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有聊齋后封神——讀王兆軍的新作《螞蚱》

　　陳思和，復旦大學哲學社會科學領域一級教授，文學評論家。

　　《螞蚱》 王兆軍 著 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

　　　　■ 陳思和

　　　　在當代文學史上，王兆軍是一個難以被忘卻的作家。曾記得上世紀80年代全國文學創作評獎，有一屆他的中篇小說《拂曉前的葬禮》和報告文學《原野在呼喚》雙雙入選。此獎為魯迅文學獎的前身，能獲得如此殊榮的作家，當時不多，現在也少見。何況80年代風清氣正，此獎贏得輿論界一片贊揚之聲。我與大老王是復旦中文系同班同學，雖然天南地北我們交往不多，但對他的創作成就，一向深以為自豪。就這樣時間一晃過去幾十年，轉眼我們都已經是古稀老翁，到了含飴弄孫之年，然而最近我又讀到了他的長篇新作《螞蚱》。

　　　　大老王是山東臨沂人氏，其小說寫的螞蚱廟村，應在他的家鄉魯南地區，擴大點說，也影射了整個黃淮地區。小說故事從光緒二十六年一場特大蝗災寫起——這場蝗災好像莫言在《紅蝗》里也描寫過，但那只是一個楔子，就像《水滸》里洪太尉誤走妖魔，進入正題所描寫的，似乎與蝗蟲并無太大關系，蝗災也就成了一個文學意象。《水滸》描寫的天罡地煞象征了洪太尉放走的妖魔，至于如何“妖魔”？怎樣“誤走”？那只能靠讀者的想象。照這樣子看來，作家不著一字盡得風流，不寫蝗蟲，又處處寫蝗。螞蚱神廟村里的蕓蕓眾生，生生死死的掙扎、呲牙蹬腿的折騰，蝗災也。

　　　　小說描寫的螞蚱廟村史，從辛亥年開始，到己丑年為止，影射了整個民國歷史。不過在我看來，作家并不著意于再現歷史，全書注明歷史記載的年份，也就是1911、1938、1949三個年頭，其余敘述時間模糊一片，暗合了我曾發現的一個文學敘事特征：民間敘事。我在討論賈平凹小說時專門分析過這個問題，民間說史沒有明確的年份，假作真時真亦假，只講故事的完整性，而不講時間的連續性。如書中寫到辛亥第二年，賈三福去探望縣城里混事的革命黨人趙建章，辦公處墻上掛孫中山的畫像，口里講的是三民主義，后來幾次寫到新政權依法辦事，甚至寫到中國第一部婚姻法，這些都應該發生在1927年以后國民黨政權下的故事，而不是辛亥年末孫中山當臨時大總統的那一兩個月。作家這么寫，是說明螞蚱廟村的農民根本沒有搞清楚北洋軍閥政權和國民黨政權之間的區別，也無視這些政權的存在，他們記憶里只有與村里有關的事件，除此以外，無非交稅納糧抽壯丁，沒有什么區別。所以，小說在大敘事上鎖定了民國時期，而在具體的瑣碎的村史敘述上，采取了民間說史的方式，兩者的交集和錯位，構成這部小說第一個有趣的看點。

　　　　其次，小說又一個看點在于貫穿全書的人物賈三福。此人在小說敘事上扮演了獨特的角色。我先分析小說的兩個細節：第一，結尾一章寫了神廟里有壁畫，畫的是螞蚱封神，畫中儒佛道各路神仙以及許多螞蚱，一夜之間都被標上了村中人氏名字，每個村民都被封神，而獨獨缺了賈三福。在《封神演義》里，封神者自己沒被封神，因為他本來就是神仙下凡，就是元始天尊的徒弟姜子牙。以此推理，螞蚱廟村的封神者，賈三福無誤。第二，那么這個封神者擔當了什么角色？小說開篇幾章介紹賈三福的種種故事，到第七章寫趙建章（最高政權的象征者）給了三福一個過時的名號：約地，即鄉約地保的統稱，民國以后早就廢了這個名號，但它卻給了三福一個為村里公眾服務的平臺，從此，不管有意無意，螞蚱廟村所有發生的故事都與三福有關聯，他是參與者又是見證者，實際上也承擔了螞蚱廟村史的敘述者。當然村里也有與三福無關的故事，但三福沒有參與、或者不知道的事情，也就沒有被記錄在這本小說里。直到1949年螞蚱廟村建立新的政權，興邦（另一個新政權在村里的象征）剝奪了三福的約地名號，宣布要把他開除。于是三福就擺脫了名號，消失不見了，村史敘述也到此戛然而止。小說里說他是失蹤了，趙琪扶乩算卦，發現三福有兩個人影合在一起，看不清楚。此象如以《封神演義》的思路來解讀，三福其人，有真有假（賈），封神者是神，村中人是幻，封神大事完畢，便合二為一，回歸真身。如從另一部文學名著《紅樓夢》的敘事邏輯來推之，賈三福所經歷的，從其獲得約地名號到最后失去，也就是另一塊大荒山無稽崖的石頭所記錄下的民間故事，賈三福是螞蚱廟村的第一敘事人。作家是隱身于賈三福，利用他的眼睛來觀察和敘述村里故事。人的名號也就成了那塊無力補天的大石頭。大老王深得中國古典小說之美的真諦，此中三昧，如能貫通古今小說文脈而細細品嘗《螞蚱》，人間一大快事！

　　　　這樣就回到本文的題目上了。《螞蚱》為讀者樹起一個古今貫通的創作典范。這部小說里埋了許許多多的梗，無不通向中國古典小說美學之汪洋大海，源頭是那樣的浩瀚恣肆，以致于每個小說元素里都浸淫過傳統美學的營養。我前面說到它的敘事具有《紅樓夢》的賈雨村言之意，從敘事題材而言，《螞蚱》似更接近《水滸》描寫的社會底層和江湖黑道，許多故事都直擊冷酷的世道人情。其中少年瘸造以暴易暴的故事，直接運用了逼上梁山的隱型結構；而瘸造在王家招親被害，也接近于桃花山小霸王周通的招親陷阱，只是《螞蚱》更強調了普通人的反抗和主體性。作家塑造瘸造這個形象也是煞費苦心，他寫了一個脾氣暴戾、內心充滿仇恨的不良少年，但也并非無可救藥，讀書人謝芳春幾句安慰性的話，就燃起他內心朦朧向善的一絲火苗，可惜這一絲希望很快就被現實中的人們用暴力掐斷，向善的火苗被熄滅，剩下只有冷酷報復，還連累了善舉之士謝芳春。

　　　　敘事結構上，《螞蚱》不似《水滸》那樣具有浩浩蕩蕩、百川歸海的目的性，它更接近《封神演義》那樣讓神仙世界與現實世界并行的結構，不過《螞蚱》不是神話故事，所以神道世界的敘事線索都被隱蔽起來，只是在現實敘事的縫隙里時隱時現，最后則以封神異象來暗示其結構的兩重性。這在民間敘事里也是很普遍的現象。從敘事形態而言，《螞蚱》的通篇敘事接近于《聊齋志異》。蒲松齡也是山東鄉賢，一個民間故事的講述高人，鬼神仙獸與人間世界被他揉成一團，渾然難分。《螞蚱》猶如一部被短篇連綴起來的現代聊齋，作家寫云舒（何仙姑）受高人指點陷污泥而不染；寫宋氏女為愛欲奮不顧身終于沉淪；寫何氏女被丈夫典賣、惡婆虐待致死，冤魂化作烏鴉復仇；寫鹽販興邦在土匪搶劫面前裸身嗥叫、絕望咒天，終于脫險；寫徐和尚的猥瑣、林守典的迂腐、趙琪的我行我素、宗申的軟弱失節（風中蘆葦），各有其精彩故事。這些故事都來自民間鄉土，似真似幻，玄魂迷人。

　　　　一部當代小說，就這么遠遠地來到我們的眼前，帶著歷史文化的信息，從黃土深處、從神話傳說、從宋元平話、從明清說部……對了，還有一點不能不說，大老王在《螞蚱》里并非純然發思古之幽情，傳統文化美學是小說的敘事表征，但深入小說肌理的，依然是新文化傳統的批判因子。看那小說的前幾章描寫辛亥革命時期中國農村的死水微瀾，彌漫了魯迅創作《阿Q正傳》《風波》的氣息，作家作為小說敘事人，經常撇開賈三福的衣冠形體，忍不住露出真身，畫龍點睛地發表議論，月旦螞蚱廟的種種人事，那又是現實戰斗精神的昂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