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給我非寫不可的沖動（創作談）

　　譚 楷

　　　　2023年，已經年屆八旬的我，常常被老同學老朋友“批評”：“你還寫啥子？這把年紀了，該休息了！”的確，如果從1963年12月7日，在《解放軍報》發表第一首詩《雪山下的篝火》算起，我從事業余文學創作已經60多年了。2023年12月14日，四川省作協召開了我的新書《華西壩的鐘聲》研討會。我三次起草了發言稿，全都推翻了。靜夜里，我反躬自問：你寫作的目的是什么？是追名逐利嗎？

　　　　年輕時寫詩，完全出于興趣和愛好。說“追名逐利”還沒有那個本事。翻一翻放在案頭的幾本書《孤獨的跟蹤人》《小平故鄉》《大震在熊貓之鄉》《讓蘭輝告訴世界》《楓落華西壩》《華西壩的鐘聲》《我用一生愛中國：伊莎白·柯魯克的故事》，全是報告文學集。若問為什么寫作，我心中突然冒出四個字：生活所迫！是生活使我“身陷其中，難以自拔”！

　　　　沉迷于大熊貓的世界

　　　　1980年夏天，我在一次會上了解到大熊貓專家胡錦矗教授的故事。胡教授率領他的科研團隊，冒著風霜雨雪，調查中國大熊貓現狀，做出令世界佩服的成果。我迅速投入采訪。1982年，我的報告文學處女作《國寶》獲萌芽文學獎。在《人民日報》發表的《在熊貓的故鄉》占了副刊大半版，引起全國讀者對大熊貓保護的關注。

　　　　1981年，我隨胡錦矗登上臥龍的大熊貓野外觀察站“五一棚”。之后，我與年輕一代的科研人員、熊貓“奶爸奶媽”、巡護員廣交朋友，建立了深厚友誼。2004年，我退休后，又參與創辦《看熊貓》中英文雙語雜志，擔任執行主編近20年。

　　　　40多年來，我一直沉迷于大熊貓的世界。沸騰的生活，確實在有形和無形地“逼迫”我寫作。

　　　　比如2008年，“5·12”汶川特大地震發生后，我第一時間聯系臥龍中國保護大熊貓研究中心主任張和民、副主任王鵬彥，沒有任何消息，我心急如焚。幾天后，我冒險繞道500多公里，從雅安經夾金山、四姑娘山和巴朗山，進入“孤島”臥龍。親見毀滅性的震災給保護區造成了慘重損失，同時被大熊貓守護者們的英雄事跡深深感動，我在那些淚水飽漲的日子里寫下《大震在熊貓之鄉》。

　　　　比如，2016年12月18日，我在加拿大溫哥華探親。半夜接到中國保護大熊貓研究中心小趙的電話。她告訴我，參加大熊貓野化放歸的研究生韋華，被大熊貓“喜妹”誤會了，為了護仔，“喜妹”攻擊了韋華，造成其重傷。一連數日，我都關注著韋華的傷情，經過華西醫院醫生們的奮力搶救，韋華終于脫離了生命危險。由于時差關系，全家入睡后，我頂著棉被與小趙、吳代福、張和民、胡錦矗通電話，打完電話捂出一頭大汗。后來，發表在《中國作家》上的報告文學《“熊貓人”向祖國匯報》幾乎就是頂著被子采訪的成果。

　　　　我曾想過，寫韋華時，我不在現場也不在中國，但我又非寫不可。因為，陷入“熊貓人”的生活太深了！不寫，反而讓我非常難過。

　　　　生活賜予我豐厚的饋贈

　　　　生活，不僅“逼迫”我寫作，還給我豐厚的饋贈。

　　　　我自幼生活在華西壩，這是1910年創辦的華西協合大學所在地，被譽為“成都的文化地標”。翻開校史，歷史名人紛至沓來。原來，我家住過的天竺園小樓，曾是“名教授樓”，住過呂叔湘、何文俊、楊佑之、聞宥四家人。抗戰時，它曾是“中國文化研究所”辦公地。陳寅恪、錢穆、董作賓、騰固等文史大家在此會晤交流。后來，瑞典小伙子馬可汗來成都，拜聞宥為師學中文。聞爺爺說，你這個“可汗”之名不好，按你的瑞典名的諧音，叫“馬悅然”好嗎？馬悅然，后來成為諾貝爾文學獎終身評委。那一座小樓，藏著太多的故事，給我的寫作以豐厚饋贈。

　　　　采寫《楓落華西壩》，不僅讓我獲得大量百年老校的精彩故事，還使我有機會向馬識途、李致、流沙河請教，他們講的有關華西壩的故事，讓碎片化的歷史成為一塊完整的拼圖?！度A西壩的鐘聲》寫了華西壩的十幾位名人。那個喜歡養鴿子的鄰居張叔叔，原來是抗戰時駕駛B—29轟炸機屢建奇功、又隱姓埋名的英雄。一輩子迷戀飛翔的他走了，鴿子也沒有了，給華西光明路宿舍留下了空蕩蕩、令人無限悵惘的藍天。

　　　　生活，對于寫作者來說就是這樣：有許多堵心的事情，你若不知道，也就罷了；你若知道了，你不可能不激動，不思索，不想法傾訴。

　　　　75歲時，我與103歲的“華西壩老鄉”伊莎白·柯魯克相會。她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友誼勛章”獲得者、北京外國語大學終身榮譽教授、人類學家。她談到華西加拿大學校、彭州白鹿上書院、岷江上游的雜谷腦河、重慶璧山區興隆場、河北武安十里店村——她作為人類學家走過的地方，我都熟悉。104歲時，她回故鄉成都，我全程陪同，被這位老奶奶“我用一生愛中國”的情懷深深打動。

　　　　如果說，《我用一生愛中國：伊莎白·柯魯克的故事》這部書有什么價值的話，首先是伊莎白·柯魯克的人生經歷和故事本就具有歷史價值、人文價值。我對她的百年人生做了忠實的記錄而已。

　　　　這樣的好題材，讓我撞上了，真是幸運！巧的是，我兒時就讀的弟維小學，正是伊莎白的母親饒珍芳參與創辦的。生活埋下如此“伏筆”，讓我喜出望外。

　　　　思考如何“更進一步”

　　　　我沒想到，2023年早春，四川省綿陽市北川羌族自治縣石椅村，這座汶川地震災后重建村會一夜出名。它曾是土地貧瘠、交通閉塞、貧窮落后，又在大地震中損失相當慘重的山村，憑什么成為全國眾多自然村中的佼佼者？

　　　　從春花含苞到銀霜滿地，2023年，我7次入住石椅村，深入采訪。這個人均收入4萬元的水果之鄉，甜美的果實來自哪里？來自何國發力主辦教育，開種苔子茶；來自邵再貴率隊在懸崖上鑿出一條大巖路；來自一個個你追我趕的勤勞媳婦；來自一個個八九十歲還下地干活的老人；來自7位村干部“不閃火”（意為不松勁）地堅持抓生產，改善村民生活。石椅村抓住了“災后重建”和“脫貧攻堅”的機遇，村民們更有一種改變命運的“內驅動力”，成功是必然的。

　　　　品嘗了小山村甜蜜的枇杷，了解了當地人甜蜜的生活后，要寫一些甜蜜文章是不費力氣的。我沒有這樣做，生活，迫使我思考：怎樣避免落入淺薄的陷阱，讓觀察和寫作更進一步？

　　　　豐收之夜，何玉梅的一聲嘆息，提醒了我：災難，畢竟是災難，心靈深處的傷口是難以愈合的！在北川，還有幾百名失獨者，沒能走出陰影。也因此，才有了失獨者抱團取暖的“暖心家園”。因此，我不僅將石椅村的甜蜜水果寫進了書里，更講述了失獨者如何在“暖心家園”重建生活信心的故事。

　　　　90歲的老書記何國發、歌唱焦裕祿的秦德翠、嫁到石椅村的車春華、“暖心家園”的失獨者等，每一次見面都問我：“譚老師，你的書好久寫得完？”

　　　　2023年12月15日，我完成了《云朵上的石椅村》書稿，特地去了一趟“5·12”汶川特大地震紀念館。

　　　　紀念館是在北川中學遺址上修建的。這是大地震后，我多次燒香點燭，灑淚祭奠之地。我要告訴大地震的遇難者，特別是北川縣的遇難者：15年了，億萬中國人心上，思念的燭光，永不會熄滅。

　　　　這一本《云朵上的石椅村》，既是災區天翻地覆巨變的記錄，也是一座小山村的群英譜；既為了告慰遇難同胞的在天之靈，也是為小山村更美好的明天吹響號角。

　　　　那一刻，我擦干了淚水，深深鞠躬，向遇難者獻上白菊花。電子屏顯示，我是第3922503位獻花者。

　　　　“繁華的路上沒有靈芝草”

　　　　1986年5月，中國科幻小說銀河獎頒獎典禮在成都四川省科協簡樸的大會議室舉行。那時，中國科幻文學處于低潮期，被作家鮑昌稱之為“灰姑娘”。誰也沒料到，如今，“灰姑娘”已經旋舞到世界舞臺的聚光燈下。2023年，第81屆世界科幻大會在成都舉行，驚艷全球科幻界。

　　　　我一直自稱“業余寫作者”，是因為我的本職是《科幻世界》編輯。我認為，當一個好編輯，自己也要常練筆，至少懂得些寫作規律，能為作者出一些好點子。

　　　　回顧60年來的寫作，我的教訓是精力太過分散。由此想到我熟悉的阿來、劉慈欣兩位作家。他們“老僧入定”般“沉入山中”修煉多年，那文字的沉穩、大氣，情節安排的從容、睿智，哪有一點匆匆趕路的痕跡？真令人佩服。

　　　　翻看1987年出版的《孤獨的跟蹤人》一書，后記中我寫過一段話：“寫作，必須集中精力于一點。繁華的路上沒有靈芝草。”讀此，真令自己汗顏。好在，我能吃能睡，心態挺好，年輕人稱我“老頑童”。

　　　　2023年3月27日，我這老頑童不顧勸阻，在幾個年輕人陪伴下，冒著風雪，登上了海拔3666米的牛背山。山頂平臺上，聳立著一座中國科幻銀河獎永久裝置。那是中國三代科幻作家心血的結晶。我非去看看不可。

　　　　郭小川的詩寫道：“我知道，總有一天，我會衰老，老態龍鐘/但愿我的心，還像入伍時候那樣年輕。”我會依舊走在寫作的路上，尋找文學世界的“靈芝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