祁新龍：發現一個包羅萬象的“宋”

　　近日，甘肅隴南市禮縣籍青年作家祁新龍新書《元祐大時代：從廟堂博弈看北宋轉衰之路》出版。《元祐大時代》共12章48萬字，以北宋元祐前后十余年時間為軌跡，對元祐年間的朝局變化、對外關系、治國方針等進行了全景式的梳理，以及抽絲剝繭般的呈現。透過《元祐大時代》，可以從一個側面揭秘宋王朝的政治底色、時代特點與人文氣象。

　　作者祁新龍公開出版《宣和四年》《景德元年》《建隆元年》《天下一人：宋徽宗傳》等數部宋史作品。他為什么對宋史書寫情有獨鐘？我們對此進行了專訪。

　　□新天水·天水日報記者 閆海軍

　　記者：北宋政權歷時167年，截至目前，您已經出版了多部宋史著作，涉及太祖、真宗、神宗、哲宗、徽宗幾朝，幾乎貫穿了北宋幾個重大或有特殊意義的時間節點，這幾本書連在一起構成了一部精彩的北宋斷代史。您是怎樣將這種創作延續下來的？

　　祁新龍：我的歷史寫作，起初只是愛好。成年后，隨著閱讀量不斷增大，我愈加對歷史感興趣。我希望通過手中的筆，傳播正確的歷史觀。

　　相繼出版《建隆元年》《景德元年》《宣和四年》《元祐大時代》《天下一人：宋徽宗傳》《王旦傳》等。現在看來，我寫的這幾本書除了宋仁宗、宋英宗時期的內容較少外，基本涵蓋了北宋其他七位皇帝。我通過線條的方式，勾勒出北宋一百多年的歷史。不過寫作之初，并沒有整體的概念，也不是刻意去構造這樣的結果，這是一步步探索形成的。

　　記者：那么回到這部由陜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您的最新力作《元祐大時代：從廟堂博弈看北宋轉衰之路》，與之前聚焦某一特定年份或人物為主題相比，這次為什么選擇“元祐”這個歷史階段呢？它對于整個北宋的發展具有什么樣的影響從而值得書寫呢？

　　祁新龍：選擇這個時間段的原因，是以往研究宋史學者多將這段歷史切分成零碎的事件，割裂了這段特殊的歷史。而在北宋，“元祐”顯然是個不可分割的整體。因此，我決定認真梳理這段歷史，在去蕪存菁的基礎上，寫一本綜合性的書籍，嘗試解密北宋轉衰的深層原因。于是，就有了這本《元祐大時代》。

　　這本書是我目前體量最大的一本，也是我寫的最“學術”的一本，不過并不難讀，甚至很有趣味，老少皆宜。值得一提的是，它展示給你的可能是你從未了解過的北宋大歷史，你將看到你熟悉的司馬光、蘇軾、蘇轍、程頤等群像不一樣的一面，他們不再是歷史光環加持的明星，心胸寬廣的詩人，學問精深的儒學大家……而是性格更為復雜的人，有缺陷，有血肉。

　　記者：您是甘肅人，在這本書里，甘肅作為當時宋夏邊界的重要區域，比如環縣、慶陽一帶尤其是熙河之戰的臨洮等，都具有特殊的地理意義，您是否有過尋訪這些歷史遺跡，從而對寫作產生更加深刻的感悟的經歷呢？

　　祁新龍：在宋代，甘肅有著特殊的地理區位，最能體現兩宋時期的軍事、外交、戰爭和人。

　　應當有這樣一種認識：不僅北宋時期的環慶、熙河、秦鳳等特殊的字眼，與甘肅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即便到了南宋，國家疆域有所壓縮，環慶、熙河等地已經成為金國疆土，但甘肅隴東南依然是宋朝重要的邊境地區，吳玠、吳璘兄弟多年駐守此處，并先后在和尚原、仙人關等地重創金軍。其后，他們又在隴東南的天水軍、西和州、成州、河池等地建立了川蜀防御線——“五州三關”。我曾沿著316國道和247國道遍訪這些地方，實地考察，尋找歷史留給我們的真相，對兩宋之際的甘肅有了更為真切的認識。

　　記者：現在流行開本小、字數少的“小書”，而您的作品大多字數不少，這部《元祐大時代》近50萬字，又是一部“大書”。作為通俗歷史讀物作家，您覺得通俗作品值得寫這么厚重嗎？這樣的體量是否會勸退一些讀者呢？

　　祁新龍：信息時代，快速閱讀成為一種主流。尤其是短視頻的興起，改變了人們獲取知識的渠道。即便如此，依然有很多優質的長視頻點贊數居高不下。也就是說，即便是信息時代，人們依然渴望獲得更多有用的知識，或者獲取更多有意義的信息。歷史寫作也是如此，短小是優勢，是順應時代。應當注意的是，長篇也不見得就沒有優勢，關鍵在于如何敘述，如何讓大家獲取更多的知識點，帶給讀者何種體驗。

　　我始終相信，在中國這么龐大的人口中，一定有數以百萬計的群體，他們并不畏懼書本的長短，只在意獲取知識的多少。《元祐大時代》展現給讀者的是元祐時代的群像，既然是群像，自然需要大量的筆墨。不過，雖然內容多、牽扯的人多，但這本書并不晦澀。

　　記者：請您就《元祐大時代》簡要地評價一下這段歷史，它給后世的啟示有哪些？

　　祁新龍：不管是讀歷史還是寫歷史，很多人其實都是拿當代的視角去審視歷史，這無可厚非。因為人們在審視歷史時，需要一種參照體系。而當代是人們生活的時代，也是熟悉的時代，拿當代對照歷史，可能歷史就更熟悉、更立體。不過要想深入了解一段歷史，摒棄當代的視角很重要。

　　《元祐大時代》寫的是宋代歷史，首先要注意的是，它寫的是宋代，不是當代。如果這本書對讀者的認知有所沖擊，希望能夠多多體諒。因為這個時代距離現代一千多年，很多事情已發生了巨大變化，無法做到與當代無縫對接。需要聲明的是，這本書中的描寫，多是對史料的提煉與總結，它展示給讀者朋友的也是復雜的歷史，沒有線性的敘述，更多體現了復雜。而這種復雜，恰恰能夠還原和靠近歷史。

　　至于說這本書給人的啟示，應該是在歷史中吸取教訓。不過，了解歷史、弘揚歷史、樹立正確的歷史觀，依然是這個時代的主流。

　　記者：最后，您能否給廣大文學愛好者和寫作者提供一些歷史書寫的經驗？

　　祁新龍：就寫作這件事而言，完全是個性化的。這是一項腦力和體力共同作用的結果，與個人經歷、敘述風格、審視視角等有密切關系。而這種個性化，又體現在差異性和排他性上。事實上，每個人的人生經歷，對世界的認知都不一樣，這也注定每個人的創作不盡相同，我們很難在別人的創作中找到可以效仿的經驗。　　不過，在閱讀、寫作方面還是有些共通的東西，即讀和寫。閱讀的目的是為了寫作，而寫作又要以閱讀為支撐。我一貫主張閱讀要先淵后博，大量閱讀是寫作的基礎，就如同蠶吃桑葉會產絲，修筑樓房需要水泥和磚瓦一樣。只有了解的足夠多，你的視野才能足夠寬，胸懷才能足夠廣。

　　我有一個不成熟的認識：寫作這件事一定要有寬廣的胸懷，因為你的敘述就體現在你的胸懷上，讀者是能夠真切感受到的。一個斤斤計較的人，是寫不出人類共情的好作品的。換言之，只有閱讀面拓寬了，你的寫作才不會狹窄。當然，畢竟閱讀是一回事，寫作又是另一回事。寫作沒有好辦法，只有不斷練習，就像書法家不斷練習書寫，畫家不斷進行繪圖是一個道理。練著練著，文字的敏感力就有了，語言的駕馭能力就有了。

　　總之，讀書、寫作是藝術家的兩件法寶。對文學愛好者和寫作者而言，就要處理好閱讀與寫作的關系，再結合個人的經歷和對世界的感知，就能寫出溫暖的文字。

　　記者：通過寫宋朝歷史，你發現了一個怎樣的“宋”？

　　祁新龍：每個人對宋代的了解都不盡相同，即便是寫宋代歷史的作家、學者也都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我想，我發現的是一個包羅萬象的“宋”。比如它文教興盛、經濟發達，但它也武備廢弛。再比如，它制度的弱項是預防，即凡事都要進行提前預防，這幾乎是兩宋的主色調……這就像一千個讀者就有一千個宋朝一樣。

　　記者：讀史鑒今，通過鉆研宋史，你覺得重新梳理宋史，對我們今天的讀者有哪些啟發和意義？

　　祁新龍：宋代的歷史是包容的歷史，盡管它還是封建社會，但它走向了一種包容開放。這是一個時代的姿態，也是對后世最有吸引力的地方。所以，我認為讀宋代歷史給我們的啟示是，不管是讀書，還是為人處世，都要有大胸懷，有包容心。

　　記者：未來，你還會寫宋朝的哪些方面？

　　祁新龍：未來，如果條件允許——主要是時間允許，我現在最缺的就是時間，我常常恨不能將一天當作兩天用。如果時間允許，我計劃以北宋的甘肅和南宋的甘肅為視角，深入挖掘史料，創作出更多有趣的作品，帶著甘肅文化走出甘肅，走向中國，讓更多人了解甘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