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榮新江尋找敦煌的吉光片羽

　　原標題：隨榮新江尋找敦煌的吉光片羽

　　敦煌寫卷剛剛從藏經洞中拿出的樣子 圖片選自《滿世界尋找敦煌》

　　美國普林斯頓大學葛斯德圖書館藏經義策問卷之一 圖片選自《滿世界尋找敦煌》

　　中國國家博物館藏“素文珍藏”卷軸 圖片選自《滿世界尋找敦煌》

　　日前，在中華書局推出的《滿世界尋找敦煌》一書中，作者榮新江這樣寫道：“只要查到和敦煌相關的信息，我就去找，就這樣一站一站地跑。”從倫敦到巴黎，從哥本哈根到圣彼得堡……40年來，榮新江一路追尋敦煌文獻的吉光片羽，為的是尋找敦煌寶藏，尋找中華民族之魂。

　　大家熟悉的敦煌，是一座位于中國甘肅省西部的城市。作為一個有著兩千多年歷史的邊郡，敦煌一直沉默著。遠征的軍隊在這里集合，喧鬧的情形僅僅是歷史的敘述。只是到了近代，因為在這里發現了藏經洞，國際列強紛紛前往，一車車中國珍寶和古代文獻被盜運到西方。一時之間，敦煌忽然舉世聞名。

　　北京大學博雅講席教授榮新江新近推出了《滿世界尋找敦煌》（以下簡稱《尋找敦煌》）一書。讀者不禁要問，敦煌就在那里，自西漢設郡以來從未搬離，為什么要滿世界去尋找呢？

　　原來，榮教授筆下的此敦煌不是彼敦煌，而是敦煌出土的文物，包括古代紙本文書、壁畫、雕塑等，并不是地理上的敦煌。那么，為什么不直接寫作“敦煌文物”，非要使用“敦煌”呢？

　　眾所周知，敦煌文物的流散，是近代中國痛苦歷程中的一部分。敦煌文物屬于敦煌，這是歷史，是法理，是理想，卻不是現實。

　　英藏敦煌文獻、法藏敦煌文獻、俄藏敦煌文獻……丟失的“敦煌”，鋪滿世界。甚至在世界某個意想不到的角落，也會藏著幾件敦煌文物，抽泣著縮成一團。

　　《尋找敦煌》一書的開篇，是一張打開的世界地圖，國界并不分明，城市的名字卻突兀地聳立著。那便是現在所知“敦煌”的世界分布。當然，敦煌等地的文物在中國也有分布，那也是敦煌丟失過程中的一種證明，性質雖然不同，歷史背景卻是同一個。除中國外，“敦煌”的世界分布基本上都是發達國度，歐洲多國、美國以及日本，這些國家恰恰正是當年世界殖民主義的主力。

　　《尋找敦煌》一書的主人公是北京大學的榮新江教授，滿世界尋找“敦煌”的就是他。而他的足跡，正是該書展開的線索。

　　1985年春天，榮新江從荷蘭萊頓出發，首站選擇英國。此后40年間，榮新江未曾間斷地在歐洲、亞洲和美洲尋找敦煌。所到之處為什么會成為他尋找敦煌的目的地，讀罷《尋找敦煌》，便可一目了然。

　　這里所說的敦煌，并非只有敦煌，吐魯番、庫車、和田等地，凡是文物薈萃之地，都曾是列強的狩獵目標，如今則成了榮新江尋找的中國“親人”。

　　面對已經流散出去的文物，應該怎么辦？相對于流散到歐洲的敦煌文書被深鎖密室的情形，中國敦煌文書的目錄一直在編輯。1931年，陳垣先生主編的《敦煌劫余錄》完成，這是中國敦煌學發展史上的標志性著作。如今，《尋找敦煌》的第十一章內容涉及中國各地的敦煌，標題為《敦煌“劫余”錄：中國各地藏品拾珍》，延續著相同的情感和表達。

　　《敦煌劫余錄》的序言由陳寅恪撰寫，在“或曰，敦煌者，吾國學術之傷心史也”的觀點之外，陳寅恪表達了另外兩層含義。其一，中國現存的敦煌卷子中，仍有一些極具學術價值，如摩尼教經、姓氏錄等。其二，如何“內可以不負此歷劫僅存之國寶，外有以襄進世界之學術于將來”，這才是他更關心的問題。陳寅恪意識到，只有推進世界學術的進步，才對得起這些流散的國寶。

　　陳寅恪的序言，開篇即指出“敦煌學者，今日世界學術之新潮流也。自發見以來，二十余年間，東起日本，西迄法英，諸國學人，各就其治學范圍，先后咸有貢獻。吾國學者，其撰述得列于世界敦煌學著作之林者，僅三數人而已”。陳寅恪強調中國學人應該預流，推進世界學術的進步。

　　滿懷傷痛，更希望醫治傷痛。從20世紀20年代開始，很多中國學者踏上歐洲之路，為的就是抄寫一些敦煌卷子，王重民、向達、姜亮夫等學者，都成為中國早期敦煌學篳路藍縷的行進者。然而，在戰亂頻仍的中國和并不太平的世界，中國的敦煌之痛，始終無法排解。新中國成立不久的1951年4月，北京故宮午門城樓上舉辦敦煌文物展覽，為了配合抗美援朝，揭露的是帝國主義的文化侵略，敦煌依然在流血。

　　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一則流傳甚廣的傳說影響巨大。一位日本教授在中國的大學舉辦講座時說：敦煌在中國，而敦煌學在日本。雖然后來有許多人站出來辟謠，但深深刺痛中國學界的影響已然發生。1983年，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宣布成立，季羨林先生被推選為首屆會長。之后，中國敦煌學在中國大地風起云涌地推動起來。

　　國寶被劫掠，傷心理所當然，但要從根本上醫治這種傷痛，只能在研究領域迎頭趕上，否則感受到的就不僅僅是丟失之痛。所以，積極的學術研究，才是醫治敦煌之痛的正解。

　　1984年，榮新江作為北京大學的研究生到荷蘭萊頓大學留學，導師是著名的許理和。1985年，因為沒有超過25歲，在歐洲有資格使用學生票乘坐火車，榮新江尋找敦煌的旅行正式啟動。

　　在北大求學期間，榮新江就深知尋找敦煌的意義，加上早就養成的寫日記習慣，使得諸多的旅行細節為《尋找敦煌》增添了極大的趣味性。稍需強調的，這是一部學術旅行書，學術信息、學術思考才是重點。更為準確地說，應該稱其為一個人的敦煌學術史。不管是中國還是世界，榮新江當年的尋找，已然是敦煌學歷史中重要的一環，不僅開發了敦煌文書的研究，也開啟了中國與世界的敦煌對話。

　　榮新江曾經出版過一部《從學與追念——榮新江師友雜記》，從中不難看出饒宗頤、季羨林等老一輩學者對他學術人生的重要影響，其中也寫到英國的貝利教授。而榮新江與貝利的見面，在《尋找敦煌》中有更詳細的描述。因為要做于闐歷史研究的課題，面見貝利教授意義重大。僅僅從貝利家里帶走兩大口袋資料，就連季羨林先生也要羨慕了。

　　改革開放后，中國在學術研究上開始步入正軌。中國不僅僅要在科技與經濟上趕超西方，在人文學術研究方面同樣存在迫切性。如今，讀者可以從《尋找敦煌》一書中看到中國學者在敦煌學研究方面所做的努力，也能看到更多具體的幫助者，有的可能并不是大學者，但在榮新江的學術人生中，曾經扮演過不可或缺的角色。讀《尋找敦煌》，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榮新江個人的學術成長歷程。

　　尋找敦煌文書，最具體的是尋找敦煌歸義軍和于闐史的資料，進而擴大到整個敦煌和西域文物。敦煌的世界分布，并不存在一個總體目錄，根本無法按圖索驥。

　　然而，榮新江尋找敦煌，持有一種胸有成竹的姿態。究其原因，有兩個基礎性因素。其一，在北大接受的敦煌學訓練。北大圖書館為支持敦煌學的研究，開辟219室為專門的研究室，研究室集中館內有關敦煌的書籍，有的老先生還把個人圖書也提供出來。在這個研究室，榮新江閱讀了所能找到的敦煌膠片，對世界各地收藏的敦煌文獻做到了心中有數。其二，榮新江在北大參加了季羨林先生主持的西域讀書班，努力了解和掌握國際上的相關學術信息。此時，他已經與張廣達先生合作撰寫了關于于闐史的論文。而對于于闐史的研究，最重要的學者如劍橋的貝利教授等，不掌握他們的研究信息，就無法進行學術對話。到達萊頓之后，荷蘭雖然沒有收藏敦煌文獻，但萊頓大學里豐富的學術書籍和雜志，讓榮新江有機會通過學者發表的論文搜索敦煌文獻的收藏信息。

　　正是因為擁有這些充足的準備，榮新江尋找敦煌的道路才會越走越暢通。

　　學術關系是榮新江順利尋找敦煌的重要條件。當年文科研究生獲得留學機會，似乎難于上青天。張廣達先生與西方學術界的交往，應該是萊頓大學許理和教授接受榮新江留學的一個堅強理由。而徐理和作為荷蘭最有代表性的學者，他的推薦信各個學術機構都相當重視。

　　尋找敦煌是敦煌學術之旅，發揮關鍵作用的還是榮新江的學術素養和寬廣識見。當年法蘭西438小組（敦煌小組）的那場“鴻門宴”，其實是一次過關考試，榮新江的回答超出了法國學者的預期。于是，法國敦煌小組向他全面開放了資料室，所有東西榮新江可以隨便復印。這個過程顯現的是學術因果關系，榮新江的個人學識展現令法國專家明白他們的決定是正確的。

　　榮新江與德國學者格羅普的故事更是感人至深。一次，榮新江去漢堡大學，原本計劃是去見恩默瑞克教授，但與格羅普教授不期而遇。他們彼此并不認識，但和田研究讓他們迅速熟悉起來，特別是榮新江說出格羅普就是《中國新疆和田的考古出土文物》一書的作者時，作者本人感到非常意外。一個來自中國的年輕人，竟然知道這本書店里已經消失的書，這不是奇跡嗎？格羅普立刻答應送一本給榮新江，于是兩人相約在一個小火車站見面。但是，第一次格羅普因為汽車拋錨未能趕上火車，于是又約了第二次。《尋找敦煌》一書中，榮新江采用了文學的寫法：“車站上一個小黑點，隨著火車的臨近，黑點越來越大，最后變成了高大的格羅普。”這種學術友誼，成為榮新江尋找敦煌過程中時常發生的插曲。

　　在幫助榮新江的人群中，英國國家圖書館中文部主任吳芳思被屢次提及。盡管她曾經到過北大留學，對中國有感情，但這不是她幫助榮新江的全部理由。她給榮新江提供了沒有發表的翟林奈編目，S.6980號以后的殘卷目錄令榮新江收獲很大。之后，榮新江給出的建議，立刻讓她意識到請榮新江參與編目工作的重要性。1991年，榮新江完成了編目工作，形成《英國圖書館藏敦煌漢文非佛教文獻殘卷目錄》稿本。至今，這個目錄仍是學界必用的工具書。

　　榮新江尋找敦煌，首先成就了自己的學術。1985年7月，他從歐洲回國，立刻進入自己的第一個學術噴發期。1996年訪問柏林歸來，又創造了他的一個學術高峰。

　　尋找敦煌，只是滿足自己的學術發展嗎？當然不是。榮新江滿世界尋找敦煌，代表的不僅是個人或北大，更代表中國。他找回的敦煌文書，很大程度上加快了中國敦煌學的研究步伐。比如，周一良、趙和平先生研究敦煌的書儀文獻，榮新江到達倫敦后便開始替師長核對原卷；又如，榮新江發現S.5902《下女夫詞》屬于珍貴的文學資料，后來他送給天水師專的張鴻勛先生研究；再如，榮新江發現英藏文獻中《唐北庭瀚海軍牒狀文事目歷》是十分重要的唐代軍事資料，后來送給了孫繼民先生寫成專著《唐代瀚海軍文書研究》。凡此等等，能列出一個長長的目錄。

　　中國敦煌學界到底有多少人獲得過榮新江的學術援助，這可以成為一個研究題目。曾經在榮老師的辦公室看到兩個筆記本，是友人學生從他那里借閱書籍的記錄，很多如今敦煌學界的翹楚都大名在列，有人一次可以借走幾十本。原來，榮新江千里迢迢從歐美、日本等地背回來的書籍，中國敦煌學界都在不同程度地享用。

　　中國敦煌學終于被世界承認，榮新江先生具有代表性，居功至偉。2000年，國際東方學家大會在日本東京舉行，榮新江被盛情邀請作大會主旨演講。會議主持人、東京大學池田溫先生向與會者這樣介紹榮新江：國際敦煌學的領軍人。如果把敦煌學比作一場奧林匹克運動會，榮新江代表中國勇奪冠軍。

　　當然，學術的社會影響是有限的，從社會的角度看，世界冠軍依然默默無聞。近些年，榮新江教授的《敦煌十八講》一書被翻譯成多國語言，作為西方多所大學敦煌學的教材被廣泛使用。多年前陳寅恪先生指出的敦煌學方向，如今已經有了回響。2021年榮新江當選為英國學術院通訊院士，此前中國有兩位學者獲此殊榮，一是陳寅恪，一是夏鼐。2024年，榮新江被聘為中央文史館館員。所有這些榮譽的獲得，如果追溯，都應該從1985年開始。如同玄奘，所有后來的榮譽，都源自他的西域之行。

　　（作者：孟憲實，系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教授）