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國漢學家樸宰雨：我對魯迅“一見鐘情”

　　　　文/羊城晚報記者 吳小攀

　　《從韓國魯迅研究走向東亞魯迅學》書封。受訪者供圖

　　　　樸宰雨

　　　　1954年生于韓國忠清南道錦山，現任陜西師范大學人文科學高等研究院特聘研究員。韓國外大榮譽教授、中國教育部長江學者講座教授。國際魯迅研究會會長、世界漢學研究會（澳門）理事長、韓國世界華文文學學會會長，散文家，翻譯家。論著有《韓國魯迅研究論文集》《韓國魯迅研究精選集Ⅱ》《從韓中魯迅研究對話到東亞魯迅學》《史記漢書比較研究》《中國二十世紀韓人題材小說的通史性研究》等。

　　　　因緣際會，走上漢學研究之路

　　　　羊城晚報：您是怎么走上漢學研究道路的？

　　　　樸宰雨：走上正式的漢學研究之路，可以說是從我1979年9月留學臺灣大學開始。不過，我很早就和中國文學有緣了：讀小學四年級的時候開始學習漢字，讀初中的時候學習漢文故事、成語與簡單的文言文，也喜歡讀韓文版的臥龍生等中國武俠小說，讀高中的時候喜歡漢文課，閱讀了孔子、屈原、韓愈、蘇東坡等名家的文言散文和陶淵明、李白、杜甫等的漢詩。

　　　　經過考試，1973年3月我進入了國立首爾大學中文系。大二的時候，文理學院的學生學報《形成》請我寫有關魯迅的評論文章，那是我第一次聽到了魯迅這個名字。當時有關魯迅的資料在韓國很有限，因此訪問了發表過《魯迅文學的背景》的成均館大學河正玉教授，教授說了很多鼓勵的話，讓我受到不少啟發，最后得以寫成《魯迅的文學與思想》一文，算是習作，但也成了后來改變我命運的種子。

　　　　到了寫本科畢業論文的時候，在恩師李炳漢教授研究室里發現丸山昇先生的日文版《魯迅——其文學與革命》一書，讓我非常高興，于是馬上借來拜讀。在金時俊教授的指導下終于寫完了近四萬字的本科畢業論文《魯迅的時代體驗和文學意識》，后來壓縮為一萬多字，登載于1980年3月出版的《文學東亞》創刊號里，這對我的鼓舞是相當大的。畢業一年多后，我就選擇了繼續從事學問研究這一條路，心理上的依據就是魯迅。

　　　　羊城晚報：在這過程中，有沒有遇到什么困難？

　　　　樸宰雨：當時韓中之間沒有建交，因此1979年9月我前往中國臺灣留學。不過，當時臺灣的大學中文系一般不允許研究魯迅與中國大陸的文學，只能研究古典文學或者語言學，所以令我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都很苦惱。魯迅在中國古典文學里對司馬遷的《史記》評價很高，稱之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所以我在指導教授葉慶炳先生的鼓勵之下，決定開始研究司馬遷的《史記》文學，我下了十年工夫，中文水平也提高了不少。

　　　　之前，在韓國策劃并初譯的丸山異先生的書，后來得到一位教授的審校，于1982年年底在韓國“日月書閣”出版社出版，這算是韓國出版的第一部魯迅傳記。1990年6月博士答辯通過之后，我回歸到了魯迅與中國現當代文學的研究。

　　　　羊城晚報：有哪些人對您影響比較大？

　　　　樸宰雨：談起對我有影響的思想家與學者作家，在韓國和中國臺灣為數不少。在中國大陸的很多國際學術交流活動中，我認識了嚴家炎、錢理群、王富仁、陳思和、楊義、韓兆琦、孫郁、李繼凱等諸多學者，跟他們交流過程當中學習了不少；后來也和其他著名作家學者多有交流，包括丸山昇、金庸、劉再復、梁秉鈞、潘耀明、黃春明、王潤華、王德威、夏志清、顧彬、高利克、羅多弼、藤井省三等，頗受啟發。

　　　　亦師亦友，數十年傾心魯迅研究

　　　　羊城晚報：魯迅研究在您的漢學研究中占有怎樣的位置？

　　　　樸宰雨：我的漢學研究大致可分為六個領域：《史記》《漢書》文學研究；魯迅研究、東亞魯迅學研究；中國現當代作家作品研究與韓國接受中國現當代文學歷史的研究；中國二十世紀文學中韓人形象作品的發掘與研究；中國現當代文學作品的韓譯及其研究；韓華文學與世華文學研究，并創作不少華文散文。研究領域雖然多，但魯迅研究在我的漢學研究領域中占有主導的地位。我以樸樹人作筆名，書齋的名字為“樹人齋”，故鄉錦山的皇風書庫的名字也取名為“樹人書庫”。

　　　　羊城晚報：為什么這么熱愛魯迅？

　　　　樸宰雨：一言難盡。我對魯迅是一見鐘情的。我也說過，著眼于社會批判思考，選擇中國文學研究之路以后，魯迅就是我靈魂深處超越時空時常請教學習的老師，反思自己時的標準嚴厲的前輩先行者，也是孤獨時分擔苦悶的朋友。

　　　　羊城晚報：從您個人的角度來說，一開始和現在比較，對于魯迅的認識有什么變化？

　　　　樸宰雨：經過幾十年漫長歲月，不但我個人經歷有某些變化，中國社會也有很大變化，韓國社會也有不少變革。生活在韓國、擔任韓中文化交流使者的我，對魯迅的認識的變化，從某種角度看，是自然而然的。

　　　　在韓國軍部獨裁下讀大學的時候，我主要想引進“精神界的戰士”魯迅，加強對韓國社會現實的批判，這個時期對魯迅的認識主要是能寫寸鐵殺人的文章的“有靈魂的批判知識分子”的魯迅。留學中國臺灣，我發現魯迅在中國臺灣是“被禁”的，進入1980年代初期，在大學附近地攤里，可以買到《吶喊》《彷徨》等小說集與《中國小說史略》《漢文學史綱要》等學術著作，這個時期我眼中的魯迅是以獨到的眼光研究中國古典文學與小說的“古典學者”魯迅。1980年代中期，我重新回到韓國，當了大學老師，一面通過《阿Q正傳》教學生理解“阿Q精神”的內涵，讓他們理解魯迅等先覺者如何對中國國民性進行反思，一面通過李泳禧先生對魯迅的感悟，讓大家理解如何“引進”魯迅，這個時期對魯迅的認識是作為“反法西斯斗士”的魯迅、“革命”的魯迅。到了21世紀，韓國進入文化消費主義社會，有些國際魯迅學者引發“21世紀魯迅需不需要讀下去”的爭議。后來《魯迅全集》韓文版出版，《魯迅研究名家精選集》（10部）韓文版問世，象征著“人文魯迅”時代的開始。

　　　　從韓國的人文學角度看，為真正了解現當代中國社會，應該從閱讀魯迅開始，才能抓到本質與核心。韓國人文學者們也開始從人文學的角度重新解釋魯迅，重新接受魯迅。

　　　　“擴大深入”，魯迅仍未過時

　　　　羊城晚報：時間過去這么多年了，您認為魯迅過時了嗎？

　　　　樸宰雨：有人說，魯迅活動的年代離現在有一百年的距離，很多觀點已經不合時宜，過時了。那么，我想問，韓國出版《魯迅全集》與《中國魯迅研究名家精選集》，日本早就擁有日文版《魯迅全集》，加上陸續出版的選譯本，包括德國又出版德文版《魯迅選集》，這怎么解釋？這起碼意味著魯迅已經成為“經典”。在人類歷史上，“經典”是不會過時的，過一百年，一千年，都能擁有某種超世代性與超地區性，換句話說，它能保有某種當代性與普世性。

　　　　羊城晚報：魯迅對于今天的世界來說還有什么意義（價值）？

　　　　樸宰雨：王富仁曾經高喊“中國需要魯迅”，孫郁也來到韓國、日本與韓日魯迅專家、熱愛者進行交流。日本的竹內好也曾經引進魯迅來當作反思日本近現代歷史文化而追求現代性的資源，韓國李泳禧更是認為“魯迅的思想，即使現在也是毫無變化而繼續燃燒的火”。

　　　　我也曾經提到過，魯迅作為東亞知識分子的共同語言的價值和作為東亞智慧的新橋梁的意義。“我們相信魯迅的思想鋒芒可以應對市場經濟的負面影響，可以應對排他民族主義的膨脹，可以應對新自由主義或者全面市場主義霸權的非人性、人的疏離、不重視人權、兩極分化、侵略戰爭的反人類性、無反思、無批判性等。這應該是今后世界性魯迅價值的主要發掘方向，也是魯迅精神的社會實踐的積極方向。”

　　　　羊城晚報：目前韓國的魯迅研究有什么樣的特色、變化？

　　　　樸宰雨：進入21世紀以來，韓國社會對魯迅的敏感度大大地削減，20世紀所見到的那種以引進魯迅來應對時代命題的熱情大大降低，所以我在說明韓國21世紀魯迅學的特點時，取名為“平淡的擴大深化期”，意思是一般的社會關注“平淡”起來，不過學術界的研究還是在“擴大深入”。但2010年以后，韓國人文生活里又有了些魯迅熱。

　　　　羊城晚報：新媒體時代，韓國是不是也有短視頻影像流行而越來越少人選擇文字閱讀的傾向？

　　　　樸宰雨：確實有這個問題。韓國有思想的知識分子對此有焦慮感。不過，相信通過短視頻，也可以找到對作家與文學作品提高影響力的方法。比如，在韓國新媒體上，如果打入韓語“(魯迅）”找視頻，就可以找到以“魯迅”“狂人日記”“阿Q正傳”“故鄉”“精神勝利法”等為題的短視頻好幾十篇。

　　　　羊城晚報：您現在有什么正在著手的寫作計劃？

　　　　樸宰雨：作為論文集《潘耀明文學事業研究》與散文集《潘耀明與我》的主編，二者的工作已完成，今年上半年將在香港出版。我已經有些年紀了，因此準備把以前發表過而尚未成書的許多論文或者采訪稿結集成為兩部學術論文集與對話集出版，一部是研究中國現當代韓人題材作品研究的論文的結集，另一部估計是許多學者與媒體對我的采訪的結集。

　　　　如果可以，作為“老外”，還希望多寫一些華文散文，結集成為“雨在飄（“樸宰雨”的諧音倒讀）華文散文集”，和中國的文學讀者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