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遇見盧浮宮》作者羅依爾： 我用“藝術脫口秀”講敦煌

　　《敦煌遇見盧浮宮》

　　羅依爾 著

　　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

　　羅依爾和小觀眾們互動。

　　敦煌第103窟維摩詰與《卡斯蒂繆內伯爵》。

　　敦煌45窟左脅侍菩薩與維納斯。

　　□ 長江日報記者李煦

　　羅依爾，從2015年到現在，他已經在上海說了將近2000場“藝術脫口秀”。別人搜集脫口秀素材是在網上找段子；他搜集素材，是去看各種最新的學術論文，包括每年去幾次敦煌。現在，他只要預告“今晚說敦煌”，門票很快就會售罄。他其實是在法國先“認識”了盧浮宮，好幾年以后才“遇見”了敦煌。

　　今年，他的新書《敦煌遇見盧浮宮》出版，被譽為“開啟一場橫跨東西的藝術碰撞實驗”。上周，長江日報《讀+》周刊專訪了羅依爾。

　　■ 達·芬奇穿越敦煌

　　敦煌與盧浮宮其實有很多相似之處，當然也有很多不同。但是羅依爾認為：“有一個決定性的不同：在閉眼思考盧浮宮這個概念時，用不了多久，就會有一個似笑非笑的朦朧女士浮現于腦海，她的樣子幾乎已半強制性地植入每個人的心里。就是她！蒙娜麗莎。而關于敦煌的視覺記憶，總是沙漠戈壁和幽暗洞窟，誰都知道大美敦煌，但腦中要蹦出些具體藝術作品就困難許多了。對了，有九色鹿和飛天啊，那試著為它們說上幾句？又不知如何開口……敦煌不缺杰作，但知名度不夠，少一些世界級ICON（標志性符號）。”

　　除此之外，一個在大漠之中，一個在都市中心，帶來的體驗也是截然不同。

　　“從巴黎的地鐵站出來，啃著價格和奶含量都很高的意大利冰淇淋，聽著街頭藝人悠揚的香頌，陽光和浪漫街景激活了我們身上每一個名為‘小資’的幸福細胞，在排隊進盧浮宮的那一刻，肉體和靈魂同時告訴我們：我正身處世界上最適合曬朋友圈的地方！”

　　另一邊，大漠戈壁的絕境讓人本能地進入警覺狀態，感知力也大幅度提升。偶爾光臨敦煌的沙塵暴更是讓人充分領教自然真正的面貌，找回敬畏之心。進窟前，人們的視野已經被一望無際的土黃色清潔干凈，暫時忘記了巨大的明星廣告，告別了都市中微小的視野。

　　羅依爾笑言：“在這里，不但無故人，還很可能無信號。”

　　但是異中又有同。

　　在武則天時期開鑿的96窟，依山而造的彌勒坐像高35.5米，大佛隱藏在九層樓內，這是武則天自詡彌勒下世，在全國廣造彌勒巨像，威伏天下。而盧浮宮的阿波羅畫廊，路易十四化身太陽王，讓全歐洲來凡爾賽覲見。

　　羅依爾明白這種敘事邏輯，同時也覺得“還是那些小小的窟更有趣”。在書里，他感嘆“敦煌的藝術家遠離長安，沒什么人為他們留下詩歌”，這些籍籍無名的天才，創造了驚人的美，自己卻如云煙消散在歷史中；相比之下，文藝復興時期的畫家們就幸運多了，后人知道達·芬奇是左撇子、白羊座、愛吃素，甚至可以知道他是一名私生子。

　　羅依爾在書里想象了達·芬奇穿越到敦煌的場景，他告訴記者：“想要寫達·芬奇穿越到任何時代任何地方都很容易，因為他的‘人設’非常完整，資料很多。”

　　明星藝術家，這是敦煌缺少的另一個元素。在書里，羅依爾努力尋找敦煌天才匠人的蹤影，他推測，敦煌第217窟《觀無量壽經變》里的天宮樓閣，閣中有位敲鐘人，那應該就是畫工自己。

　　■ 東西方的“成功人士”與美女

　　《敦煌遇見盧浮宮》這本書有個副標題“何以為美”。世間最直觀的美就是“好看的人”，羅依爾也用非常直觀的方式比較了敦煌與盧浮宮那些“好看的人”。

　　先說美女。盧浮宮最美的美女自然就是斷臂維納斯，她用無形之手構建了“美”的定義。羅依爾覺得，建于盛唐的敦煌45窟，其中有位“左脅侍菩薩”，堪為“美的勁敵”。

　　脅侍菩薩和斷臂維納斯有很多共同之處，她們都自然地扭成S形，頭微右傾，發髻簡單對稱，維納斯左腿戲份更多，脅侍菩薩左手手印很美。這種隨性一扭，可以說是“盛世到來”的藝術表達。她們同為“地上”的文物，而非來自墓穴。

　　兩人也都赤足，這是神性的表現。經過1300年，盛唐的脅侍菩薩已成了華麗但不浮夸的意象。她身上的彩繪已經歲月打磨，瓔珞與手指有所殘缺。時間這位藝術家，在斷臂維納斯身上用的力更大一些，真的出了奇跡。她失去了彩繪、裝飾珠寶、手臂和身邊的臺座或她的情人，卻得到了整個世界。

　　最核心的不同在于表情。維納斯失去了彩繪的眼睛，只能永遠無神地望著遠方。大多希臘雕塑都是這種略帶憂郁的表情，這是非常個人、非常現代的表情，就像T臺上的模特那樣。羅依爾甚至聯想到，“雙11”徹夜購物消費狂歡后的早晨，也許人們就是這副表情。

　　可是，“脅侍菩薩微笑著，在她低垂的眼中可能根本沒有勝負這回事。這種眼神是利他而非個人的……當我們在45窟佛龕前微微俯下身子之時，溫暖的奇跡出現了，她正慈祥地看著你。一位是由堅硬的大理石所雕，另一位是由敦煌本地黏土所塑，維納斯和脅侍菩薩似乎代表了兩種生活態度。假如她們在盧浮宮中相遇，談論起美。維納斯可能會唱起女詩人薩福的詩歌：‘你愛的就是美的。這容易解釋。’脅侍菩薩則依然保持微笑，靜靜地看著維納斯”。

　　在禮贊了東、西方美女之神后，羅依爾又并置了兩位盛世“美男子”。

　　1514年，拉斐爾給自己的好友卡斯蒂繆內伯爵畫出了一幅很棒的男性肖像，他沒有像皇室或者暴發戶那樣把財寶堆在身上，幾乎像個穿著西裝的現代紳士，甚至整幅畫中出現的顏色都很少。整幅畫被陰影和黑色占據，唯有伯爵臉上充滿亮光，兩只藍色的眼睛更顯得炯炯有神，和胸口雪白的襯衫一起，隱喻“世道混沌、心向光明”。

　　這位卡斯蒂繆內伯爵寫過《廷臣論》，提到了一種非常文藝復興的氣質——松弛感。這幅畫正是“松弛感”最好的表達，遠看精細，近看很隨性。

　　比《卡斯蒂繆內伯爵》要早大約八百年，敦煌103窟出現了盛唐的維摩詰。這是一個在家修行的居士，穿著俗裝，在身體和外形上已經和凡人無異，他看起來挺酷，坐姿恣意懶散，“要么是在向后輩炫耀年輕時的傳說，要么是酒過三巡后在沙發上胡侃。”

　　“維摩詰的表情也妙，眉頭緊鎖后還用力向上抬，把眉毛擠出兩道彎，只看上半張臉，感覺在思考，但下半張臉卻正嘴角上揚，露齒而笑。這種勝券在握的戲謔，像極了脫口秀演員拋梗成功后不易被發現的小得意。維摩詰的確贏得了一場辯論，對手是象征智慧的文殊菩薩。”

　　維摩詰的袍服下擺像水那般流到了腳邊，流暢的線條幾乎沒有任何尖角，滿滿的“松弛感”。

　　羅依爾不禁調侃：“直至今日，在很多企業老總辦公室里，在那張巨型茶桌前，好像依然能見到103窟維摩詰的影子。”

　　【訪談】

　　■ 拿到敦煌洞窟“萬能鑰匙”

　　讀+：您是怎么先后結識盧浮宮和敦煌的？

　　羅依爾：這要從2004年中法建交40周年紀念活動說起。當時上海做了一個非常大的法國印象派展覽，轟動一時，那年我18歲左右，正在選擇大學專業，也去排長隊看了展覽。感覺很了不起，再加上我家里人也做美術教育，于是我就學了法語，后來去法國進修了藝術管理專業。

　　在法國看盧浮宮是很方便的，25歲以下免費，憑學生證看特展也免費，所以包括盧浮宮在內的各大博物館、美術館，我去看了很多次。 

　　回國以后，我先在上海美術館國際部工作。那個時候運氣很好，碰到了一個全中國快速建造美術館、博物館、圖書館的浪潮，幾乎是兩天一座甚至一天一座館的這種頻率。大家對美術館的需求、對展覽的需求越來越大，我在那個時期也做了非常多的工作，除了幫上海美術館工作之外，也會去為其他的美術館提供一些活動內容。

　　有一天我接到了一個委托，要做敦煌展覽的策展人，這其實就是我第一次跟敦煌結緣，之前我都是做外國展覽。我對中國美術史和西方藝術史這些主流的內容都還算比較熟，但是敦煌幾乎是另一個體系。為了了解敦煌，我花了非常多的精力，每天晚上不停地讀各種畫冊，慢慢再挖掘視覺后的那些故事，這樣花了大半年。然后就是去當地，直接跟敦煌研究院的學者專家交流。

　　踏進莫高窟的那一瞬間，最大的感受和震撼就是這里跟美術館的參觀體驗非常不同。千年前的那些善男信女，為了自己的信仰去開了一個家族的窟，這是一個非常私密的空間，而且比較暗，當講解員把手電筒打開的一瞬間，人所有的注意力全部都集中到了它照亮的壁畫之中，這種體驗其實跟千年前那些人的體驗非常像，他們可能也會邀請一個僧人專門講解經文，那些講經僧也拿著一個油燈，他照到哪里你也看到哪里。

　　從莫高窟里出來之后，覺得這和平常去博物館、美術館排長隊、隔著玻璃看的體驗是真的太不一樣，震撼非常大，而且莫高窟北魏、初唐、盛唐時期的藝術風格也非常驚人，雖然不知道那些工匠的名字，但是明顯當中是有一些可以被稱為藝術杰作，有非常大的創新跟勇氣在里面，非常驚人。

　　由于有一種合作關系在里面，這一個多月，我是把一般人能看的都看了，一般人看不到的也看了。

　　2017年，這時我已經在做“藝術脫口秀”了；這年敦煌研究院開啟了全球志愿者派遣計劃，招一批比較有宣傳能力的人去敦煌學習40天，再回到各個地方甚至海外，去推廣敦煌文化。幾輪篩選之后，我入選了第一批“敦煌文化守望者”，再一次去跟敦煌結緣。

　　敦煌把“萬能鑰匙”給我們，我們在講解完成之后，每天都有一點時間，可以一個窟一個窟進去看，甚至一個人獨自看。直到現在，我每年都會去幾次敦煌，敦煌對我來說是一個福地。無論從藝術上，還是工作上，都是如此。

　　■ 脫口秀只要說敦煌，大家就會來搶票

　　讀+：這就說到您的工作了，為什么會投身“藝術脫口秀”？

　　羅依爾：我在美術館的時候，也承擔了大量講課、講座、論壇，我就想能不能把藝術也說得稍微好玩點兒。文化傳播的時候，大家愿意笑就不會感覺枯燥，就不會睡著，就可能學到一點東西。所以我開始嘗試，把藝術史當中的笑點和一些比較枯燥的知識編織成一條線索。

　　后來我轉到另一個公司，那一段時間接了全國大量的美術館跟博物館的內容運營和展項，包括一些創新活動，這就牽涉到招投標，需要“講標”，就是做PPT加演講，這個過程我每一次都非常順利，這是我一個比較大的強項。

　　后來我在復旦有一場特別大的講座，下面的學生真的是從頭笑到尾，給了我巨大的“假象”，讓我覺得自己可以上臺了，我要開始賣票了，于是就開始做藝術脫口秀，真是“頭腦一昏昏到現在”。

　　讀+：聽起來，一開始不大順利？有多慘呢？我們知道郭德綱最慘的時候只有兩個觀眾。

　　羅依爾：開始真的很難。我最早是在100來人的小劇場演出，那時上海引進了一臺沉浸式喜劇表演，也在那個劇場，是6樓，一票難求，一張黃牛票1000多元；我在7樓演出，我得把那些瘋狂排隊的粉絲擠開，才能乘電梯上去，直接進入后臺。但每一次我登臺、把簾子拉開來的時候，很有可能下面都是桌子，上面都是蠟燭……因為那地方平時是個酒吧。

　　在這個過程中，我慢慢理解了公眾的追求，明白了他們真正愿意為哪些藝術門類、哪些藝術家掏錢。

　　這樣磨到兩三百場的時候，有一些笑點出來了，到快1000場的時候，我大概找到一些方法了。為什么說敦煌是我的福地呢？我從敦煌回來后也包裝了幾個專門的敦煌脫口秀，我發現只要說敦煌，劇場門口就全是黃牛，大家會搶票。

　　我發現這個現象之后，我就想能不能有一個比較新的視角來推廣敦煌文化。那時我積累的“敦煌主題”已經有二三十個，慢慢地我開始講一些東、西方對比的主題，比如說康熙遇見路易十四，宋徽宗遇見喬布斯，敦煌遇見盧浮宮，總之我就開始試著把東、西方的東西放在一起。其實我在美術館工作的時候，就講過脅侍菩薩與維納斯；后來我看到，中央美術學院人文學院院長李軍帶了一個厲害的學術團隊作跨文化藝術史的研究，這就變成了我的方法論。我用這套方法論做出了一些內容，大家反饋也越來越不錯，我慢慢就開始寫書，這就有了《敦煌遇見盧浮宮》這本書。

　　讀+：現在你的藝術脫口秀發展如何？能否介紹幾個你常說的段子？

　　羅依爾：現在已經做了接近兩千場，一般是在千人大劇場演出，每月都有若干成人場和親子場，親子場基本上滿座。成人場要講90分鐘，親子場60分鐘。

　　藝術類常見的段子包括，乾隆亂蓋章，他是“農家樂”審美；宋徽宗審美品位很好，但是把國家搞丟了；還有“天下第一行書”蘭亭序；再比如講梵高等人，我會從他們的原生家庭開始，少了父愛、少了母愛、被同學欺負了；或者說達·芬奇一直拖稿，這些大藝術家也是跟我們一樣有各種問題，碰到各種困難，最后他怎么解決。

　　關于敦煌的段子，早期我用得比較多的是敦煌里面有些人非常像奧特曼，因為奧特曼以前都是紅色的，再看五官，因為壁畫褪色，五官也有點奇奇怪怪，會覺得跟奧特曼像。再比如莫高窟里有很多長得很像馮鞏老師；還有些跟迪士尼的海報很像，這是為什么？里面又有一番道理，我會剖析給大家。我一邊講到這些點，一邊放照片出來，大家笑過之后，覺得自己好像變聰明了，看懂了一點什么東西。

　　我這種講法，跟別的脫口秀演員最大的區別在于，他們都是在生活中發現細節，我大量的時間還是要花在看書、看學術論文和新聞上。

　　■ 傳播敦煌文化需要“再創作”

　　讀+：在你看來，今天要推廣敦煌文化，還需要什么？

　　羅依爾：任何民族、任何文化的人，讓他閉起眼睛想一個最著名的藝術形象，那多半是蒙娜麗莎。原因非常簡單，因為蒙娜麗莎“再創作”的量是最多的，包括各種臨摹、模仿、評論、研究、涂抹、惡搞，所以它變成了世界上最著名的形象，哪怕這幅畫非常不幸地消失了，它可能還是最著名的。但是相比之下，中國傳統文化的東西在國際語境下“再創作”的量不夠，特別是敦煌。敦煌大家“唯二”知道的東西，一個是飛天，除了飛天舞蹈、飛天茅臺，現在的小朋友打王者榮耀，里面有飛天的皮膚；另一個就是九色鹿，這是因為上世紀八十年代上海美術電影制片廠一批熱血青年去敦煌采風，回來做了一部動畫片。

　　所以我上課的時候總是呼吁那些學生，要不斷地給敦煌一些新的活力，寫詩畫畫，做動漫做游戲，甚至拍超級英雄電影，都可以，傳播到海外去，讓那些外國的小朋友也能知道，中國還有一個這么酷的文化。先要被看見，然后才能有下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