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期刊繁榮文學創作的前提和路徑

　　原標題：文學期刊繁榮文學創作的前提和路徑

　　作者：楊丹（河南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

　　在當下時代語境中提出文學期刊如何繁榮文學創作的問題，必然是二者良好的互動關系出現一定的障礙，或者是需要找到更好黏合二者關系的路徑和方法。這涉及多方面因素，其中文學期刊如何繼承和發揚與文學創作形成的互動傳統、如何選擇自身的文化思想資源，以及如何順應數字媒介變革趨勢是解決問題的關鍵。

　　《人民文學》《收獲》《花城》等一批文學雜志以優質作品繁榮當代文學創作。 資料圖片

　　文學期刊繁榮文學創作的歷史傳統

　　清末民初，隨著現代印刷業的發展，文學期刊開始大規模涌現。《新小說》《繡像小說》《小說林》《世界繁華報》等文學期刊都是在此時創辦和壯大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老殘游記》《孽海花》《官場現形記》等經典作品也是在這些期刊上連載。甚至可以說，清末民初主流文學思潮的發生和發展，都與文學期刊密不可分。

　　及至“五四”時期，《新青年》《小說月報》等文學期刊更是成為推動“五四”新文學發展的中堅力量。魯迅的《狂人日記》被譽為中國新文學史上第一篇現代白話小說，它的誕生與《新青年》雜志的辦刊理念休戚相關。“五四”多種文學思潮的興起、各種文學社團的創立和眾多經典作家作品產生背后，都佇立著某個或多個文學期刊的身影。進入全面抗戰時期，文學期刊仍然引領和規范著文學創作方向。《文藝雜志》《北方雜志》《群眾文藝》等文學刊物圍繞民族救亡主題，推進文學的大眾化和民族化。這種理路和邏輯一直延續到20世紀五六十年代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創作方法的形成，與《人民文學》《北京文藝》《延河》等雜志的策劃不無關系。20世紀80年代，文學期刊深度參與文學創作體現得尤為明顯，比如《收獲》雜志策劃了“先鋒文學”，《鐘山》雜志發起了“新寫實文學”，《上海文學》和《西湖》雜志推出了“尋根文學”等。當代主要文學思潮的發生和發展，都離不開文學期刊的推動。

　　在某種程度上，一部新文學發展史，就是一部文學期刊發展史，二者根脈相連、同生共存。之所以形成這種關系，是因為文學期刊是文學作品發表和傳播的重要載體，是發現和培養作家的園地，是推動文學經典化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同時，文學期刊的生產機制始終與國家民族發展、歷史時代訴求、社會共識問題保持高度一致。唯有如此，文學期刊與文學創作才能形成良性互動。這是經過長期歷史實踐和反復檢驗得出的結論。

　　1915年9月15日，陳獨秀發表《新青年》創刊詞《敬告青年》，指出現代中國應是“自主的而非奴隸的”“進步的而非保守的”“進取的而非退隱的”“世界的而非鎖國的”“實利的而非虛文的”“科學的而非想象的”。《新青年》的辦刊宗旨就是推動中國傳統社會的現代轉型，掀起中國思想解放運動。這種辦刊理念和邏輯使其成為啟蒙文學的中心陣地。一批啟蒙作家作品也經由雜志的推介，確立其文學史經典地位。以此為起點，文學期刊緊貼國家現代化發展脈搏，及時回應時代對文學期刊提出的要求，真誠關切人民遇到的現實難題。

　　本質意義上，文學期刊和文學創作共同回答“中國如何現代”“現代中國如何可能”這一總體性問題，將二者打造成難以割舍的命運共同體。這是文學期刊保持強勁生命力的根基，也是繁榮文學創作始終不變的歷史傳統。繼承和發揚這種優良傳統，對當下文學期刊建構與文學創作之間的良性關系至關重要。欣喜的是，當前一批文學期刊策劃和參與了“非虛構寫作”“新時代山鄉巨變創作計劃”“新鄉土敘事”等，并推出一系列優秀作品。

　　文學期刊繁榮文學創作的文化選擇

　　文學期刊是文化生產和傳播的重要載體。或者說，文學期刊本身就是一種文化。從中國現代文化發展史來看，啟蒙文化、民族文化、大眾文化、現代主義、后現代主義等主要文化思潮的發生和發展，都與文學期刊有直接關系。尤為重要的是，文學期刊慣常通過組織文學社團和建構文學流派的方式，掀起某種文化風潮。每個文學社團和流派都有自己專屬的文學期刊。同時，這些期刊在刊發本社團和流派的文學作品過程中，不斷強化自身獨特的文化屬性，也因此形成特定的文化選擇。

　　具體而言，文學期刊在支持文學社團和流派發展過程中，需要仔細分析和辨識某一文學社群能夠聚合在一起的共識性文化因素，包括文化背景、文化理念、文化取向和文化訴求等基本內容，并據此制定期刊宗旨、作品篩選標準、刊發流程和傳播策略等。文學期刊還負責協調文學社群成員之間的文學分歧，組織不同文學社群之間的文學交往，主動設計一些文學論爭話題。從這個意義上說，文學期刊的工作不是刊發作品那么簡單，而是同時進行文化選擇工作。比如，文學期刊需要對文學社團和流派接受的中外文化進行重新辨識。這些文化如何調試才能適應中國語境和有效解決中國的問題，如何借鑒才能真正成為中國文學創作的思想文化資源，如何利用才能真正轉化為審美創新動力？一個文學社團和流派的文化特征，是經過文學期刊對上述問題的反復斟酌后形成和呈現的。

　　更為重要的是，文學期刊圍繞繁榮和發展社會主義先進文化選擇文學話題、策劃寫作計劃和發起文學思潮等。這是文學期刊推進文學創作必須堅守的重要原則，在此基礎上深入闡明文學“為誰寫”“寫什么”和“怎么寫”的問題。一批文學刊物不斷探索符合中國語境的社會主義文化形態、文化結構和文化秩序，并形成相對成熟的社會主義文化經驗。這充分表明文學期刊的文化選擇對文學創作確立正確的文化方向至關重要，也是能否產生文學經典的一個關鍵因素。而不同文化互鑒共存是文學期刊文化選擇不變的邏輯。文學期刊雖然對不同題材、類型和風格的文學作品有所側重卻也兼容并蓄，提倡不同文化間的相互對話和互融，唯有這樣才能培養出偉大的作家和優秀的作品。如《延河》推出柳青的《創業史》、《花城》刊發路遙的《平凡的世界》、《當代》青睞陳忠實的《白鹿原》、《北京文學》發現劉震云的《單位》等，都是文學期刊多元文化選擇的結果。

　　文學期刊繁榮文學創作的媒介變革

　　現代印刷術的進步推動了紙質文學期刊的發展，從根本上改變了文學傳播的路徑和速率。文學市場因此得以急速擴張，中國新文學也乘勢興起。這充分說明文學期刊作為文學傳播的重要媒介，要積極順應傳媒技術的變革，主動尋求更為有效的方式傳播優秀文學作品。當下，數字技術打造出全新的傳播媒介，展現出更為強勁的傳播力。因此，紙質文學期刊有必要主動謀劃數字轉型之路，拓展文學作品的受眾群體和提升文學影響力。

　　很多文學期刊已經走在數字轉型的前列，嘗試與新媒體深入融合，不僅開通了官方網站，還在微信、微博和短視頻平臺注冊了官方賬號，組建起立體化的閱讀和傳播網絡，收獲一批新的受眾群體。同時，這種數字轉型建立了全新數字閱讀體系，受眾不再局限于單純的文字閱讀，而是加入音樂、動畫和影像等多媒體因素。這使文學作品從單一紙質文本轉變為數字超文本，改變了文學存在樣態。因此，作家必須對既有寫作經驗和模式進行變革。

　　部分文學期刊利用新媒體開設創作談、訪談、文學課等特色欄目，強化作家與讀者的互動，衍生出很多新內容，文學創作的現場感和鮮活度得以提升。很多讀者針對文學作品在線發表的批評很見功底，對作家創作和期刊選用作品頗有啟發。這使整個文學生產鏈條的邊界和形態都發生了改變。

　　網絡直播打造了文學期刊傳播的全新生態。這種場景和態勢，對傳統紙質期刊的存在方式和傳播模式構成一定的挑戰。這已經成為一種共識性發展趨勢。一些知名作家通過網絡直播，擴大自身文學創作的影響力。這說明文學期刊通過聯姻新媒體來繁榮文學創作是一條行之有效的路徑。

　　文學期刊的數字化轉向也為發現和培養青年新人提供新的契機。他們的文學觀念、審美認知與數字文化保持千絲萬縷的聯系。其中很多作家最初都是在文學網站上發表作品，被發現和認同也是在新媒體平臺上，走向公眾視野更是離不開眾多網絡用戶的推舉。文學期刊的數字轉向不僅是傳播載體的數字化，更是整個文學期刊生產機制的數字化。期刊在策劃選題、制定寫作計劃、培養青年新人等方面和環節上，都要秉持數字化思維。文學期刊的關注視野應適當調整到散落在文學網站和新媒體中的青年寫作者身上。

　　整體而言，文學期刊既需要從自身與文學創作的關系史中繼承優秀的歷史傳統，也需要從自身與文學社團和文學流派的互動史中汲取優秀經驗，還需要主動適應數字技術發展，實現數字化轉型。這是文學期刊繁榮文學創作的重要前提和現實路徑。

　　《光明日報》（2024年07月17日 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