譜寫鄉村振興故事——讀《鄉村振興與可持續發展之路》

　　《鄉村振興與可持續發展之路》 劉文奎 著 商務印書館

　　　　【讀書者說】

　　　　在20世紀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的歷史進程中，“鄉土中國”的改造重生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基礎性問題。早在革命戰爭年代，中國共產黨就在農村開展了一系列改造農民思想、重塑社會結構的革命性實踐。新中國成立后，經過土地改革和農業合作化，傳統鄉土社會逐漸納入計劃發展的國家軌道。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伴隨著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廣泛推行和市場經濟的成長繁榮，農村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當前，推動農村產業發展興旺從而使農民過上富裕生活，成為推進鄉村振興的嶄新課題。為此，重新思考來自鄉村實踐的鮮活經驗，應該說不無裨益。

　　　　中國扶貧基金會（現更名為中國鄉村發展基金會）副理事長兼秘書長劉文奎的《鄉村振興與可持續發展之路》一書，就是這樣一個生動具體的經驗文本。從2000年開始，作者和扶貧基金會的同事嘗試探索一條通過項目援助，來實現貧困鄉村振興和可持續發展的道路。在探索的過程中，他們雖有碰壁，但最終成功走出了一條鄉村發展的希望之路。該著是作者20年來在基金會所經歷的典型鄉村項目實踐，以及鄉村發展思考的記錄。通過這些記述可以發現，是市場、合作和農民習慣這三個因素的良性互動，生成了鄉村振興的故事。

　　　　一

　　　　劉文奎記述的所有實踐故事，都提出了市場機制的命題。大涼山項目帶給他的一個重要反思就是，要培育村莊的市場參與能力，而不是單純依靠外部資源來堵住“貧困漏斗”。打造旅游度假精品的百美村宿項目和推行網絡銷售的善品公社項目，引入了市場主體與村莊合作，自然也離不開網絡時代的市場發展機制。事實上，只有與市場對接，鄉村發展項目才能走向成功。至于民樂村和甘達村的項目，則是在市場機制之外，鮮明地提出了農民合作發展的問題。這說明，合作理念能否真正推行，也是事關鄉村建設成功與否的基本問題。

　　　　回顧鄉村建設的百年歷史，早在20世紀20年代，市場與合作并行的理念就已萌芽并被付諸實踐。鄉村建設派的晏陽初設想通過培訓農民組織信用合作社來解決他們的貧困問題，其實質就是推動農民利用市場機制謀生。不過，他的實踐沒能創造出鄉村發展的內在動力，因而并未紓解農民的貧困問題。到了改革開放初期的1980年代，鄉鎮企業異軍突起，農村面貌日新月異，在此之中市場和合作機制發揮了關鍵作用。近20年來，農村新型合作社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大潮中茁壯成長，有力呼應了這一理論思考。

　　　　在劉文奎重點講述的民樂村故事中，農民習慣是非常突出的議題，其與市場和合作理念的碰撞與交融，值得認真分析。一開始，民樂村村民對于基金會成立合作社的計劃表示反對。原因之一是，這讓他們聯想起大集體時代，以及1980年代村里一家集體養雞場經營失敗的經歷。顯然，村民基于自身歷史經驗產生了某種特定習慣。為了轉變村民的觀念，基金會工作人員通過入戶訪談調研、召開村民座談會等方式，向他們宣講農村社區發展項目的思路和理念。不過，這些做法的效果并不顯著。之后基金會又組織村民代表外出參觀學習，實地了解農村股份合作經營模式及其成效。有了成功案例的激勵，基金會趁熱打鐵組織村民就發展合作社進行討論和培訓。村民的觀念開始發生轉變，一些新習慣逐漸產生，合作社最終建立起來。在此過程中，不難發現農民舊習慣與同時出現的市場與合作理念的張力，以及為化解張力習慣所發生的改變。

　　　　市場和合作機制的正常運作還呼喚其他方面的新習慣，這對村民來說又是一個挑戰。民樂村合作社的產業項目，包括規模化引進的食用菌種植和獺兔養殖項目，后來皆以失敗告終。這里面固然有項目合伙人的局限和基金會操之過急的緣故，但村民觀念轉變的不完全也是重要原因。在菌廠項目實施過程中，村民的一些舊習慣，比如被廠子租用了土地的村民強行要求廠方聘用自己、不顧合同約定提出不合理的提高租金要求，都曾給項目的維持和發展帶來困難。這說明，舊習慣如果沒有改造為履約新習慣，就會對市場和合作機制產生沖擊。

　　　　二

　　　　面對困境，扶貧基金會沒有喪失對于鄉村振興和可持續發展的信心，依然堅持以市場為導向，以合作為基礎的思考方向。再加上村莊帶頭人的作用，這種堅持在甘達村的實踐中結出碩果。

　　　　在運作初期，該村合作社就通過運輸隊項目獲得了可觀的收益；隨之合作社搶抓機遇，申請客運線路經營，試圖實現運輸隊的轉型；接下來又開始嘗試做大宗批發生意，最終取得了較好的成效。在發展過程中，由村莊帶頭人擔任理事長的合作社，基于良好的治理機制和妥善的管理，不斷累積能量，投資開發具有市場潛力的項目。雖然收益可觀，但合作社沒有短視地把收益全部分掉，而是始終保留一部分用于新項目的儲備資金。而理事會的成功換屆，則說明合作社的接續發展有了制度保障。顯然，合作社已經走上可持續發展的道路。它的健康成長，帶動了整個村莊的經濟發展。村民收入增加了，對未來也更有信心。

　　　　在甘達村的故事里，帶頭人實際上成為市場和合作機制與農民習慣之間形成良好互動的關鍵中介：帶頭人開展工作的基礎是農民的信任，這是熟人社會里農民的一種舊習慣；身負農民期望的帶頭人會把壓力轉化為奮力開拓市場、強化團結合作的動力；為實現盈利發展，帶頭人就必須遏制和改變農民的某些舊習慣，引導他們產生接納市場和合作機制、穩固確立維持兩者正常運作發展所要求的新習慣，而農民出于信任往往對此予以配合。由此不難發現，在市場和合作機制被堅持下來的同時，農民習慣的內涵也得到了揚棄充實，這反過來又能推動前兩者的健全和完善。三種要素的良性互動和反饋，開辟出鄉村振興和可持續發展的廣闊前景。

　　　　因此我們看到，基金會將甘達村項目的成功經驗應用到其他鄉村，就收到了良好的效果。根據不同鄉村的資源條件，基金會推出了百美村宿項目和善品公社項目。前者利用鄉村的建筑與文化資源打造旅游度假精品，吸引城里人到農村來體驗山水風光和鄉村文化；后者則是組織農民生產高質量的農產品，再通過網絡平臺與消費者建立聯系，從而把鄉村物產送到城市。兩個項目在許多村莊落地，都獲得了較好的成效。

　　　　劉文奎的一系列記述，給我們揭示了鄉村發展中的三個關鍵因素——市場、合作和農民習慣及其互動關系。進而告訴我們，只要三者良性互動，就能創造并維持鄉村發展的內在動力，從而生成鄉村振興的動人故事。因此，有理由相信，鄉村振興及可持續發展之路，會越走越寬，農民生活也會更加富裕美好。

　　　　（作者：孟強偉，系福建省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福建師范大學社會歷史學院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