霞飛坊，《魯迅全集》在這里編定

　　“孩子長大，倘無才能，可尋點小事情過活，萬不可去做空頭文學家或美術家。”這是魯迅先生的遺囑。

　　長大后的周海嬰沒有成為文學家或者美術家。他畢業于北大，成了無線電專家，同時也成了一位攝影家。

　　他從自己居住的上海“霞飛坊”即淮海坊著手，用影像留住了那一段時光。一如這片建筑，記錄了中國近代史上許多名人的人生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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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6年10月19日，魯迅病逝于上海。11月上旬，許廣平攜周海嬰搬了一次家。

　　這一次，他們不僅離開了大陸新村，還離開了魯迅抵滬后居住了十年的四川北路街區。

　　在新住處，許廣平精心保存魯迅手稿。魯迅先生紀念委員會為“擴大魯迅精神的影響，以喚醒國魂，爭取光明”，耗時近兩年時間，于1938年6月出版了首部收全魯迅著譯作品的《魯迅全集》。此書的編校工作正是由許廣平和魯迅先生紀念委員會負責，出版和發行工作則由上海復社負責。

　　這一見證《魯迅全集》編定的地方，就在霞飛坊64號，即今天淮海中路、茂名南路、南昌路、陜西南路包圍的淮海坊。周海嬰記得，“編校場所就設在客堂和亭子間兩處”。

　　7歲的周海嬰由此在霞飛坊一直住到19歲。他記得新街區的陌生味道：早晨弄堂里彌漫著一股酸溜溜的牛臊味，這味道來自70號俄僑家的羅宋湯，用的是大塊牛脛骨、番茄、洋山芋、洋蔥頭，據說還要加發酵的酸奶油。周海嬰也記得晨曦初起，弄堂里穿行的小販叫賣的聲音：“‘白糖菱角糕、馬拉糕、咸煎餅……’還有蘇州赤豆粥和餛飩擔的敲擊聲。”稍遲，就會有叫賣水果的擔子挑進來，“噯！西路蜜橘！大格蜜橘！”夏日傍晚叫賣的有高郵咸蛋、沙角菱、臭豆腐干，“還有兩端挑著圓擔子，賣的卻是腌金花菜、芥臘菜、甘草梅子，是一些腌漬過的口味較清淡的小菜”，到了冬日夜晚，靜寂的弄堂里便能聽到“鴨膀、鴨舌頭、五香茶葉蛋、火腿粽子、檀香橄欖”。

　　他也記得第一次在母親朋友家觸摸到快門的新奇感。“10歲那年，我正式拿起相機開始拍攝。”照相機在那個年代是個極稀罕物。得到人生第一架照相機的海嬰，很快迷上了攝影，也很快從最熟悉的環境里開始試手。因此，在周海嬰的鏡頭里，記錄下了20世紀40年代到50年代的“霞飛坊”群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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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許廣平和周海嬰母子來到霞飛坊的第二年，上海淪陷。住在拉都路(今襄陽南路306弄)敦和里的巴金來到了霞飛坊59號，住在開明書店的索非先生樓上。索非是巴金的好友。巴金的第一部小說《滅亡》、第二部小說《死去的太陽》，都是經索非之手給《小說月報》的。

　　轉入霞飛坊后，巴金寫完了《春》。在談到創作經過時，巴金說：“《春》是在狄思威路(今溧陽路)一個弄堂的亭子間里開了頭，后來在拉都路敦和里21號三樓續寫了一部分，最后在霞飛路霞飛坊59號三樓完成，那是1936年到1937年的事。”也是在霞飛坊，巴金1939年下半年至次年上半年完成了他最長的一部長篇小說《秋》。

　　巴金說：“《秋》不曾在任何刊物上發表過，它是我一口氣寫出來的。1939年下半年到第二年上半年，我躲在上海‘孤島’，主要是為了寫《秋》。當時我在上海的隱居生活很有規律，白天讀書或者從事翻譯工作，晚上9點后開始寫《秋》，寫到深夜2點，有時甚至到三四點，然后上床睡覺……”抗戰時期，巴金離開上海輾轉于廣州、桂林、昆明、貴陽、成都、重慶等地，但每次回到上海，還是回到霞飛坊，并在這里一直住到1955年。

　　在霞飛坊，十幾歲的周海嬰留意到，有一個“生性活潑，講的是寧波口音的上海話，頻率高，速度快”的年輕女性一直來看巴金先生，“她每回來訪，巴金總是語言不多，但很有耐心”。這位姑娘就是蕭珊，后來成了巴金先生的終身伴侶。她為巴金帶來了快樂的家庭生活。黃裳后來在《瑣記》中回憶：“當時巴金住在霞飛坊(今淮海坊)，他家來往的朋友多，簡直就像一座文藝沙龍。女主人蕭珊殷勤好客，那間二樓起居室總是有不斷的客人……蕭珊有許多西南聯大的同學，如汪曾祺、查良錚、劉北汜也不時來坐。談天遲了，就留下晚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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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霞飛坊建于1924年，南朝南昌路，北面是淮海中路，東面為茂名南路。房子是三層紅磚結構，前門是鐵柵欄，透空可以望穿小天井。在周海嬰的記憶里，當時的家“天井與大陸新村相仿而稍大，前門進入是客廳。后門是木質的。每家后門裝有‘司必靈’鎖(即彈簧鎖)。進門有一個小廁所。左(或右)拐是廚房。樓梯木質。二樓、三樓開間大小相同，還有兩間亭子間。三樓外有陽臺，可晾曬衣被，這是當時的標準結構。據說是葡國產業，法商管理”。“中弄北面是后弄，稍狹，附有幾間汽車間讓有車階級存車用……后來租界居房緊俏，汽車間遂改作為住房了。”

　　霞飛坊內5號曾是楊杏佛的住宅，33號住過劇作家陳西禾，著名科學家竺可楨曾住在42號，63號是顧均正，他曾在虹口梧州路開明書店工作。一代畫師徐悲鴻1937年也曾在霞飛坊居住過。在淮海坊3號，作家夏丏尊從1937年到1946年一直居住于此。除此以外，從開明書店遷來的還有葉圣陶、金仲華、索非、唐錫光。(《上海名建筑志》中《文化名人與霞飛坊》一章)

　　許廣平母子的房間每月租金60元。搬遷時，最多的是書籍，一箱箱要從溧陽路魯迅的藏書室運來。“書箱運到三樓，四周不夠放，中間還加一行。也有以木箱側放權作書柜的，記得里邊放的是雜志，如《奔流》月刊、《世界文庫》等等，前面擋以牛皮紙。洋裝書厚重，放在二樓到三樓的樓梯一側，剩下一半空隙做通道。”

　　有一天，許廣平拿來毛筆、硯臺和一些紙，囑咐周海嬰書寫父親墓碑上的字。這讓從未練過毛筆字的周海嬰“惶恐之極”。但許廣平說：“爸爸的墓碑，誰寫都會受到牽連，你是兒子，又是孩子，他們抓不到把柄的。”就這樣，萬國公墓里“魯迅先生之墓”出自周海嬰稚嫩的手。

　　失去父親的痛苦還未緩和，新屋又帶來新的沖擊：就在許廣平母子搬來沒幾天，屋內失竊，家里的銀質懷表、幾件質地上乘的大衣和錢包里的錢都不見了。“從那張父親寫作的桌子上可以看出，那竊賊有一個淺淡的赤足印，那5只腳趾顯出是個成年人。”可巡捕房接警后卻不愿細究。案件不了了之。

　　也是在霞飛坊，1941年冬天，許廣平被捕。被營救回家時，周海嬰心痛地看見母親的膝蓋上“在月亮板下面凹陷的位置都有個6厘米圓的烏青塊”。“母親被關了76天牢獄，受盡拷問、鞭打、凌辱、電刑各類審訊酷刑，釋放時兩腿痛楚不能行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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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在霞飛坊，周海嬰愛上了無線電。到了19歲那年，他已經“做過空中無線電話的聯絡，并經考試取得了執照和呼號，還參加了‘中國業余無線電協會’”。可是，“有兩次，便衣一敲開門就直沖我家三樓亭子間，來查看我的無線電設備”。昔日溫馨的弄堂內，氣氛也陡然緊張。收舊貨的、賣水果的和修鎖的銅匠擔“不沿弄堂走動招徠生意，卻坐在我家后門口‘歇息’，甚至此走彼來，前后銜接。從廚房望出去，這批人的打扮分明不像是小販”。那是1948年的秋天，霞飛坊已經不再安全。

　　許廣平母子決定秘密離滬。“到了下午，一輛出租汽車直接開到前門口(霞飛坊的居民一般都不啟用前門，從廚房間的后門出入)，就這樣，我們悄悄地走了。”他們直奔火車站，“不想，這一次離別，竟就此告別上海”。

　　在后來的回憶里，周海嬰想起的卻不全是霞飛坊里的擔驚受怕，他記得的，更多是快樂的少年時代：“我們總是先有一個孩子在弄堂里高聲一呼，大家便紛紛從各自的后門奔出來，霎時間，這條弄堂就成了我們的樂園。”

　　他們玩溜旱冰，“嘩嘩”的響聲響徹整條弄堂；踢空罐頭匣，罐頭放置在地面的中間，分攻守兩方。也抽陀螺、打玻璃彈子、刮香煙牌子、扯響鈴(抖空竹)、騎自行車、用氣槍射麻雀。還有一次過年玩小鞭炮，頑童們“把小鞭炮插在氣槍口，點著后遠遠地射進鄰居的室內”，這事的“共謀者”中除了周海嬰，還有索非先生的兒子——如今的中科院院士、神經生物學家鞠躬教授。

　　也是在這條弄堂里，周海嬰開始了他懵懂的愛情。后來的妻子也是霞飛坊的鄰居家的女兒。“那一年，隔壁62號新搬來一家人。這家人口眾多，除了大人，孩子有七八個……特別是二女兒馬新云，脾氣隨和，常常愿意與我交往……我們就漸漸要好起來了，一起做功課玩耍，有時去霞飛路逛馬路，或到弄堂斜對面的國泰或朝東稍遠一點的巴黎電影院去看好萊塢影片。”

　　在《魯迅與我七十年》里，周海嬰這樣寫道：“多年后，我重返霞飛坊，想找回少時的感覺……只覺得這條弄堂又短又狹，毫無‘寬廣世界’的印象。倒憶起了當年種種調皮事，不免汗顏，也不勝感慨系之。”

　　可是，在孩提的記憶里，霞飛坊分明是：“這條弄堂又長又寬，世界很大，我們愛怎么玩就怎么玩。”

　　(解放日報記者 沈軼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