的核心價值觀對接，為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注入一股力量。

　　《光明日報》（2023年10月19日 1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