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字：開啟中華文明的管鑰

　　“語貫古今 字載中華”教育部、國家語委重大語言文化工程建設成果展在中國文字博物館展出。本報記者 柴如瑾/攝

　　漢字由起源到成熟體系的甲骨文、金文、戰國文字，以及篆、隸書等的綿延發展，承載著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古文字作為中華民族集體智慧的結晶，它的起源發展與中華文明的起源發展基本同步，蘊含中華民族的悠久歷史和燦爛文明。揭示漢字的起源、發展及其所蘊含的豐富思想和歷史價值，對于中華文明起源和發展研究具有重要意義。

　　文字起源與中華文明起源同步。中國新石器時代中晚期是中華文明起源的時代。在距今8000多年的河南舞陽賈湖遺址，出土了刻劃在龜甲、骨器、陶器和石器上的大量原始文字。其中，龜甲上的刻符，有眼睛形似甲骨文的“目”字，還有像門的“戶”字，可以說是世界上最早的具有文字屬性的符號之一。帶有刻符的背甲與腹甲恰是“天圓地方”的象征，這是古人宇宙觀的反映，也是中華文明起源的重要體現。

　　在安徽蚌埠雙墩文化遺址，考古學者發現了數量不少的象形、會意符號。這些符號與在距今5000多年的大汶口遺址等地發現的符號一樣，屬于早期文字。

　　距今4000多年的山西臨汾陶寺遺址，其觀象臺與《尚書·堯典》所載“歷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密切相關，出土的扁壺上“文”“堯”二字清晰可見，表明該遺址與堯都平陽密切相關。文字的起源和早期發展，是中華民族進入文明社會的重要標識。

　　古文字資料證實夏王朝存在。經過“夏商周斷代工程”“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等國家重大文化工程和幾代考古學者的接續探索，學界梳理出“王城崗—新密新砦—二里頭文化”的夏文化發展譜系，得到越來越多學者的認可。二里頭文化遺址發現的大量刻劃符號中，有許多可以在甲骨文中找到相同或相似的字。這些文字之所以沒有成篇，應與夏商兩族文字的使用功能不同有關。據古文字學者研究，清華大學藏戰國楚簡中的“西邑”指的就是夏王朝。在周代文獻中，周人稱商王朝為“商邑”“大邑商”，因為夏商周時代的國家形態是以都邑聚落為基礎的方國聯盟，都邑代表的就是“國家”。此外，杞人是夏后裔，甲骨文、金文中的“杞”“杞侯”等記載反映了夏人后裔在商代得到繼封，說明夏王朝的真實存在。

　　又如，經王國維等論證，甲骨文資料印證了《史記·殷本紀》商族先公先王世系的可靠性，而諸多先公乃至甲骨文的“成唐”“大乙”——商湯，既是商代開國君王，又曾是夏代部族首領。這足以說明，甲骨文、金文等資料是印證夏王朝確不可疑的重要證據。

　　古文字內涵塑造了中華民族的精神品格。古人造字即賦予字形以豐富的文化內涵，因此，對古文字的正確解讀，是了解上古歷史文化的重要途徑。

　　以“文”字為例，“文”的字形本義是胸有文身，是一種紋飾，體現了古人的審美觀念?！渡袝?middot;堯典》記載：“帝堯曰放勛，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嗣骺〉?，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堯的品格“文”與陶寺遺址扁壺的“文”字密切相關：以文為美，強調和諧。“文”成為那個時代的重要標識。西周更是“文”的時代，文王之“文”即借鑒了“文”的內涵，周公則在“文”的理念基礎上創立禮樂文明制度，故而孔子發出“周監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的感嘆。

　　尚“文”之風不僅影響周代的社會風貌，還持續影響中國古代社會，塑造了中華民族的精神品格。由文身之俗到“文”字之形，再到審美與理念，“文”字所蘊含的思想在中華民族的歷史發展中意義重大。由此可見，深入發掘古文字的內涵，正是開啟中華文明的管鑰。

　　古文字使用體現了早期文明的特點。夏商周是中華文明的早期發展階段，但每個時代的特點并不相同，這在古文字的形體演變和記錄中有所體現。中國文字的發明與農耕文明密切相關，文字的使用與農耕祭祀和祖先崇拜有密切聯系。

　　比如，甲骨文主要是記錄商王占卜、祭祀的文字，與宗教祭祀、王朝政治生活息息相關，商王通過五種祭祀方式周而復始地祭祀成系列的、上甲以下的先公先王先妣，形成了規范嚴密的周祭制度，展現了商人篤信神靈之風和商代政權的神權色彩。大量的銘文記錄了周人對祖先的祭祀，他們雖然信仰天命卻不迷信天命，反映出更多理性精神，如強調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兄弟孝友，父子和諧，等等。

　　戰國時期的文字與商和西周的文字有著極大不同，其書寫風格和字形呈現出地域差異和多元特點，用字之法也有不同，而文字書寫的特點正是百家爭鳴的體現。

　　習近平總書記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深刻總結了中華文明具有突出的連續性、創新性、統一性、包容性、和平性。漢字的起源、發展也充分反映了這五大突出特性：從原始的刻劃符號到今天的漢字，許多字形和內涵都一脈相承，體現了突出的連續性；漢字發展經歷“甲骨文—金文—小篆—隸書—楷書—行書”諸階段，書寫趨于簡潔實用，體現了中華文明突出的創新性；文字形體至秦而歸于統一，形成“書同文”的局面，此后政令歸一，文化一統，反映了中華文明突出的統一性；文字在發展過程中，充分吸收不同族群、區域的特色，形音兼顧，具有突出的包容性；古人對“協”“和”“同”等文字的創造和使用，將“武”解讀為“止戈為武”，反映了中華民族追求和平的理念。

　　漢字的這些特性，決定了它具有深厚的內涵和恒久的生命力，成為凝聚中華民族智慧結晶的重要載體。古文字是開啟中華文明的管鑰。只有深入探究其深刻的文化意蘊，闡發其在中華文明傳承發展中的作用，才能準確把握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精髓。

　　（作者：代 生，系山東省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山東師范大學基地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