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城市書店，搭乘一班回鄉的列車

　　■文匯報實習生 孫彥揚 記者 許旸

　　書店與閱讀，在人們回歸精神鄉的時候，同時提供了一種物理歸鄉的愉悅感。著名作家格非坐在思南書局的露臺上，他感嘆：“這樣的空間讓我著迷，城市書店成為人們身心自得舒適的場域，正所謂‘此心安處是吾鄉’。”

　　今年是巴金先生誕辰120周年，“巴金書房”在徐家匯書院昨天揭幕，邀請讀者在這個空間親近文學、共讀經典，閱讀巴金作品，感受巴金精神。（主辦方供圖）

　　城市不僅僅有地標建筑和人造景觀，還應該有書店空間，不斷呼應著市民的精神脈搏。這個周末，格非與作家、華東師范大學教授毛尖相約共聚思南書局，這兩位“榮譽店長”為讀者薦上好書，并與記者聊聊書店與閱讀。

　　在城市書店感到愉悅自在，這里是年輕人的新故鄉

　　思南書局的不同角落都充滿閱讀空間，兩位“店長”順著樓梯向上，經過層疊書架，走進書局中頗具“包圍感”的“兩人讀書處”，一路贊嘆——小小的一個通道進去，里面兩邊是閉合的，一個密閉式的空間，沒有人打擾，“是讀書的好地方”。有人想“躲”進去讀書的話，甚至可以讀上一整天。

　　談及心目中的理想書店，兩人不約而同地指向“思鄉”之義，以此尋回屬于自己的文學時間。用格非的話說，最喜歡的書店類似“家庭式”的老房子，“在這種提供多樣私密閱讀空間的書店，你能真正感到與書共處一室，那么親切舒適，找到一個小房間讀上一個半天甚至一個整天，那感覺多好”。格非告訴記者，連他工作的書房都不大，這樣最舒服。而毛尖將回憶中的列車可視化，暢想“綠皮火車式”書店的誕生。“這么多年來，我最懷念以前從老家寧波到上海的綠皮火車，漫長的八九個小時中我能讀兩三本書，窗外的風景與記憶中的書構成最立體的互動關系，希望有一種‘流動的書店’，人們自由上下車，通過書籍能與更遠方的人事發生關系。”

　　城市書店本身代表著一種更為當代的自處方式與人際交往方式。在此前思南文學之家《登春臺》讀書會上，當毛尖向格非拋出一個頗為“時髦”的問題“你是E人還是I人”時，格非答道：“社會性是當代社會中人的性格變化的重要因素，我算是比較平衡的一個人，有社會交往的需求，但也偏愛孤獨。不光是我，所有當代人都一樣，我們總是處在這兩種狀態當中。”而城市書店也巧妙地平衡了私密房間與公共客廳間的關系。對此，格非認為，書店為互為陌生的愛書之人提供親密的空間，但這樣的空間又尊重私密，能夠消解巨大人海中的恐慌，“這里舒適自在，尤其是在年輕人普遍‘漂泊’在城市的當下，城市書店可能是更寬泛意義上的‘家’，是一處歇息的好地方”。

　　讀書最重要是樂趣，像偵探一樣快樂

　　讀書最重要是樂趣。何為閱讀之趣？大抵與一種按捺不住的沖動有關，正如格非分享其種花經歷時所說，“我有一個60平方米的院子，種花很累，有時候發誓再也不種花，但是春天一來，你還是會按捺不住，還是會有一院子的花”。

　　“我的書桌上堆滿了書，有大部分是我想讀、但是一直沒有抽出很多時間來讀的，或者原來粗粗讀過一遍、但還是很希望重讀的。重讀在我的閱讀習慣當中占有很大比重。”當一份工作結束后，格非期待一段集中的閱讀時光，難讀之書也樂趣重重，“一般早晨起來吃完早飯，然后我就開始讀書，一直讀到下午兩三點，這樣的話大概有個五六個小時，這樣就比較愉快”。

　　在思南書局，格非和毛尖分別以各自的讀書之趣，分涉當代世界與中國，以“進行時”的態度向讀者推薦了《致俄耳甫斯的十四行詩》《艾拉醫生的神奇療法》《荷爾德林傳》以及《登春臺》《千里江山圖》《重述中國》。然而他們也提醒讀者，各種文化機構的“推薦書單”如洪流般洶涌，但到底還應該取決于讀書人自身。“讀一本喜歡的書，這本書里會提到其他書，我的習慣是把它記下來，時間一長你會記下很多書，從這里面篩選一部分，就可以上你的書架了。”格非認為，每個讀書人都應擁有自己的讀書“綱目”。

　　人為何需要閱讀？格非認為，或許因為人有解釋與反思自身存在的本能，由此需要閱讀。“流行的觀念會制造孤獨，也會吞噬孤獨。但在閱讀的汪洋大海中，你并不會孤單，哪怕觀點卑微偏激，也總有人支持，因此，閱讀成為解釋生存與生命的寶貴視角。”

　　毛尖形容讀書的樂趣在于發現閃光的東西，“像偵探一樣快樂”。在她看來，閱讀不再是某種單一的方式，而是作為一種更寬泛包容的生活方式與當代人共存。在耐心成為稀缺物的當下，“影像閱讀”也是一種閱讀方式；而讓年輕人回歸紙質閱讀，讀書會也不失為好辦法。“希望閱讀重新變為一種公共行為，就像讀書會上，書在讀者手中流傳，觀點也不斷被探討，此時閱讀也能重新‘曬曬太陽’，變為一個充滿思維碰撞的廣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