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瑣事閑錄》說開去

　　　　我的書桌上有名為“瑣事閑錄”的一書一文，書是清人張畇（字林西）所著，文是知堂（周作人）讀張著有感所寫。

　　　　知堂的讀后感不足五百字，卻有幾處引人深思。他在肯定張著“質樸可喜”“不負其題名”“一般隨筆中所鮮見”之后，單獨摘引了其中的《不入詩話》一則：“先叔祖幼不讀書，而聰明穎悟，古近體雜作頗富，惜皆散遺，游幕江南日與袁太史往來，正值《隨園詩話》開雕之時，薄其行止，終不肯出稿以相示也。曾云，袁某好相人陰，兩三次晤敘之后，必設法窺驗，殊為可鄙。”

　　隨園老人像 錢慧安

　　　　這話很重，若不了解袁某，必對他有微詞。

　　　　袁某何許人也？乃乾嘉時期的大才子袁枚，晚年自號倉山居士、隨園主人、隨園老人。作為生前身后都有重大影響的詩人、散文家、文學批評家、美食家，袁枚早年任過知縣且政績不俗，后因仕途不順，加之厭棄官場的逢迎，三十幾歲便辭官回家，孝母、讀書、創作。他著有《小倉山房詩文集》《子不語》《隨園詩話》《隨園食單》等，倡導“性靈說”，主張詩文應當反映詩人的個性。他還強調婦女解放，弟子中女弟子尤多，六十二歲時仍納妾入室。人們對他的評價褒貶不一，所以知堂在這里加重語氣寫道：“案：隨園身后是非多。”

　　　　是非多到什么程度？“非袁者”如張畇的叔祖咬牙切齒地說“好相人陰，殊為可鄙”；“贊袁者”說袁具備“獨到的政治眼光”，有對尚且年幼的和珅、和琳兩兄弟預言的詩句“擎天兼捧日，兄弟各平分”為證。“非袁者”中，以光緒年間舉人、詩人朱庭珍為代表，他評價袁枚“既以淫女狡童之性靈為宗，專法香山、誠齋之病，誤以鄙俚淺滑為自然，尖酸佻巧為聰明，諧謔游戲為風趣，粗惡頹放為豪雄，輕薄卑靡為天真，淫穢浪蕩為艷情，倡魔道妖言，以潰詩教之防”。“贊袁者”中，以散文家、“桐城三祖”之一的姚鼐為代表，他在袁枚的墓志銘中寫道：“君古文、四六體，皆能自發其思，通乎古法。于為詩，尤縱才力所至，世人心所欲出不能達者，悉為達之；士多仿其體。故《隨園詩文集》，上自朝廷公卿，下至市井負販，皆知貴重之，海外琉球有來求其書者。君仕雖不顯，而世謂百年余來，極山林之樂，獲文章之名，蓋未有及君也。”

　　　　知堂既不完全贊成張畇叔祖的憤激之辭，也不完全贊成一些人對袁枚或褒或貶的偏狹之語，對袁枚的詩文，他比較認同蔣子瀟的評價：“竊意關于詩文方面，蔣子瀟《游藝錄》中所說最為持平。”蔣子瀟是河南固始人，著有《游藝錄》，歷史上關于蔣子瀟的資料不多，但若是知曉思想家、詩人、文學家、改良主義先驅龔自珍的“問我清游何日最，木樨風外等秋潮。忽有故人心上過，乃是虹生與子瀟”，以及思想家、政治家、文學家、近代中國“睜眼看世界”的先行者之一魏源的“與君同是再來僧，共撥寒灰聽水聲。談罷不知廬阜月，只疑青海寺中行”，便可窺見蔣子瀟的文學地位與社會地位。

　　　　知堂在《宇宙風》雜志一九三五年第六期的《談桐城派與隨園》一文中，引用了蔣子瀟《游藝錄》中對袁枚的評價：“乾隆中詩風最盛，幾于戶曹劉而人李杜，袁簡齋獨倡性靈之說，江南北靡然從之，自薦紳先生下逮野叟方外，得其一字榮過登龍，壇坫之局生面別開。及其既卒而嘲毀遍天下，前之以推袁自矜者皆變而以罵袁自重，毀譽之不足憑，今古一轍矣。平心論之，袁之才氣固是萬人敵也，胸次超曠，故多破空之論，性海洋溢，故有絕世之情。……二百年來足以八面受敵者袁固不肯讓人也。壽長名高，天下已多忌之，晚年又放誕無檢，本有招謗之理，世人無其才學，不能知其真本領之所在，因其集中惡詩遂并其工者而一概擯之，此豈公論哉。王述庵《湖海詩傳》所選袁詩皆非其佳者，此蓋有意抑之，文人相輕之陋習也。”隨后，知堂明確說道：“蔣君最可佩服的地方還是在他思想的清楚表達。”

　　　　接下來，知堂話鋒一轉：“若論其人，則只憑著作想望其豐采者與曾經面接者兩方可以有很大的距離，亦可以說都各有道理者也。”他的意思是說文與人是可以有距離的，是可以分開來看的。我認為這不是知堂圓滑在說兩面話，這基于他對文人圈的深入體察，對人性弱點的深刻洞悉。

　　　　知堂說文與人“可以有很大的距離”，這話是對袁枚說的，也是對張畇的叔祖說的——一面同袁枚“日與往來”，一面對袁枚“薄其行止”、罵他“殊為可鄙”，極易讓人看出他“兩面人”的面目。

　　　　果然，知堂把“林西的叔祖弼亭，曾向兄索錢不得，攜紙錠來焚化”的事拿出來講，意在讓人了解張畇的叔祖到底是個什么樣的人。張畇《瑣事閑錄》的《生祭》一則，有具體且生動的描述：“先祖昆季三人。長，耔園公；次，即先祖；次，叔祖弼亭公。先祖性極瀟灑，三叔祖性頗褊急，將己之產業蕩盡，復向先祖求乞。先祖又刨分莊田一所、宅舍一區。遇窘急，猶復頻頻索借。一日，稍不滿意，乃持楮泉焚奠，先祖持杯談笑自若云：‘此生祭也，亦大快事，設使真死，轉不得見汝祭矣！’仍復設措助之。”不僅頻頻向兄長索借，稍有不滿，還給兄長燒紙錢，誰能想象這種蔑倫悖理的事竟是前文所講“古近體雜作頗富”，而對袁“薄其行止”，終不肯入其《詩話》的那個人干的？落差之大，令人如入云里霧里。張畇叔祖的雜作好到什么程度？假如是可入《詩話》的上品，那么他的文與人也要分開來看。所以知堂說“其人似亦非君子。”

　　　　讀到這兒，我不禁想到鍾叔河先生為了出版知堂著作在《光明日報》刊出的那則“人歸人，文歸文”的廣告語。盡管知堂的文學成就斐然，“落水”之后，人們終究對他另眼相看。不知當時已經“落水”的知堂寫這篇讀后感時，是否在想人們對他的文與人該作何評價？

　　　　由此，我還想到周氏兄弟的失和，想到魯迅“往八道灣宅取書及什器，比進西廂，啟孟及其妻突出罵詈毆打”那則沉重的日記。這與“向兄索錢不得，攜紙錠來焚化”有什么區別？難道博學的知堂不知“戚戚兄弟，莫遠具爾”這句古人的忠告，不知先賢所謂“兄友弟恭”的諄諄教誨？他在不足五百字的讀后感中著重寫這一段，必定是有心事在焉。

　　　　知堂說：“張君記此瑣事，雖意在非袁，卻亦可貴。”這句話意味深長。 （王嘉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