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憶珞珈櫻花爛漫時——紀念蕭萐父教授百歲誕辰

　　蕭萐父

　　　　1998年，蕭萐父（中）、盧文筠（左）夫婦與本文作者在一次學術研討會上合影。

　　蕭萐父的部分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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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

　　　　學人小傳

　　　　蕭萐父（1924—2008），祖籍四川井研，生于四川成都。哲學史家。1947年畢業于武漢大學哲學系，到成都華陽縣中任教；1949年年底參與接管華西大學，后留任該校馬列主義教研室主任；1957年到武漢大學哲學系任教，任中國哲學史教研室主任。著有《吹沙集》《船山哲學引論》等，主編《中國哲學史》等。

　　　　每年春暖花開時節，我和許多珞珈山的游子一樣，都會想起山上的爛漫櫻花以及游人的歡聲笑語，也因而想念起20世紀80年代我在珞珈山求學的難忘歲月和在那段歲月中結緣的珞珈師友。最令我想念的，是我的研究生導師、著名中國哲學專家蕭萐父教授。今年是蕭先生逝世十五周年，也是他誕辰一百周年。

　　　　登山臨水，學海泛舟

　　　　我1981年9月進入武漢大學哲學系學習時，蕭先生50多歲，正當盛年。那時，他已是中國哲學界的名家，是張岱年、任繼愈等先生領導的中國哲學史學會中最年輕的副會長，并受教育部委托主編全國高校哲學專業統編教材《中國哲學史》。后來，這部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國哲學史》（上、下冊）成為改革開放以后最有影響的中國哲學史教材，被全國絕大多數大學哲學系選用，到20世紀90年代，中文版就出版了十多萬冊，還被譯成外文，向國外發行。

　　　　不過，我們本科的《中國哲學史》課程，主講教師不是蕭先生，而是他的高足蕭漢明老師。當時國家急需高層次研究與教學人才，蕭先生與同在中國哲學教研室的李德永、唐明邦諸先生招收了一些研究生，他們把主要精力放在研究生培養上，后來在中外哲學史與思想史界比較知名的蕭漢明、郭齊勇、蔣國保、李維武、鄧曉芒等教授，都是那時的研究生。當今比較知名的思想文化學者許蘇民教授，當時是華中科技大學哲學所的研究生，也來武大選修了中國哲學專業研究生的所有課程。但這并不是說蕭先生他們不給本科生講課，他們給本科生講課的形式，一是在《中國哲學史》課程中間做幾次專題講座，再就是為全系乃至全校的學生開辦各種學術講座。

　　　　當時正是改革開放初期，哲學界是思想解放的先鋒，武漢大學哲學系更是中南地區思想最活躍和最有影響的哲學重鎮，在全國哲學界知名的教授很多，除了研究中國哲學的蕭萐父教授，還有研究現代西方哲學的江天驥教授、研究西方古典哲學的陳修齋和楊祖陶教授、研究俄國哲學的王蔭庭教授、研究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陶德麟教授、研究美學的劉綱紀教授和研究邏輯學的張巨青教授等。當時武大在全國率先掀起了教學和學術的新風尚，從學校到各系，都開辦了大量學術講座，國內外學術名家與文學藝術家云集珞珈山上，有時同一晚上就有好幾場學術講座。蕭先生無疑是當時學術講座熱潮中最耀眼的明星之一。他是詩人思想家型教授，并以博古通今、學貫中西聞名。無論是課堂授課，還是做講座，他總是縱論古今中外，闡揚他的“中國哲學啟蒙說”，反思明清以來的歷史經驗與教訓，思想深徹，激情飽滿，文采飛揚，時不時就會吟誦一首詩，極受聽眾歡迎。

　　　　記得畫家劉海粟先生曾形容梁啟超的講演“氣魄很大，詞匯豐富，知識淵博，一如他的報章體文章”，如果將最后一句改為“一如他融情于理的學術文章”，則完全可以借用來描繪蕭先生的講演風采。其實，蕭先生從年輕時起就非常景仰梁任公的學術思想與文采，多少受了梁的影響。因此，他的講座不僅吸引了我們這些校內外的青年學子，就連一些中青年教師也都積極參加，如飲甘露。我那時屬于1981級年齡最小的一撥兒，剛從中學到大學，還不大適應晚上不上自習、專門聽講座的大學生活。不過，我正是在聽講座的過程中真正領略到蕭先生的風采，留下了深刻印象。據我的一位同學后來說，一位聽過蕭先生講座的知名歷史學教授曾在他面前極力贊賞蕭先生的演講風采，稱蕭先生是當代“極少見的真正兼通文史哲的學術文化大家”。

　　　　近些年，通識教育或曰素質教育越來越受到各界重視。其實，所謂通識教育或素質教育，無非就是強調基礎教育不能太偏科，要有較廣闊的知識面，尤其是作為中國人，應當了解中國的歷史與傳統文化。在這方面，蕭先生可謂是我們學習的榜樣。他雖然是中國哲學史專家，但對中國的“二十四史”和古典詩文也非常熟悉，發表過多篇史學論文和大量詩詞作品。無論在課堂上、私下交談時，還是在學術會議中、學術論著里，他對歷史典故和古典詩文總是能信手拈來，恰到好處。他還是學界有名的詩人和書法家，早年受父母的影響就能詩文，青年時代的組詩《峨眉紀游詩》，與唐太宗、李白、杜甫和岑參等歷史名人詩作一起，被海外學者費爾樸（D. L. Phelps）、云瑞祥（M. K. Willmott）編入《峨山香客雜詠》詩集中，譯成英文出版。他在每個時期都有大量的詩作，相繼編成《劫余憶存》《火鳳凰吟》《風雨憶存》和《湖海微吟》等，收在《吹沙集》《吹沙二集》中。

　　　　蕭先生的書法也獨成一體，既有“水樣的秀美，飄逸”，又有“山樣的渾樸，凝重”，深受師友及同行們的喜愛。師母盧文筠老師是生物學教授，愛梅并擅長畫梅，蕭先生也喜歡“雪后春蕾應更嫵，愿拋紅淚沁胭脂”的臘梅。每年臘月，他們都要到武漢東湖的梅園“踏雪尋梅”，賞梅，畫梅，詠梅。盧老師的梅畫經常由蕭先生題寫詩句，“筠畫萐詩”因此成為一個固定的符號，記錄了多少他們歷盡滄桑“只梅知”的“歲寒心事”，也經常作為“珞珈風雪里，遙贈一枝春”的賀年片，飛向四面八方，成為傳遞海內外中國學研究者之間友情的信使和文化見證。

　　　　即使是研究中國哲學史，蕭先生也兼賅儒、釋、道三家，仰慕道家風骨，贊譽儒家氣象，激揚佛家智慧，用他的話來說，就是“通觀儒釋道”“涵化印中西”“孔樂佛悲各盡性，莊狂屈狷任天游”。因此，他與名重國際、兼通儒釋道的國學大師饒宗頤先生成為“聞風相悅的知音”。在蕭先生八十大壽之際，年長他七歲的饒公特從香港傳來一闋《滿江紅》道賀，稱譽蕭先生“漫登山臨水，道家風骨，俯仰扁舟天一瞬，商量絕學肱三折”。

　　　　人文命脈，師嚴道尊

　　　　我真正直接問學于蕭先生，是考上他的研究生之后。記得我們三位同級的同門師兄弟第一次參加師生見面會，蕭先生就開門見山地說：“你們來這里，應該是想來做學問的，不是想來學當官發財的。如果想學做官發財，我們沒有辦法教你們，就請趕緊去別的地方。不過，想做學問，先得學做人。這是我們武漢大學中國哲學教研室的傳統和我們對學生的一貫要求。”蕭先生講這話時不茍言笑，非常嚴肅。這使我感受到他并不總是像做講座時那么隨性親和，而是有非常嚴肅認真的一面。在往后的進一步接觸過程中，我更真切地體會到這一點。

　　　　有一次，一位有一定社會閱歷的同門師兄感覺老師們對我的態度比對他的要好，以為我向老師們打了他的“小報告”，因而找機會向幾位老師抱怨我的不是。蕭先生和其他幾位老師發現后不僅向他說明沒有“打小報告”的事，還嚴厲地批評了他。這件事本該是這位師兄的錯，可蕭先生還專門找到我，也嚴肅地批評了我，認為我沒有處理好與其他同學之間的關系，往后應注意團結同學。這件事使我感覺到蕭先生對待每位學生，無論是在學習上，還是在為人處世上，都是毫無偏袒，一視同仁地嚴格要求。

　　　　還有一件事令我印象深刻。那是我參加工作后的一個教師節，到珞珈山去看望蕭先生，我們談到某位學者，我順便將聽到的有關這位學者的一些非議告訴他。可是沒有等我講完，蕭先生就打斷我的話，很嚴肅地說：“不要議論別人私生活方面的事，而要注意學習別人的優點和成就，特別是在學術上有什么創新和貢獻，對我們有什么啟迪。”在他看來，年輕人應當善于學習別人的長處，不要熱衷于議論人是人非，尤其不要去議論前輩的是非。我直接接觸蕭先生二十多年，與他見面談話很多次，但是我從來沒有聽過他在我面前談論誰的不是，即使個別人在大是大非面前表現失格，他也只是點到為止。

　　　　蕭先生很少當面表揚自己的學生，即使我們取得了一些成績，他頂多說一句“希望繼續努力，更上一層樓”之類鼓勵的話，還要指出我們作品中的某些不足，幫我們分析如何能夠“更上一層樓”。在他的書桌上和茶幾上，總是堆放著師友們和學術界同行們新出的作品，每次我去見他，他總是饒有興味地向我介紹這些作品的特色，鼓勵我不斷研究新的問題，寫出新的作品。因此，我每次去見他，或是打電話問候他，既高興，又感到有壓力，總覺得離老師的期待還太遠，當然這也成為我平時努力學習與工作的一個重要動力。

　　　　20世紀末，他在武漢同濟醫院做大手術，我去探望他，他看到我來，很高興，忙從床頭柜里拿出一封信來，說是北京大學湯一介教授寫來的。我看完信才知道，湯先生也正因病住院，但聽說武漢的老友年近八旬動了大手術，非常牽掛，特來信問候。湯先生在信中說，他們這一代人浪費了太多時間，好在“文革”后爭取時間做了點事，尤其是培養了一批年輕的學者，現在老了做不了什么事了，但能看到年輕人的成長，也覺得沒有太多可慚愧的。蕭先生指著湯先生的信對我說：“我們這一輩都已經老了，希望寄托在你們年輕人身上。”當時在場的還有一位來看望他的武漢大學的青年教師，我們面對剛動過大手術已身心疲憊的長者和老師，只覺得有承受不住的壓力。也正是因為有蕭先生和湯先生等老一輩學者的耳提面命和殷切期待，我們這些年輕學人才不敢松懈。我也因此經常提醒我自己指導的學生要不斷努力，不能松懈。我們不斷努力的結果，不僅是個人學有所成，更重要的是傳承中華民族的人文命脈。

　　　　蕭先生也有很體貼人的一面。平常無論多忙，只要有學生求見，他都盡量安排時間，熱情接待，傾囊相授。不過，他似乎只對學術有興趣，每次去見他，基本上只談學術上的事，很少談論其他事情。在他看來，學生就是要克服各種困難把學習搞好，要心無旁騖，年輕人應當珍惜大好時光，打好基礎，努力學習和工作。但是，這并不是說他完全不關心我們的生活處境。記得一次他生病住院，那時我參加工作不久，工資很低，買了些東西去看望他，他見我來非常高興，但是看到我手上提著一些東西，就很認真地對我說：“你來與我談談就很好了，不用買東西來，不如買幾本書看。”在讀研究生時，我們幾個同門每到教師節和元旦都要去看望他，他總是提醒我們不要買禮物，因此我們常常只是買一束花而已。后來，我的條件慢慢改善了，每次去看他，也都只是買個小花籃，他總是對小花籃連聲稱贊。我知道他主要不是欣賞花美，因為他家里總是養著一些花卉，而是我來了，能與他聊聊。有時較久疏于與他聯系了，我去見他或是打電話問候，他總是一再提醒，平時忙就多打電話來談談。有一次他對我說：“我現在老了，眼睛也不行了，做不了什么，總希望看到你們多做出些成績來。”

　　　　交談問學，現身說法

　　　　蕭先生多次對我說，求學就是問學，問學不都是從課堂上得來的，而常常是在課堂外，尤其是在與前賢時俊的交談中得來。他1947年從武漢大學畢業后回到家鄉成都的一所中學任教，并主編《西方日報·稷下》副刊，不久參加接管華西大學的工作，真正全力投入中國哲學史的研究是在1956年著名哲學家李達重建武漢大學哲學系之后。那時，他受邀回到武大任教，還到北京大學哲學系進修中國哲學。1952年，全國各大學的哲學系都合并到北大，原執教于武漢大學哲學系的洪謙、周輔成、金克木、江天驥、石峻、陳修齋、張世英等也都先后調來北大，因此北大哲學系名流云集。蕭先生說，他在北大進修的這一年里，收獲頗豐。進修生當然需要聽許多課程，但是他覺得這一年使他最受益的，是利用各種機會直接向湯用彤、賀麟、張岱年、馮友蘭、任繼愈等著名學者求教。當時湯用彤先生已因病住院，他就利用去醫院探望的機會向湯先生問學，得到湯先生的諸多教誨。

　　　　我當研究生時，也時常到蕭先生家問學，談各種學習上的問題。至今令我覺得受益最大的，是每周四下午去他家與他談天。開始我顧慮他和師母工作太忙，不便經常去打擾，他見我來少了，就打電話或托人帶信要我去他家談談。我一向不太喜歡文體活動，平時的愛好除了讀書、泡圖書館，就是逛書店、買書，因此在大學期間讀了一些書，對于學術界最新的情況也能了解一些。蕭先生總是鼓勵我多讀書，不要只讀中國哲學史方面的書，用他的話來說，就是“包容今古開新宇，涵化東西辨主流”。他最欣賞唐代詩人劉禹錫的詩句“千淘萬漉雖辛苦，吹盡狂沙始到金”，說明學術研究不能一蹴而就，需要長期的“吹沙”功夫，因此他將自己的作品結集取名為《吹沙集》。每次師生對談，我們都是先各自談最近讀了什么書，接觸了什么思想，有什么心得，有什么打算，然后我就傾聽他的意見。

　　　　蕭先生非常強調研究哲學史一定要熟悉歷史，因為哲學家及其哲學思想總是在一定歷史背景下產生，并反映著時代特色。有一次我告訴他準備從《史記》開始，通讀“二十四史”，以便對中國歷史有直接的了解。他說那也不必要，真正讀懂“二十四史”并不容易，還是從近人的歷史著作讀起更好。他認為學術研究既要博覽，也要專精，要想專精，必須有一定的博覽基礎，但并不是一定要等到泛觀博覽之后才能去專精，時常是在專精中根據需要不斷拓展知識面，那樣才能博約相濟。

　　　　還有一次，他問我對開設的研究生課程有什么意見，我就談到從小學開始學古文，到現在還在學習《中國古代哲學名著選讀》，對古文的讀解能力似乎仍然沒有多大長進。他哈哈一笑，說：“讀這種標點好的課文，還有白話文注釋，并不是學習古文最好的辦法，不如直接讀沒有標點的文獻，一遍一遍地讀，逐漸斷句，最后就能讀懂了。我小時候學習古文，就是我父親拿一本沒有標點的《漢書》來，讓我每天都讀一讀，直到讀懂為止。我覺得這種方法對學習古文很有幫助，你不妨試試。”后來，我真的通過這種方式學習古文獻，收獲很大。因此，我在中國人民大學給歷屆研究生開設《宗教史料學》課程時，也要求和鼓勵學生們直接閱讀沒有現代標點的歷史文獻，取得了很好的教學效果。

　　　　現在的研究生幾乎都是跟定一個導師，似乎只有自己的導師才是“真正的”老師。我們那時當研究生，有好幾位導師，相當于現在所謂的導師指導組，只是在最后寫作論文時，根據論題及老師們的專長協商確定一位負責老師，并作為論文指導排名第一的導師。蕭先生特別強調教研室的所有老師都是每個學生的導師。他覺得老師們各有所長，而學生可以同時學到各位老師的長處。因此，他經常提醒我們要對各位導師平等看待，他自己就非常尊重和團結其他老師。每次重要節日我們去他家看望，他都要問我們去過其他老師家沒有，如果沒有去就趕緊去。我后來畢業工作好多年了，每次去他家，他還是這樣提醒我。這不僅擴大了我們的學術視野，也讓中國哲學教研室師生關系更為融洽。

　　　　蕭先生還經常教導我們應當虛心地拜哲學系其他教研室的老師為師，特別是西方哲學教研室的陳修齋、楊祖陶和王蔭庭等老先生。他認為，研究中國哲學必須研究西方哲學，只有西方哲學的基礎好了，才能真正懂得馬克思主義哲學，也才能在比較中深入地了解中國哲學的特點。也正因為如此，他與陳修齋、楊祖陶等先生從恢復招收研究生之初就開創了中國哲學與西方哲學兩個教研室聯合教學的模式，其中最有特色的，就是共同開設《哲學史研究方法論》課程，由他親自主持，兩個教研室的幾位資深教授和年輕有為的鄧曉芒、郭齊勇等中青年教師根據自己的研究經驗，分別就哲學史研究的理論和方法論問題進行專題講授和研討。這門課程采用講授與討論相結合的形式，老師現身說法，要求學生自由發表意見，甚至鼓勵發表不同的意見，引導學生走上中外哲學史的學術之路。每屆中、西哲學專業的研究生都覺得這門課對自己的學術研究最有指導意義，因為從這里逐漸懂得了如何選題、查資料，如何使具體的論述充分體現歷史與邏輯的統一。許多學生公開發表的第一篇學術論文，就是這門課程的作業。

　　　　每到春暖花開的時節，珞珈山上的櫻花都會吸引成群結隊的賞花者。我離開珞珈山已經多年了，難得有機會再去登山臨水賞櫻花了，在人群中也找不到蕭先生與師母相偕賞櫻的身影了。不過，我相信，我的許多同門和同道會在那里留下身影。

　　　　（作者：何建明，系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教授）

　　　　本版圖片均由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