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的樂本、歌本與詩本

　　作者：曹勝高（廣東外語外貿大學中國語言文化學院教授）

　　從文獻所載來看，《詩經》有樂本、歌本、詩本三種形態。樂本載其樂舞，歌本載其歌辭，詩本載其文本。今以《武》分而論之，以辨析其中的細節。

　　《武》的樂本形態

　　《武》的樂本形態，是以樂、歌、舞三位一體所呈現出來的藝術形態。《禮記·樂記》載萇弘、孔子、賓牟賈所言的《武》之樂音“淫及商”，謂其中雜有商聲，乃言其樂音。《武》有六成，乃言其舞蹈形態，各以舞象象其事。鄭玄注：“成，猶奏也。每奏《武》曲一終為一成。始奏，象觀兵盟津時也。再奏，象克殷時也。三奏，象克殷有馀力而反也。四奏，象南方荊蠻之國侵畔者服也。五奏，象周公召公分職而治也。六奏，象兵還振旅也。復綴，反位止也。崇，充也。凡六奏以充《武》樂也。”可見《武》之六成，以舞蹈敘述了周公還政于成王前的重大史事。

　　《武》的樂本，包括演奏其樂曲作為禮儀用樂。《逸周書·世俘解》載武王初用《武》，只是用其樂曲：“甲寅，謁戎殷于牧野，王佩赤白畤，籥人奏《武》。王入，進萬，獻《明明》三終。”《逸周書》原作“謁我殷”，顧頡剛先生作“謁戎殷”，是以獻俘禮的方式告天、祀地、享祖。在此儀式上，先籥《武》而后武王入，再進獻《萬》舞，進而獻歌三終，表明最初的《武》，是作為禮儀用曲施用。這與《禮記·仲尼燕居》所載“《武》《夏》籥序興”的施用方式相同。這就表明《武》作為可以單獨演奏的樂曲，施用于王入、諸侯相見等儀式，是《武》的樂本形態。

　　《武》的歌本形態

　　《武》的歌本，則是可以歌唱的歌辭。樂工的“詠嘆之，淫液之”，便是《武》的歌唱形態。孔穎達疏：“欲舞之前，其歌聲吟詠之，長嘆之，其聲淫液，是貪羨之貌，言欲舞之前，其歌聲何意吟歆長嘆歆羨也。”既有詠嘆之辭，又有歌唱之聲。其中所唱的歌辭，就有楚莊王所言的《武》之三章。

　　楚莊王將《頌》《武》并提：“夫文，止戈為武。武王克商。作《頌》曰：……，又作《武》，……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眾、豐財者也。故使子孫無忘其章。”意在言武王雖以武力克商，但其作《頌》《武》等樂章的目的，卻是強調武有七德，并以樂舞方式，使得后世不忘其志。其所引《武》之卒章、三章、六章之辭，正是《武》演出時分別歌唱的樂歌，其聲情正是孔子所言的“詠嘆之，淫液之”。楚莊王所引《武》卒章、三章、六章，正是《武》的聲歌。從孔子所言來看，《武》之六成分別象其事，“三成而南”，其歌《桓》；“六成復綴，以崇天子”，其歌《賚》；二歌置于樂舞之中，言武王能繼承文王事業，翦商成功而安定天下。

　　楚莊王時期《武》《勺》仍有樂舞形態，征引其歌辭者，有的直接出于歌本。如《左傳·宣公十二年》載隨武子之言：“仲虺有言曰‘取亂侮亡。’兼弱也。《汋》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耆昧也。《武》曰：‘無競惟烈。’撫弱耆昧以務烈所，可也。”其所引仲虺之言出于《尚書》。其將《汋》《武》并舉，亦是直接引《勺》《武》的樂歌。其所引之《汋》詩，出于今本《周頌·酌》。杜預注：“《汋》，《詩·頌》篇名。鑠，美也。言美武王能遵天之道，須暗昧者惡積而后取之。”孔穎達正義：“《詩》經無‘汋’字。《序》云：‘言能汋先祖之道，以養天下。’故以汋為名焉。”以《酌》為《汋》。顏師古注《漢書》則謂：“勺讀曰酌。酌，取也。”以“酌”釋“勺”，謂周公酌取文德為用。在清儒牟庭在《詩切》看來，酌、勺、汋皆是此詩篇名的不同寫法。《白虎通義》亦言：“周公曰《酌》者，言周公輔成王，能斟酌文武之道而成之也。”汋樂即酌樂，為勺舞之樂，其歌為《酌》。隨武子將《汋》《武》并列，表明其所引之辭非并取自《周頌》，而直接取自勺舞之歌《汋》、《武》舞之歌《武》，歌辭出于歌本。

　　《武》的詩本

　　今存的《詩》本，是失去了樂曲與旋律的詩本，只能憑借其文字直觀其義。從早期文獻所載詩、稱詩來看，《詩》本是陸續編成。周穆王之前《頌》已經初編，周厲王時《小雅》《大雅》《頌》分別單行。魯桓公六年前《大雅》已經稱《詩》，魯僖公二十二年前《小雅》《大雅》《周頌》合并為《詩》。魯宣公十二年時，作為詩本的《周頌》已經編定。《左傳》載魯宣公十一年（前598），晉大夫召集狄人作戰，郄成子認為：“《詩》曰：‘文王既勤止。’文王猶勤，況寡德乎？”其所引之詩出于《周頌·賚》，為楚成王所謂的《武》之其六。郄成子以“《詩》曰”出之，表明其所引之《賚》見于《詩》本。可見，晉、魯通行的《詩》本已經收錄了《武》《桓》《賚》《酌》等樂歌，即郄成子所引之《詩》本。

　　《詩》本的編訂，實際是將周樂中可歌之辭抽取出來作為文本，不再關乎其樂舞、歌曲，直接以文字為章，從而使得詩篇失去了其禮義、樂義而保留詩義。詩本是將周樂可歌的聲詩整理而后所形成的文本，其中有歌無辭的笙詩，作為禮儀施用的間歌，只保留了樂名作為篇目，而無歌辭。《武》卒章、三章、六章的歌辭，被整理入《周頌》中，分別次于二十、二十九、三十。

　　楚成王所言三詩的次序與今本《詩經》不同，以《武》位次《桓》《賚》之前。朱熹《詩集傳》言：“《春秋傳》以此為《大武》之首章也。”后世學者有將“卒章”強制闡釋為“首章”。若追本溯源，則“卒章”當為末章。杜預注：“言‘其卒章’者，謂終章之句也。”查《左傳》所謂“卒章”者，皆指詩篇之末章。故楚莊王所言之《武》，當為《武》樂舞之末章，以頌武王功業。

　　今本《周頌》既未按照樂本收錄《武》之詠嘆之辭，亦未按照歌本按照樂章次序收錄其歌辭。其在《武》與《桓》《賚》之間錄入《閔予小子》《訪落》《敬之》《小毖》《載芟》《良耜》《絲衣》《酌》等八篇。特別是將《酌》次于《武》《桓》《賚》之間，表明整理者在編訂《周頌》時并未考慮樂本的演出性，亦未顧及歌本的連續性，只是將《武》的歌辭作為單行的文本進行收錄。也就是說，《周頌》只是周宗廟祭祀中所用之辭，保留在其中的《武》《桓》《賚》只是《武》的詩本，而非全部。若以此觀《詩》的流傳，也經歷了樂本、歌本、詩本三個轉變。

　　《光明日報》（2023年11月27日 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